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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兴衰/何怀宏(二)

创建人:xiaolizi

最后修改于 2009-01-05 11: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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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karajan (芦荻), 信区: SIS

标  题: 雅典的兴衰/何怀宏(二)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2年04月06日22:09:21 星期六) , 站内信件


战争的起因

 

   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吗

?它是不是国家体制的冲突?或者只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责任更多地在哪一方?是在雅典还

是在斯巴达一方?究竟哪一方更具有扩张性?是混合寡头政制的斯巴达还是民主制的雅典?

   从战争的直接起因来看,雅典人比斯巴达人更不想要战争,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

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和平地通过提格同盟的方式来更好地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

。但我们稍稍从长远和深层的观点来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就会发现雅典人可能要负

有更多的责任。战前数十年,雅典人一直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斯巴达人是处于

守势。伯罗奔尼撤战争前,希腊各城邦间的战争确实是规模相当小(注9)。而波斯的威胁还

保持了希腊人的某种团结,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和扩张倾向渐渐把希腊城邦引向了一场大战。

   这种情况连雅典人自己也不讳言。伯里克利在推进雅典帝国时已经预感到与斯巴达必将

有一战。他在战争爆发后坦率地对有些动摇的雅典人说:“对政治模不关心的人真的认为放

弃这个帝国是一种好的和高尚的事,但是你们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们是靠

暴力来维持这个帝国的,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

险的。”(注10)修昔底德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

斯巴达的恐惧。”(注11)至于雅典的敌人则更有一些“诛心之论”。例如叙拉古人赫摩克

拉底说:“在反抗波斯的时候,雅典就不是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争,希腊人也不是为了他们

自己的自由而战争;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来代替波斯帝国,而其他希腊人作战的结果

不过是换了新的主人。”(注12)这一起因得追溯到公元前478年,雅典在希波战争结束后,

为了防范波斯人,组织了一个海军同盟,其总部设在提洛岛(Delos)。几乎所有爱琴海沿海

城邦都加入了该同盟,它们要贡献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或者用同等价值的金钱来替代。

这一共同防卫的同盟的性质后来却发生了一些变化,雅典使之渐渐成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帝

国,它把同盟的总部和金库从提洛迁移到了雅典,而商业上发生的争执也都是提交雅典的法

庭解决。它开始不是为了共同防卫的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的城邦而动用同盟的金库。而且,它

开始强迫一些城邦加入,并不准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同盟,为此它进行了若干次武力干涉。这

样,雅典的迅速崛起,同盟向帝国的转化,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恐惧、猜疑和怨恨。希腊世界

出现了分裂:一边是人们公开称之为一种“暴政”的雅典帝国;另一边是由斯巴达和一些支

持斯巴达的城邦组成的伯罗奔尼撤同盟。雅典帝国在海上称霸,而伯罗奔尼撒同盟则称雄陆

地。前者主要由爱奥尼亚人组成,后者为多里安人的集团;雅典人爱好在其同盟内部实行的

民主制,伯罗奔尼撒同盟则偏爱贵族寡头政体,或至多能容忍那种有限的民主制度。当时在

希腊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看法,雅典对其名义上的同盟者的自治权进行了难以容忍的限制;也

正是这种看法使斯巴达出来充当希腊诸邦的“解放者”(注13)。

   总之,雅典人势力的扩张最终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虽然不是他们所情愿的,但他

们还是对此有准备的。但除了这种战前的扩张,在战争期间,雅典人还冒险地又作了一次致

命的扩张尝试:向西西里大举派遣远征军,正是这一远征严重挫伤了雅典的元气。

   一个现代人,尤其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观察伯罗奔尼撤战争的历史,会容易产生这样的

问题: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对外的扩张?内部民主与外部扩张是矛盾的还是可以

并行不悖?换言之,一个“民主的帝国”是不是逻辑矛盾?一个“民主的帝国”是否可能?

或者民主如何扩展?

   民主扩展也许有两条途径,或者说两个选择:或者是接受一种平等的邦际民主,这很可

能意味着要尊重和接受其他城邦政体的现状;或者是在其他城邦里建立类似于雅典那样的民

主制度,而这可能意味着干预其他城邦的内政。这两种选择是难于兼得的。但是,民主如何

扩展看来不会是雅典人考虑的问题。雅典尤其不会选择前者,而它推进其他城邦的民主看来

也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希腊各城邦内部的特别紧密,无论是雅典

那种民主政治的紧密,还是斯巴达人那种平等生活的紧密,看来并不有助于希腊城邦的团结

而建立一个希腊大家庭,反而容易加剧各个城邦的分裂。

   至于内部民主,尤其是像雅典所实行的那种非常彻底的直接参与制的民主,是否能阻止

对外扩张和帝国主义政策——哪怕仅仅是出于明智而非道德的考虑,这就要看它内部的人民

是怎样的人民了,因为决定权确实是在人民的手里。如果它没有富有远见的引导,如果它没

有所有人和民族平等的观念,由内部民主焕发出来的活力看来不仅无法阻挡其扩张,反而会

加强这种趋势,何况雅典民族本来就是一个最有活力的民族。热烈主张远征西西里的亚西比

德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说:“我认为一个本性是活动的城郊,如果改变它的本性而变为闲散

的话,会很快地毁灭它自己的。”(注14)而大多数人的这种过度热忱的结果使少数实际上

反对远征的人害怕别人说他们不爱国,因此也就沉默了。

   这样也就民主地铸成了导致雅典失败的大错——侵犯遥远的西西里岛上的另一个民主国

家叙拉古。雅典自此开始在规模大致相等的两条战线上作战,而雅典也正是首先被这个民主

国家叙拉古给打败了(注15)。实际上,在和雅典进行战争的城市中,也惟有叙拉古与自己

性质最相似。民主的叙拉古也领土广大,其公民的性格也颇似雅典人:勇敢、进取、能迅速

抓住战机和扩大战果。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是保家卫国(虽然他

们对临近的城邦也多有威胁和扩张),所以他们和雅典人作战也最为成功。

   战争初期本来是雅典最强盛的时候。一个国家在它最强盛的时候,往往却是它最危险的

时候,因为这也是它最骄傲的时候,而骄傲使人盲目。它开始想满足自己对于遥远的土地的

梦想。而直接民主制判断遥远地方的事情远不如它判断近处的事情。结果民主没能制止战争

,战争则反而很可能摧毁民主。在雅典我们实际上就看到了这种情况。战争后期,在内部开

始有相当多的雅典人对民主不满,结果他们发动了建立四百人僭政和五千人会议统治的政变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到《伯罗奔尼撤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都对民主或者说

极端形式的民生有某种程度的批评或否定。

民主政治如果有其富有远见的领袖可能会避免许多灾难。但不幸的是,雅典人刚刚开始他们

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不久,就失去了自己的领袖。伯里克利在战争开始后两年半即染瘟疫

而死。伯里克利曾说过,如果雅典人善于等待时机,保持他们海军的强大,不在战争中去扩

张帝国的领土,注意不使雅典城市的内部发生危险(诸如内江),雅典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但后来雅典人却几乎犯了上述的所有错误。伯里克利能够不逢迎群众,他“能够尊重他们

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他能够提出反对他们

的意见,“所以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注16

)而他的后继者如大众民主派领袖克利昂的演说言词虽然极具煽动性也不乏勇气,却缺乏远

见而一味狂热主战,包括主张杀死投降的所有密提林成年男性;亚西比德富有野心和才华却

缺乏操守,结果多变而得不到信任;尼西阿斯有操守却又失之于过分谨慎乃至懦弱。结果他

们都丧失了对于公众事务的富有远见的领导权。民众变得骄纵了,他们的意见容易受他们的

直接印象所控制,容易受直接向他们演说的人的言词和感情所支配,于是时而会表现得反复

无常。雅典人在决定是否与科西拉人结盟,是否杀死所有投降的密提林人时,都是紧接着就

推翻了先前的决议。他们也日益失去对领袖、将军们的信任,对他们产生疑惧。这种疑惧和

不信任虽然自有其必要,但超过一定限度也会是苛刻和不公平的。他们不再能容忍失败和失

误——哪怕是暂时和偶然的失败,甚至胜利中的失误。他们很可能会出尔反尔——正是这一

点导致尼西阿斯在最后反而不肯顺从大多数士兵的意志从西西里撤军,并因此而造成人员的

重大损失(注17)。

   即便雅典有杰出的领袖,民主有合理的运作,雅典政治的逻辑是否仍然会使它走向衰落

——即便不是在伯罗奔尼撤战争中,也会在下一两场战争中走向衰落?这里的关键是希腊城

邦之间的殊死战争是否不可避免?雅典内部的直接民主是否并不能使自己免于一种对外部的

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甚至还将加强这种走向霸权的倾向?雅典在自己的内部保障所有成年

公民平等的参与政治和决策的权力,但是它并不会在外部保证希腊所有城邦平等参与整个希

腊世界国际事务的决策权,它甚至不尊重其他城邦的独立和自由权。这里的政策是明显“内

外有别”,甚至还有一种“内内有别”的——不仅奴隶,无论在本地居住多久的外邦人和妇

女都是没有公民权的。

   所以,要回答在当时的古代希腊的世界里有没有建立一种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可能的问

题,答案看来会是否定的。甚至这个问题是否会出现在当时政治家的脑海里都是疑问。所有

人平等以及所有民族平等的观念大概得在一种后基督教的文化中才有可能出现。当时的雅典

人确实还没有一种所有人的,不论出身、男女和种族差别的、普遍的平等观念。然而,即使

是有了一种“内部无差别”的民主制,是否也还是会有一种“内外有别’初政策,即在国内

充分实行民主和平等,在国际间却实行某种不是平等对待的霸权主义政策也还是一个疑问。

民主的道德基础是什么?民主是否仍然是“自私的”,仍然具有某种封闭性?甚至内部的凝

聚更可能导致对外的拒斥,导致某种孤立主义或扩张主义?它能确保公正的外交政策吗?抑

或这里主要是一个可行性的问题,是一个政治发展程度的问题,即原因主要是因为无法建立

一个国际的仲裁和执行机构。而推动向这一方向的努力是否也需要一种从民主中吸取资源的

道德力量?以及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否还涉及一个人性可能性的问题?这诸多问题还都需

要进一步深入和仔细的探讨。我们也许对任何制度都不能有一种制度拜物教的崇拜,或者,

我们必须对人类或各民族未来的制度选择保持一种敏感和开放的态度。人类并不总是能去选

择道德上最优、或者说最公平、最平等的制度,而只能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有一种具有远见而

又因时因地的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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