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爱智与好学的分野，形成现代社会中西方社会形态的吸纳状态。惊人的科学发现因爱智得以成行，发现的成果恨不得告知与众，不管这种成果对人类是消极还是积极的。这导致两点后果：

其一西方对科学发现在个人层面缺乏道德约束，由共识达成的技术伦理（规则），需要国家或者社会予以约束，而不是中国道德教化而形成的道德自觉（守规矩）来的更实在。在人文层面，由于理性的道德律（康德）不是世俗的教化，所以西方社会没有诚德明德的个人修养要求，支配社会进步的关键人物通常没有道德威望，人们又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就是以权制下而不是以德服众。中国德才兼备的人才观，使得以德率下更具领导力和执行力。

其二中国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当做学的内容予以吸纳，客观的看待科学技术并无多大障碍，道德上只要突破这一点，加上西方科学知识的建构基于显式表达（事实、逻辑、结论），学习起来相对容易——科学没有国界。但是在人文层面，作为领导社会前行的精英来说，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和人才选拔路径相向而行，成就了中国负重仍然可前行的文化基座。这一点在困难时期更容易看的清楚。德与才在西方本身就不是捆绑一起的，社会也不要求领导人有多大的品德，只是希望不要违反规则就行。中西方文化在人文境界上明显显出中国文化熏陶的社会更高效更低成本。

而中国的人文精神内核在先秦就已经奠定，这些典籍以记录感悟为主，导致大众不容易理解。更何况没有在中国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西方精英更难以理解，就更别说践行了。

简而言之，中国好学可以把好东西都吸纳进来；西方的爱智依然可以在科学技术上和中国争长短，但在国家治理，社会融合高效运作方面就显现出明显的劣势。当社会生产力降低以后，这一点更为明显，经济支付不了高昂的社会治理（规则）成本，国家就容易逐渐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