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雪丨丁含章：夏花遍阡陌 共赴山海繁星
2025年10月19日 16：30--18：30
采访人：代欣怡（以下简称代）高梓凯（以下简称高）
被采访人：丁含章 （以下简称丁）
被采访人简介：丁含章，2021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2021-2022项目组组员，2022年爱心万里行山东菏泽路教务+dc，2022-2023项目组组长，2023年爱心万里行四川雷波路领队，2023-2024爱心社社长。
代：
非常感谢学长接受我们的访谈。请问学长大一为什么想加入爱心社？另外我们了解到，学长当时主要在做项目组的工作，还参与了之后山东菏泽路的万里行支教，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当时为什么选择去项目组？
丁：
因为去项目组这事，其实从高三就有苗头了。当时我走完保送流程，跟比我早一届保送到北大外院德语系的学姐聊北大的情况，我那时候就对支教挺感兴趣的——我们高中本来就有个叫“阳光小讲台”的支教项目，就是我们这些保送生，在高三1月、2月保送完之后，第二个学期会去山区学校，和我们初高中结对子的那些学校当志愿者，算是简单的支教。所以当时我还回了的半个老家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在那儿做了“支教”。
所以我就问学姐，上了北大之后还有没有这种支教机会，学姐当时就在项目组，还参加过2020年湖北十堰的万里行支教，当时是跟谷润东学长他们一起去的。学姐就跟我说，你可以来项目组，来爱心社。所以我进北大之后，百团大战的时候，直接找着爱心社的摊位，报名申请加入项目组了。
那时候我对爱心社项目组的理解是：它一方面做支教万里行，另一方面其实是个孕育、孵化项目的组织，相当于社团要搞新活动，或者有新活动报上来的时候，它是个引擎，也是个对接者。不过后来我们也知道，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不管怎么说，后来我还是以组员的身份加入了项目组，当时好像是袁涛哥和一个学姐面试的我，反正挺顺利就进来了，毕竟我之前有过支教经验。
刚开始当组员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个任务是让我做B101的总控，还是在贺一尹学长的帮忙下做的。那时候我们还有总结会，大概是10月中下旬，工作人员还得穿得西装革履的，特别正式，然后去做总控，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活动。
紧接着就是找目标学校，我之前支教过的那个学校其实挺合适的，所以当时我就想着，把那个学校纳入进来，要是组里、学校都认可，之后我就能去这条线支教；不过去别的地方教，我也愿意。
后面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你刚才问的山东菏泽路，其实活动是在河北做的，是2022年冬天，我和谷润东、张泽昊学长三个人去那边做的寒假考察，挺顺利的。当时这个学校就一个问题——学生太多，所以得把筛选学生的事儿交给学校来办。
之后万里行的招募、准备这些，其实不算特别好，那年遇到个大问题：因为疫情，还有可能是宣传的原因，我们招到的合格志愿者特别少，就是最后能进综合面试的人没几个，但最后还是成行了。
结果就在我们备完课、还有三天要出发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有疫情，当地县政府说我们这活动办不了，因为北京当时疫情又复发了，怕我们过去带来疫情影响。
出发前三天紧急联系的时候，大家好多都因为疫情回家了，就几个留在北京。我们临时紧急联系后改到了山东省菏泽市的丁里长中学，这事儿对我们影响特别大——有些同学备的课都没法上了，比如我备的河北历史和河北地理，最后就上不了。我记得当时只能赶紧跟别的同学一起，合开了一门折纸的PBL课。总的来说，活动最后还是办起来了，但因为对接的很匆忙，在当地和地方的学校、政府因为生源、管理方面有了不少摩擦，也给队内的团结造成很大影响。这次经历确实留下了不少经验教训，当然也有很多感动的瞬间，我们当时的队歌是《生如夏花》，我真觉得这歌里面每一句、每一词、每一字都在讲述我们的经历一样，也似乎道出了万里行的某种“本质”。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我怎么进项目组、还有为什么去山东菏泽路支教的事儿。
2022年爱心万里行山东菏泽路，丁含章在上课
代：
我知道学长大二暑假还在做万里行支教，只不过从项目组组员变成组长，从路员变成了领队。这次带队支教，跟之前单纯参与比，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丁：
这一点我真有挺深的感受。身份变了之后，要操心的事儿不一样了——不是具体做什么工作，而是要管人事安排。因为我们是个组织，是个社团嘛。而且项目组的情况更为特殊。
当时爱心社已经有点青黄不接了。我记得大三的时候，采访15级的王焱学长，聊到过这事儿：大概从他那时候开始，我们发现可能因为一些就业压力原因、保研变卷，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一个部组的兴衰兴盛，很大程度上要看部组的组长或者部长对于部组的调动能力，就是完全在于他个人；但在那之前，所有社员都有精力、有意愿做活动的时候，其实只要做些相对简单的工作就行。
所以我当组长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一方面，我在项目组待过一年，也当了一年路员，有经验，有些工作我自己能做，而且可能做得还不错，但我必须把这些工作交给没什么经验的同学来做——得让他们在做事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才能够未来接任，或者留下来做更重要的事。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个考验，我觉得梓凯你可能也有这感受，任何组织的负责人大概都会这样，跃林说不定也有。这算是工作重心，或者说责任上的转变吧。
另一方面是心态上的转变。我们是社团，不是纯学工组织，就算是学工组织，他们也会主动强调，平时要通过团建或者别的方式，增强部门的凝聚力。我记得当时跟袁涛聊，说我们项目组去年做得其实有好有坏，坏的地方就是团建太少，大家之间的关系建设不够。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着，得多搞两次团建。但这又有个矛盾：那时候大家都特别忙，而且疫情期间，出去聚餐也不方便，经常可能被封在学校、封在宿舍里。那时候压力还挺大的，所以最后团建也没搞好。
但心态上的这个转变是真的——我得去关注大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得在情绪上多照顾组员，给他们情绪价值。比如总结会结束之后，像我们这种老路员，有自己带的队员，很多老人也都有自己的组员、队员，他们会直接去聚餐，这很正常。但有些新成员，比如像大一时候的我那样的，就会有点无所适从——忙完之后，部组里的核心骨干好像把他们撇在一边，自己去吃饭了，他们辛苦半天，虽然这是分内的事，但总觉得少了点情绪上的照顾。后来我当组长之后，越来越注意这事儿，会主动跟每个组员聊他们对部组的想法，还有他们在组里的感受。这就是心态上的转变。
哦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成“甲方”了，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太会提要求和条件，因为大家都是朋友，不好很“硬”地说话。很多时候好像必须加些修饰词来补足微信消息那种天然的冷冰冰的感觉。我感觉我就是当了组长后，才开始大量使用表情包，而且很多句子最后开始加“～”或者括号了。
至于后来为什么当领队，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一方面，雷波那个地方是我去考察的，23年年初的时候，跟梦瑶姐、林荻姐一起去的，所以我对那儿更熟悉，也确实喜欢那个地方。后来就自然而然通过了上一任F4还有他们邀请的老人们组织的领队副领筛选，之后就成了领队。
2023爱心万里行雷波路第一次队伍会后合影
2023雷波路因大雨在北京西被迫延误457分钟后终于出发
2023雷波路在支教学校合影
2023雷波路于总结会后合影
雷波路一周年路聚合影
代：
刚刚学长提到，大家好像都明白，从部员变成领队、负责人或者组织者之后，有责任去关注组员、跟他们沟通。但除了责任本身，你真的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的感受？比如这对你来说会不会是压力？
丁：
那肯定会啊，这事儿既是压力，也是义务。这是组织者需要去某种意义上 sacrifice ，牺牲奉献的这种状态。就拿万里行举例吧，你当了领队或者副领，就得扛下很多争论，最后还得做决定，这时候可能就得承受一部分路员的不解，做黑脸，不过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要多沟通。
再举个具体的例子：23年雷波支教快结束的时候，四班有三个女生想给老师们一个惊喜，但需要老师里有个内应，她们自然就找到我这个领队了。把我拉过去说：“你把其他老师带过来，我们在这儿布置，你再帮我们录下来，后面剪视频能当素材。”她们在那儿画了特别漂亮的黑板画，我找了个借口把大家骗过去，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但我自己作为领队，就没机会感受这个惊喜了。（但这三个女孩心很细，他们单独给我做了“奖状”，算是补偿我的“惊喜”）
小朋友给希瓦老师的奖状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情绪转变——以前能享受的东西，现在得承担一些以前可能不喜欢的事，得妥协、得斡旋，还可能被误解。但这时候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作为组织者、领导者，得调整自己对“享受”的定义：不能再想着直接去帮一个孩子，而是要享受给别人创造帮人的机会这个过程。对，我当时就是这么转变过来的。
代：
好的。除了这两次，我们知道学长大三之后还在做支教。你大学这么多次参与，要么是万里行，要么是其他支教。我跟其他做支教的同学聊过，他们会怀疑、担心短期支教对被支教的同学到底有多大影响——很多时候，支教好像变成了支教者自己想在这个过程里找答案的一种尝试，但如果只是尝试的话，很少有人会做很多次。所以想问问学长，你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次？
丁：
这事儿得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假如你单纯想改变自己，或者想多了解乡村社会，或者就是想一次性献个爱心，让自己的某个暑假过得有意义点，你的本位是就不一样的。比如有些同学参加支教，就是想让自己大一大二的暑假做点有意义的事，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事其实有很多种，万里行是选择之一。
但对我来说，我相信对爱心社其他很多负责人也一样，我们是把爱心社，对我来说就是把项目组当成了自己的一份“事业”，是在学校里除了学业、朋友之外，能做有意义的事的一个来源。所以对万里行的态度，自然就不一样了。
2023年爱心万里行发布会现场，作为项目组组长发言
所以我会参加两次万里行，做一次“思文在兹”支教，到大四还接着帮今年的万里行，就是因为我总觉得万里行里还有些不合适的地方，有些事能通过学习改进。这也是为什么去年暑假我去参加美丽中国的志愿者公益训练营，23年8月末去参加知行计划的共创营。因为我总觉得支教能做得更好，所以就一直想参与进来改进。
我一直还在想，支教有没有别的可能的形式。 具体来说，传统支教有很多弊端，比如老师在每个班只上一次课就结束了。我们从23年开始，强调通过导师课和孩子们建立更深的连接，但说实话，这个程度对我来说还不够。
所以24年、25年的时候，不管是给万里行提建议，还是和朋友设计“思文在兹”，我都想照着林小英老师跟我们聊过的一个设想来做：弱化课程，强化环节。过去做支教，可能一上来就上课，现在可以先做活动——比如前三四天全是跟孩子们做活动，拉近关系，了解他们真正需要什么；中间留两三天，既是休息，但主要是调整课程，把之前备好的、或者之前没备但孩子们需要的课弄出来；后面一周甚至更久，再跟孩子们上课。
这就是我觉得能把万里行做得更好的一个方向，今年万里行结束后，我记得跟余同，好像还有老高聊过，说能不能多学学3.0模式，也看看能向谁学——比如跟益微学，或者跟美丽中国学。
另外还想提一点：当了组长之后，包括我估计你一会儿会问的当社长之后的变化，就是能接触到更多社会上的人。这个“社会上”既包括美丽中国、益微、知行计划这样的社会组织、社会企业，也包括学校里的其他部门、其他组织，还有别的学校的组织，比如清华的几个相关组织、社团。在这个过程里，能学到很多，也有很多交流的机会。
代：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提到万里行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那你刚说的林小英老师提的“弱化课程、强化环节”模式，要具体怎么尝试呢？
丁：
[1] 可以简单概括为用大的PBL来做的。比如做一个“社会调查”的专题，直接连开三天：第一天做培训、搞访谈模拟；第二天直接带出去，找田里面的农民，或者工厂、小卖部的人做访谈；第三天出报告。或者做一个地方文化/文艺组，第一天学理论知识、学动手操作，第二天上手做艺术品、工艺品，第三天用策展或者展示的思路，把作品串起来展示。
这样一来，就把以前每次只能上40分钟、最多80分钟的课，或者几节课连起来的组合课、专题课或者PBL课，再把时间拉长了。但这对老师的挑战也更大了——比如上医学相关的PBL，万一孩子在过程里提出特别多的问题，怎么解答？怎么把孩子们的思路往自己设计好的方向引，或者更灵活点，顺着他们的思路往想达成的理念上推？。比如，假设我本来想讲消化道系统，结果大家突然对免疫系统感兴趣了，那我的最终目的其实是让大家了解自己的身体，那我能不能直接换成讲免疫？我肯定不行，但我不知道跃林你们学医学的能不能做到。反正这挑战挺大的，但效果可能会很好。
不过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是大学生志愿者，是社团，不是专业的，不像美丽中国那样专业。这也是当组长、包括当社长必须考虑的事：得考虑大家的精力，知道什么时候该止，掌握好度。但这么做的效果肯定会好很多，至于万里行能不能尝试，可能得看新F4，哦现在是F6了，以及理事会其他成员、项目组和外联部的同学们能不能从其他有经验的公益组织那边，学到一些我们容易上手、又能好好实践的东西。[2]
代：
谈到孩子们真正想要什么，学长你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或者印象比较深的事？
丁：
有个印象特别深的例子。23年我们在雷波支教的时候，发现那边孩子的英语水平确实很差，不管是老师还是孩子，其实都希望我们多教点英语相关的内容。不过孩子身上不太看得出来，我们在那儿教了三四天课之后，感受就特别明显了。刚好那时候，我们队里有个我们院英语系的博士学长，一飞老师，他在教英语课。他跟我说，孩子们可能确实需要更多学英语的时间和环境，培养兴趣。所以我就直接把我的一门课改成了一门“也说英语”的课，用别的形式带着孩子们说英语、了解英语。我觉得这就是个典型例子——找到孩子们真正需要的，而且是我们确实能给的东西。
2023年爱心万里行雷波路，丁含章上英语课
代：
不过我还想插一句，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和听到的一些事，感觉在这么短的支教时间里，要是想解决他们因为教育资源不足导致的学科困境，好像挺难的。而且我们感觉，至少我们万里行准备的时候，就没往这个方向想，因为一开始就觉得不能打断、影响他们正常的教学进程。学长你去过这么多次，对这事怎么看？
丁：
我觉得这还是个方法问题。我们有时候不愿意触碰当地正常教学秩序，是有个隐形的宗旨在：万里行不讲当地教材里的内容。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可能用半个学期准备一门课，讲得挺精彩，结果让孩子们觉得“我们老师之前教的都是什么”，反而对自己老师产生厌烦心理。
但这个质疑是一几年、零几年的时候社会上对大学生支教的看法，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咱们可以先把这个质疑放一放，试着做点改变。还有人会担心，我们只教一部分孩子，会不会让这些孩子回到正常学习中后，产生内部不平等？但我觉得思路不该在这儿，而是说要选一些他们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平时也在学的东西，换个角度，挖深一点，再做得有趣一点，这样能激发他们对日常学习、日常生活的好奇心。[3] [4] [跃王5]
为什么这么想？一方面，这样我们备课也方便——大家都熟悉的东西，更容易准备；不然你跟他们讲哲学，他们没学过，连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是谁，希腊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讲？但如果用他们平时接触过的东西，比如英语课里学过Big Ben，大本钟，从这个点展开，他们会说“这个我学过”“我知道”，这样学习起来也更有劲儿。
另外还有个问题，23年、24年、25年这三年我一直在做寒假考察，当地老师提得特别多：孩子们越来越沉迷手机，沉迷虚拟世界，不愿意关注身边的生活。所以我当时跟几个朋友聊，能不能教点他们日常生活里的东西，把注意力从手机拉到现实里来。
比如22年十堰路的支教，他们就开了一门识别身边植物的课，大家一起做标本、剪花、识花辨木、拓印，特别有意思。后面也有类似的课，我记得去年云南那边也做了相关实践，还结合了劳动教育。
高：
对，我们这条路也有，去年就借鉴了那个叶片拓印相关的课程。
丁：
对，还有更简单的，比如农作物——了解它的习性，要么去问农民爷爷，要么自己试着种。我记得22年的时候，袁涛在河北怀安做导师课，带小组的同学从第一天就种了种子，一边讲种子的变化、植物的习性，一边做心理疏导——因为心理学里有画树的活动，他就把这俩结合起来了。等到最后一天，种子发芽了，知识也教了，心理也疏导了，特别好的一门课。可惜那门课的教案，因为那年疫情搞得特别赶，没保存好，后来有人想学着做，也没做成。但这就是个好例子——从日常生活入手，还能延伸出很多内容。
高：
我还记得我大一报名万里行的时候，报名表上写了个预期课程，就是想学着种地。
丁：
这其实涉及到另一个很有意思的实践方向，就是翻转课堂。还记得我刚才提的那个英语系博士一飞老师吗？我当时带导师课还是老样子，自己会什么就带孩子们玩什么，比如篆刻；但他就搞了翻转课堂，要求他带的那几个学生，在他离开之前，教他一个他们自己会的技能。所以他当时学了跳科目三，还学了别的什么舞，特别有意思。
翻转课堂其实能做得很好，而且这不只局限于导师课，还能当成大的PBL课程的一部分。可惜我大三大四的时候，必须得把精力放回学业上，不然就废了，没机会实践这个想法。今年暑假本来想实践的，结果又因为别的事没做成，挺遗憾的。
高：
对，其实这个方向真的挺好的。我还好奇，这种实践更适合小学还是初中？会不会有影响？
丁：
我们之前一直考虑过这个问题，觉得初中生知识能力可能更强，讲偏知识性的内容会更好，所以分领队、副领的时候也会这么想。但实际上我去了这么多地方发现，根本不是这样——有些地方三、四年级的孩子，对知识的热情比初中生还高，有时候小学孩子掌握知识的速度和能力，甚至比某些地方的初中生还好，这东西没法量化。所以林小英老师说的那个方法可能更管用。
就算我们做了寒假考察，之前给老师发过问卷，给孩子们也发过问卷，但这些都比不上所有路员到当地之后，亲自跟孩子们接触、跟老师交流的效果。之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想过把寒假考察的内容做得更细，项目组一直在做这件事。从22年到24年，我当组长、乐恒当组长的时候，我们先请了21级俄语系的李泰毅起草了一版，之后每年都改，把寒假考察表做得特别细。我们也一直强调，要跟孩子做访谈、听他们的课，而且要做好详细记录。
比如今年我在福建路做考察，记录做得特别细，但没用——你们之后可以问问福建路的几个同学，看没看我做的记录，看了之后有没有帮助。这不能怪他们，我觉得是信息传递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我还想提一点：爱心社，包括所有学生社团，都有个大问题——经验传递。你看我现在已经在英国了，才跟你们聊这些经验；要是我还在学校，接着帮下一年的万里行，肯定能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但现在不行了。而且说实话，能像我这样在学校四年一直帮万里行的人，几乎没有，可能也就乐恒、15级的王焱能做到。
要坚持做下来，确实得牺牲很多事。我记得乐恒24年3月跟我们去云南考察的时候，那两天可能就睡了三四个小时——白天跟我们一起考察，晚上还得给赶学业的project，特别辛苦，其实大家都这么辛苦。所以经验传递真的是个大问题，我跟王焱、林荻姐、琼娇姐还有一些老学长聊的时候，都提到过这个事。
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做“王搏计划”的时候，跟梓凯聊，我们就说，要多记点东西、多写点东西。反正经验这事儿，社团一直在努力解决，但我可能是解决不了了。
2024年爱心万里行，备课培训现场
代：
学长，你觉得支教对你来说意义有多大？有没有一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比如印象深的故事，或者支教给你带来的改变？
丁：
整个支教经历里，有两个小故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第一次是22年在山东菏泽支教的时候，我负责三班，主要是初中生，但不知道为什么，跟一班的几个孩子特别熟。可能是他们更喜欢我的课吧，不过更大的原因是我带他们打篮球。这两个故事都跟篮球有关——我会教他们很多篮球的细节，这些其实是我上大学之后才学的，他们觉得特别有用，也特别开心，每天下课之后都拉着我，要么不让我去吃饭，要么吃完饭接着跟我打篮球。
篮球就是一言一行，它比知识更具体——手该怎么放、胳膊该怎么拐、怎么发力、步伐该怎么走，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很重要，不只是学技术，还能打开孩子们的思维。
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里面有个叫Yky[6] （简称）的小孩，每天下课都来找我打球。我们走的时候，他给他们班老师送了礼物，还单独给我送了纸折的一朵花。他们班还有个特别调皮的小男孩，也给他们班老师做了礼物，还单独给我做了一条红色的手绳。
走的时候，就他俩哭得最凶。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他们可能没从课上学到多少东西，但他们会记得，有个篮球打得还不错的大哥哥，陪他们打了一夏天的球。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他们之后可能什么都忘了，但说不定会记得那个暑假，跟一个人一起打过篮球。
2022山东菏泽路----丁含章在上航模课
还有一件事是23年在贵州毕节的竹园乡，我教初中生，也带篮球导师课，大家学得很开心，也很认真。两天之后的傍晚，天基本黑了，灯也关了，我突然看到我带的一个学生，在那儿练习我教的正确的三步上篮发力步伐，一遍一遍地练——一个人拿着篮球，摸黑练习，投完球把球捡回来，“啪”一下再上篮。我当时就觉得，我教的东西好像真的有用。之后他打篮球的时候，肯定会想起，曾经有人教过他这么个技巧。
还是这个孩子，23年年末我们要走的时候，最后一天，因为我们先做了支教，之后又做了一段时间社会调查，刚好他们返校，我们也要走了。那天晚上我去他们宿舍谈心，这个孩子跟我说：“老师，我知道我看不下去书，我们家那一柜子书，我真的一点都看不下去。我知道你能看下去书，我特别羡慕你这样的人，但我有我自己的选择。”这孩子特别成熟，我问他之后想做什么，他说想先去当兵，然后回家养猪。他觉得养猪现在也能挣不少钱，也能过好日子，他不喜欢城市里的生活，也不介意县里面和村里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孩子想得特别清楚、特别成熟，这也让我更明确了支教的意义——我们肯定不是希望所有人都离开县城、离开家乡，至少我不是这么期望的。我希望的是，让他们接触到那些因为出生环境可能接触不到的东西，然后自己做一个公平的选择：可以去城市，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家。
所以那次聊天对我触动特别大，因为那不是我在教他什么，而是我看到了一个我所期待的、鲜活的乡村孩子的状态——他很成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愿意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这种心灵上的震颤，是支教带给我的特别珍贵的东西。
2023雷波路--丁含章在PBL课上
代：
那支教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无力的瞬间？
丁：
肯定有，比如性教育的问题。有男孩子会侮辱女孩子的身材，也有女孩子会嘲笑男孩子个子矮，开黄色玩笑。遇到这种情况，我自己都觉得特别无助，因为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既要批评他们，又要鼓励他们改正，还要激励他们，但是该怎么说、怎么引导，我一直没找到好方法。
还有生理课，我自己也一直没上好。比如讲生理器官的时候，下面的孩子会有各种反应，有人窃窃私语，有人笑个不停。这时候该严厉制止他们，还是用别的方式跟他们沟通？不过后来也想了些办法，23年最后一次我亲身去支教的时候，把生理课改成了小班课，当时男生比较少，也就十多个人。我想，别用PPT了，也别当成正经课堂，就弄成类似美国戒酒互助会那种形式——大家围成一个圈，我像跟学弟、跟弟弟们聊天一样，拿着电脑跟他们说“你看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用分享的形式，而不是知识传输的形式，好像还解决了点问题。
后来我也不太清楚大家的生理课是怎么上的，面对性别歧视、语言暴力这些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但我知道，每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有人会严厉强调，有人会委婉一点，甚至有时候还会引发路员之间的矛盾。这事儿到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无力，希望下一年能做得更好吧。
代：
现在想请学长分享一下，大三刚当社长的时候，爱心社当时是什么状况？你当时为什么愿意当社长？毕竟当社长要承担挺多责任的，除了支教之外，你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份责任？当时有没有想过，自己一定要做成哪些事？
丁：
这是个挺复杂的问题。要说责任有什么变化，其实是另一个问题。所有人在5月末竞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下一年要面对什么问题。上一任就算把该说的都告诉你、写下来，你也没法真正体会，不知道那些事有多累人；更重要的是，明年还可能出现很多新问题。
2023年秋迎新大会社长发言
当时我对责任转变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多花点时间参加每个部组的例会，多去线下活动看看，了解大家在做什么、有什么问题，然后一个一个解决。但实际情况是，例会根本开不起来——那时候爱心社很多活动都停了，组织部组织不了活动，不是大家不努力，是因为疫情没法线下聚会；资助部也出不去，出去了就会被拦住，不让进。
这种情况下，怎么传递经验？包括我在内，新上任的几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开例会——我知道项目组怎么开，但别的部组怎么开，我完全不清楚。我能干什么？什么也干不了。疫情时间太长了，一年还好，两年三年下来，大家都没辙。
所以第一个学期，我完全是懵的状态。当时的理事长和部组长们上一年都没参加什么活动，大家不清楚活动该怎么开展。而且校园部、外联部、宣传部都已经名存实亡了[跃王7] ，再加上活动审批上遇到了一些困难，[8] 第一个学期根本处理不了任何事。
整个那一年，就是有解决不完的问题，比如社庆。平时大家都不怎么活动，这时候还要办社庆，而且社庆晚会已经两年没办了。我问之前的人怎么办，他们说各个部组出节目表演，还可以请兄弟社团来看，还有吃蛋糕。我没经历过这种事，就会质疑“这有什么意思？大家真的会来表演吗？表演了又能怎么样？”感觉就是为了做活动而做活动。
最后我决定，在静园搞个游园会。费了半天劲，总算办起来了，我记得俊峰、跃林当时也在。但大家肯定都记得，那天特别冷，风又大，天都是昏的。最后志愿者玩得倒挺开心，来的人也不少，不过大多是带孩子逛校园的家长和孩子。
2023爱心社社庆游园会现场
24年大三下，我写人类学方法作业的时候，访谈了王焱学长。他跟我说，他们当时之所以办联欢会，是因为那时候大家彼此都特别熟，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比如我和晶晶熟，和梓凯熟，大家都是一个组的，关系特别好。那梓凯要是上去表演，我肯定会叫好，会很开心，也愿意看。
但这种状态，大概只有18年及以前的爱心社才有。他跟我说，那时候家园和燕南中间的小楼，当时是咖啡厅，两层都被社团包下来了，大家在里面玩、吃东西、打牌、唱歌，就像爱心社自己的俱乐部一样。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当时就是夹在历史的重担和不知道怎么转变的矛盾里。那年还是爱心社30周年，肯定得搞个大活动，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搞——我当时对爱心社了解不多，只熟悉项目组，这就是经验不足的问题。让一个新社长来扛这种社团核心活动，根本扛不动。这也是为什么我大三大四之后，还想继续参与社团工作的原因——有些活，像梓凯现在因为做了很多社史工作，已经很了解了，但有些活不让老人来帮衬，真的不好干。
最后总算搞了个大动作，发了一篇官媒推送，现在想起来，其实也不算多大的事。但当时我和几个同学，翻了那些堆得像小山一样的BBS信息和网盘里的内容，才整理出那篇推送。
为什么会好转？因为当时我跟俊峰聊了聊，他对儿童部有很多想法，还通过馨心直接找我聊。那时候我突然想到，既然现在各个部组长都已经很忙很累了，我不好再给他们派活，不如直接去找在任的组员、部员，或者下一任部组长，问问他们的想法，看看能不能做些不一样的改变。
所以当时跟俊峰聊了很多，还直接让他来旁听理事会。俊峰只是个开始，那之后，包括俊峰处理他那年的工作的时候，还有其他部组长处理自己部组问题的时候，都会试着跳出我们现有的框架。
因为我们刚进爱心社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简单又苍白的框架，没有血肉；但社团本来应该是有血有肉的，要把这些“肉”和“肌理”重新编织起来，只能靠自己去跟大家真正交流，把大家和这个“骨架”连接起来。这是从大三下开始做的转变，后来也确实有了些好效果。
还有一点就是，心态上会放松一点，也慢慢明白，你永远会犯不完的错，永远有顾不到的疏忽。就拿万里行来说，谁能想到2024那年竟然招不齐领队和副领？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而且23年的万里行做得很不错，大家反馈都很好，除了个别小问题，路员之间关系也很好，在项目组也过得开心。但就是招不齐人，这真的是我们工作的问题吗？不是，我觉得就是巧合——那年大家都要实习，这两年的环境就是这样。
当时我记得我的说法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永远有解决不完的问题，但没关系，总有办法解决。我和乐恒那周周四出发去云南，周五周六考察，周五等了半天发现不对，还是招不齐人，就决定试试全校招募。白天我们要考察，晚上在乐恒赶他的项目之前，我们还得跟林荻还有几个老学长姐沟通，问全校招募行不行。大家说只能试试，我们就开始行动——那两天我俩分工，我写一部分招募令，他写另一部分，然后发出去。
周日下午我们回学校，晚上项目组的理会结束后，我们紧跟着开介绍会，来了四五个对全校招募感兴趣的人。紧接着下一周周中又安排了面试，因为必须抓紧时间，不然路员招募都没法推进。最后总算招齐人，活动也办起来了。
所以说，问题来了就解决，总有解决不完的问题，但没关系，就是这样的。这种心态上的转变很重要。
代：
学长，你提到之前爱心社的组织架构有点简单苍白，是不是因为上面负责的学长学姐年级高了更忙，而其他同学参与组织工作比较少？
丁：
不是，我说的“苍白”，是对21、22年，或者说20年进爱心社的同学来说的。因为那时候大家的生活和学习状态，跟18年及以前的学长学姐比，没那么自由、没那么积极了。所以在部组里做事，有点就像做学工一样，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拿学时。当然，大家也会有自己的感悟，比如护老部的同学去跟老人交流，自己愿意去，肯定会有想法，但因为人少、精力有限，根本没能力做组织工作。
当时组织部搞了个“爱心二十一”活动，跃林你肯定知道，有效果吗？好像根本没实践下去，就是因为大家没精力去认识彼此，没精力在横向关系上一起玩、互相了解。但社团应该是这样的吗？不是。社团不是权利义务上的平等关系，而是友谊，它是一个平均的状态，但是大家只有精力去完成一个某种意义任务上的东西，没精力搞这些，这就是问题所在。而我们组织者的任务，应该是给大家重新建立一个平等的充满想象力的自由的空间，因此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捕捉和塑造“正反馈”，使得大家可以自发地去参与，甚至组织活动。
所以去年迎新大会的时候，我们决定改一改，改成分会场形式，必须让几个老人过来——就算“压榨”他们，也得让他们来带新人，跟新人交流。不然爱心社永远是个金字塔，成不了一个平等的、内部友爱团结的、有趣的集体，这种关系特别不好。
2024爱心社迎新大会后负责人们合影
代：
梓凯老师说，当时刚好疫情刚结束，涉及部组的问题比较复杂，学长刚才也讲了一些。除此之外，学长还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事？
丁：
你是说疫情之后各个部组的情况吗？
高：
对，比如校园部、宣传部和外联部当时的处境，你觉得为什么会那样？
丁：
22年年末到23年年初，我当时是项目组组长，也是理事会成员，能看到部组是慢慢萎缩的。最开始理事会前几次讨论的时候，还会聊校园部的事——他们之前有个类似广播的活动，后来改成发推送，比如推荐适合自习的地方。但我进社团的时候，这个活动早就没了，大家没精力做，也没想法做。
我记得当时林荻姐、佳欣姐、子涵姐，在理事会上还讨论过要不要把这个活动捡回来，聊该做什么内容、怎么弄。当时上一任校园部部长，也说蛮有意愿，确实会认真讨论，但就是做不出来，因为好多选题都没意思。而且还有个问题：随着学校越来越学工化，校园部本来的很多职能，都被学工部门、各个组织、校团委学工或者院系学工接手了，真的不需要校园部再做了。
还有爱心伞的问题——爱心伞当时，大家借了忘了还，最后就剩两把。我们当时想了些办法，比如看天气预报，下雨前派人去看着，登记发放；或者做个小程序，扫码借伞。那时候还没有好用的AI，大家对做小程序有想法，但没觉得真能做成，现在有很好的AI了，可能会容易点。当时还讨论过贴码或者登记的形式。
但问题是“谁来做”？当时校园部的人都不说话，没过半学期，部长就换届了，因为他实在太忙，换了个新同学上来。结果这个新同学周五晚上要做实验、开组会，根本没法来开理事会，这也不能强求。
再加上疫情，收衣服的活动也做不了，校园部就慢慢濒临崩溃了。 23年冬天的时候，问题就更明显了——我当社长之后，看到BBS、树洞上有人问“爱心社什么时候收衣服”，当时特别慌，觉得“不行，必须得做”。但谁来做？只能我自己上，当时叫了团支书，主要还是我牵头，还找了个之前有经验的学姐，甚至把上上任校园部部长也找来——我有她微信，也见过面，向她请教流程。
结果最后拿到手的宿舍楼信息表是错的，里面的男女宿舍早就变了，又得找人去确认哪些是男寝、哪些是女寝，还得搞清楚谁管这事、能不能进宿舍收衣服。
完全是摸索着来，但那时候校园部已经名存实亡了，找不到人，新部长直接失联。所以换届的时候，我们正式宣布把校园部取缔了。当时老社长群里也有人问为什么取缔，我们解释之后，大家虽然惋惜，但也表示理解。
2023年冬天收衣服后等待汽车入校
至于宣传部和外联部，问题是老生常谈了。你能想到这两个部组，理想的工作状态应该是由对各个部组有了解的人来做——比如外联部要对接儿童部的活动，得先了解儿童部的情况；宣传部要宣传儿童部的活动，也得懂儿童部的事。你能找到多少像余哥这样，大一就懂这些的人？
然后谢谢晶晶，幸亏有晶晶，宣传部今年又可以复兴。之前这两个部组之所以缩水，很容易想明白：其他部组都没活动，宣传部没东西可宣传，外联部没活动可对接，自然就做不下去了。当时我们只能像搞“新自由主义改革”一样，让各个部组自己负责——自己搞活动、自己设计宣传，找不到人设计，就自己去大群发通知。
不过当时宣传部部长虽然不当部长了，但还是愿意干活，他说“你们有真需要做的，找我就行，给我志愿学时就行”。我问他能不能帮忙做培训，他说也可以，但就是没精力——要处理的事太多了，而且看不到希望，你看不到各个部组里有很多人想做宣传，这事就搁置了。好在今年有机会复兴了。
高：
老实说现在宣传部前几天晶晶也是非常焦虑，主要绘画组和摄影还相对好一点，但是平设就是活非常少，然后老人的接活的意愿也比较低，老人他们确实也学业上比较忙，然后大家也不是很想参与。
丁：
这个确实太专业了。
高：
最近也是反正还在努力吧。绘画还好，绘画就是就是需要画画那种，比如说设计周边，（大家对这类活动）其实反而还是比较积极的，因为大家就是他的爱好就是画画，然后他也可能比较喜欢建设（这里没太听清，似乎缺少宾语，建设爱心社？），他还能参与一些活动。而且也确实有些活动需要他们，所以这就还发挥得很好，但是其实反正也还在探索吧，我也在探索。
丁：
我觉得视频你还是需要区分一下，应该区分出两种视频，一种是类似于纪录片，像王搏计划纪录片这种，是纪念意义的，然后你是需要把它作为一种经验传承下来；另一个就是纯宣传作用，纯宣传作用比如你可以上视频号，你就搜我们学校的那个日常宣传就很简单，就是这一小段那一小段，然后那个拼图一样的万花筒一样地展一遍，然后中间几个关键词串起来，就能够达成宣传作用了，不用做得很细，不用想故事线，就像你 PPT 放一遍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就不要追求质量了，这个东西是宣传，量大取胜，anyway，但这又是一个经验问题，这是可能只有老人才有的经历。
高：
明白。
丁：
然后传递不下去，这也是为什么要有这个访谈，为什么培训的一个原因吧。Yeah, I think. continue ，欣怡你继续。
代：
我其实有一个我自己的小问题，为什么爱心社不从组织上使得老人能够形成非常典型的老带新的那样一个过程。
丁：
它不是组织问题，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到金字塔，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组织体系的时候，当你成为副组长之后，你好像能看到的全都是组织了，能看到的全都是这个组织框架了。但不是这样的，它必须得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但是人和人交流互动，那就是时间和精力问题了。像高梓凯他能和几个人交流？晶晶有时间能和几个人交流？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的，所以老人这个问题去年我在和俊峰聊的时候就提出来，然后大家就是我和他都是一筹莫展。我们当时想的还是这个东西不能制度化，也不是不能制度化，是制度化之后它依然是个空壳。
我记得很清楚，去年俊峰就建了一个骨干群——“爱心社不能没有你”。我们当时想的是构建一个共话社区，但光建个微信群有用吗？没太大用，你必须得线下吃个饭，吃个饭可能有用。要不然的话那个群只是一个分活的地方。我们当时想的解决办法就是身体力行——我挤点时间出来跟大家活动，我去现场和大家一起开会，然后听大家例会，然后给建议或者有时间把策划案帮忙看一看。
2024年春“心伙伴”入校活动
其实这个东西在22年林荻姐他们那一届的时候就有想过，当时也请过一位老学姐回来，是法学院的学姐，之前是某个实践部组部长，想让她以某个顾问的身份出现。当时讨论过一些问题：她过来的话，她为什么要过来帮忙？如果她只是做建议没有任何职责权利的话，她在这儿的意义是什么？那她如果也有职责权利的话，那她不就是又一个 F4吗？那有什么直接上的帮助吗？
所以就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态，那个学姐就是来了几次，最后也因为自己精力问题也没来了。假如说你建一个群，有什么大事小事往里面去发，然后规定一下老人，大家必须一周内回，那这不又是一个 F4吗？就像审查推送一样。所以老人的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想法是它不能用制度解决，它就得靠情感支持。因为我对爱心社、对爱心社里面的人仍然有余念，我天天还和高梓凯打球，我还和俊峰打球，和杨守正吃宵夜，那自然而然的我就愿意回来帮大家，这就是之前爱心社老人们的状态，因为朋友都在这呢。这种情况下而言，我们做社团了、我们写策划案了、我们去做志愿公益了，这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自己日常生活的某种意义上的“娱乐活动”了。就没那么占精力了，这是理想状态，我觉得这两年他会慢慢成为一个常态，但是你要说制度上那不可能，而且也不要把它制度化，要不然大家的积极性就被歪曲了。
2024年爱心社社庆——两代社长分蛋糕
代：
好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学长，如果想聊一下的话，也可以聊一下本科的时候，你对爱心社付出了特别多的精力和时间，然后你是怎么去协调爱心社的一些事情和学业或者其他有关的事情的？
丁：
没有协调，全是放弃，这个东西确实是协调不了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大三上刚当社长的那一学期，比如说怎么办呢？退课呗。大二下我退了两门课，大三上咬咬牙坚持了，大二加起来退了四门课，就是放弃。然后其实像最后是达成了一个心理心态上的平衡，给自己一个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安慰吧，但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生活更明确的规划，我这一年重心就是爱心社，不是学习。我当时把我所有的申请和我本研的东西，包括申请的 writing sample 这些东西全推到大四了，或者说是大三结束的暑假和大四。这就导致实际上我大四整体而言确实比较死亡，比如说大四下的时候，我仍然要为计概C去奔波。
但是这是一个人选择的问题，因为我愿意做爱心社，当时爱心社是给我很大成就感的地方，甚至很大程度上讲，如果当时我不再专心做爱心社的话，我觉得我在大学是啥也没做成。而且说实在的，有多少人会有机会接手这么庞大的、有历史传承的一个集体呢？这么难得的机会带来的个人成长大概比上几门课更重要吧？可能这是大学本科的意义？这种感觉是有的，虽然比较少，比较极端，但它确实存在。然后最后形成一个心理上的悦纳，因为实际上爱心社会带给我某种意义上的反思，就是一个再认可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带给我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至少借助爱心社认识了很多朋友。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够帮助我认识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你像就比如说现在我和高梓凯、余同和老朱，我们讨论一些社会议题，我们三观是一样的，我不至于和一个和我三观不同的人聊天时候吵架，我觉得这对我很重要。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它确实给我很多的帮助，比如说我去做支教、去做寒假考察，我能够了解到这里面很多地方的信息。说实话，我为什么最后选择做人类学，为什么选择做印度的农村和城市化研究，就是因为爱心社支教过程。
[9] [跃王10] 你像我在申请的时候，我需要写自己的那个personal
statement（个人陈述），我需要把我的研究思路和我的个人生活串起来。然后它就是能串进来的，这个很连贯，又很真诚，然后又是做得很具体的一个路径，就是会让学校对我有很大的认可，所以他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
所以可能总而言之就是安置好自己的生活吧，因为我觉得大学社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自己的节奏和别人不太一样，让自己有自己的节奏，不然的话大家都在大三的时候忙忙碌碌地忙保研，或者因为这样，你从大一就得开始卷。但实际上，尤其到这边（伦敦），我会发现身边有很多part time的硕士生，我现在身边有很多三四十岁五六十岁回来读书的人。当然这是外国特色，国内比较少，但是说实话，做社团的过程中，比如说我去美丽中国，我会和他们的秘书长谈，和他们聊天，然后发现他们自己的一种人生选择；我去做支教，我去和那位毕节的打篮球的小孩儿聊天，那种生活生动地展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就是会缓解自己很多日常的焦虑，而且会给自己一个很强的心理上的肯定——我在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对于自己生活的节奏感的焦虑就会被冲淡，然后就会重新安排这个生活。我当时大三的时候绩点是相对不好的，就想说不行的话我gap一年去考研，或者gap一年再申请出国，这都没问题，我大学四年依旧是很收获满满的。
代：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学长大三暑假的时候重新策划了王博计划和影展，我就突然联想到了爱心社之前的万里行也做影展，守望星空也做影展。那么学长觉得做爱心或者做支教，或者是去走访资助这个事情，用照片的方式呈现出来，你觉得有什么独特的吗？或者为什么当时觉得推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以及其他的活动也都在推这件事情。
丁：
因为资助部这边一直有一个短语叫做“心灵的震颤”。就是王搏老师他之前影展的一个标题，然后现在我们很多推文中都会出现这个短语。我对照片的理解就是这样，它区别于文字的点在于它能够非常强的直接传递情感。文字，你再怎么描述，比如说你读小说，他描述一个人的主观心理，包括我们做万里行个人总结的时候，你有很多个人的故事去讲。故事，确实能激发情感，但是有些内容没有视觉冲击是不行的。如果你没到现场的话，你看不到真正万千沟壑的山路，你就没法感受到他们日常生活需要通行多久，他们需要面对的那个天是什么样的。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颠簸的路，我们在王搏计划的时候，有些路其实非常颠簸，有些孩子的生活可能是同学们在华北平原没法想象的。但如果我拿一个录像机然后把这个路展现出来，大家就能更好地体会这样的一种生活是什么样的，或者包括像我们当时四个人挤在后排，去王搏老师家接他，然后再去那个街子中学，那一天梓凯也在，只有我们四个挤在后面的那个照片能够展现出那种局促感，能够展现出我们当时做公益现场的那种感觉，它非常直接。
而且另一点就是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生活的视觉习惯问题，哪还有时间去读那么长的文字。读了一篇文字之后，可能记住就是心灵的震颤，当然这已经很好了，但可能每幅照片都是心灵的震颤。同时我觉得另一点原因，就是要讲故事，一定要把它完整地讲出来、记录出来。当时我们在设计王搏计划影展的时候，我负责那一part就是一个全记录，要把每一天遇到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的，包括我们的某些小的想法都连续地展现出来，这样的话它就类似于一个叫做 photo essay 的东西。照片相较于文本可能会更好地传递出那一段时间，我们所积累的经验和我们意识到的问题，以及它会有更强的社会效应。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太擅长写文字。
王搏计划走访现场
王搏计划新老队员合影
王搏计划影展现场
丁含章在王搏计划影展现场讲解
王搏计划影展负责人合影
代：
那就单聊王搏计划这个活动的重新筹办，学长对这个还有什么印象吗？比如说遇到一些事情，或者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带小孩”的那个过程，比如说看着高梓凯老师去做那些事情的感受之类的？
丁：
我觉得他非常成熟，他主持那个主持会议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和别的同学很不一样的。我就一直觉得高梓凯是一个“人来疯”那种感觉的人，就是他和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疯，打游戏，打麻将估计也是吧，打的好不好再说。（笑）但是梓凯他也会有情绪能量非常低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最后一天我们几个去那个市区里面逛一逛，然后他就没精力了，他就回去写作业和打游戏去了。我觉得实际上梓凯给我的印象就是当时在经验方面他确实有点欠缺，但是经历这个东西就是你经历了你就会的，但是心智不是的，比如说我们当时遇到......记不清什么了，这个东西我会在编年史里面把它写的更清楚一些。
高：
我先打断一下，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在开线下队伍会的时候，是在校内的那个队伍会，我记得当时是在元培地下室开的。这是第一次队伍会，然后当时戴老师也在。我那次确实是开得比较烂，也是没什么经验，然后最后老丁就给我评价说我在台上左右走动，语言模糊不清反复重复乱七八糟的。但是我知道这肯定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确实感觉还是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慢慢的我就提升了。
丁：
你要说那次确实是。我刚才其实一开始直接想到的是咱们在男生宿舍的那天晚上的会，因为我们记得很清楚，那次就是大家有非常多不同的想法，不管是老学姐还是一起来的资助人，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梓凯能够很快地把大家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归纳下来，然后第二天赶紧做出改变。你要说在学校那次会确实有很多不足，但第二次会的时候，咱们当时讲跟孩子们交流什么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很明显了。当时大家讲的是可以讲北大的生活，我当时说这有什么意义？林荻也是，当时我和林荻态度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会有态度，就是因为我们两个过万里行，我们真的给孩子们讲过一些东西了，然后发现不对，这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才会跟大家做提醒。
王搏计划前期筹备例会后合影
我们说回王搏计划吧，王搏计划，其实当时我觉得大家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访谈。大家应该几乎都没做过访谈，做过访谈的可能也是那种约好了的访谈。但是和农村里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孩子们交流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有些队员在访谈孩子的时候能访谈到的内容很少。一方面是孩子羞于表达，另一方面就是访谈的技巧问题。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在院子里跟一个孩子聊天，然后我问他以后想做什么，可能有些队员他就到此为止了，但其实有很多别的办法，比如他说他想打篮球，我说你会什么啊？能给我展示一下吗？你有什么喜欢的球星吗？很多时候大家会顺着自己的那个提纲，这个问题问完了，问下一个，但实际上我们在那儿做交流半个小时是很长的，我们应该让孩子自己去表达，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有一些倾听的技巧，比如说你会发现他对什么感兴趣，然后提问技巧就是你要把他感兴趣这个东西给他抛出来，然后让他自己去讲故事，这个东西就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可能比较欠缺的地方。这个就是得练，而且这个你说能怎么传递吗？这个真传递不了，如果我写个提纲出来，那不就又是提纲了吗？但是我相信我们一起做了访谈的人，或者说我们一起去做过类似活动的人，大家去看彼此访谈的差异，比如说他访谈那个孩子访谈出这个结果，我访谈这个孩子访谈出这个结果，然后就会想有什么问的不太对吗？还是问的有什么欠缺的地方？或者你看我可能我有些关注不到的地方。或者是一些人，他有什么个人性的问题，然后大家彼此提醒就能解决。所以我觉得那次王搏重启计划其实是非常完整的，是很符合我预期的一次活动。因为（在这个活动中）确实暴露出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基本上都解决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拓宽了一条新的路线，这个是要感谢梓凯和余同还有俊峰的。确实，这方面我们融入了更多的专业知识，这就使得我们的整个活动更加正规，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个法律效力的问题。
代：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学长你可以用几个词概括一下在爱心社的感受吗？然后我感觉学长参加过非常多爱心社的活动，那么对你来说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可以是办的也可以是参与的一次活动？
丁：
首先就是挑战，其次是社会教育，自我教育其实都不够格，真正的是我们在一个挫败中去前进的过程。然后反思，这很重要，就是不管我做支教还是我做资助，我们做社团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反思，然后这就是会影响我们之后的很多决定.比如我现在的研究兴趣就是转向了非常组织化的一种视角，因为我在做爱心社时候会发现组织这个东西，它不是靠一个理念就能解决的事情，它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与人互动的过程，所以说反思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个词，这个词它可能很多时候不存在，但它是我们所期待的，这就是热忱。为什么我愿意留任，为什么高梓凯愿意，为什么我们几个人在这聊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有了热忱才能够有信念，然后你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下去，虽然你可能做的不好。
高：
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这是什么个区分？
丁：
自我教育很容易变成自我感动，我一直觉得社会教育它就是让失败去主导你，自我教育的话很容易得到自洽的话，你可能看本书也是自我教育，然后去做了事情之后也收获一些感动，说世界不是这样的而是那样的，然后就结束了。但是社会教育会告诉我们不止于此。
然后要说有什么事的话，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王搏计划吧，虽然一直在做万里行，但是我觉得王搏计划这个东西是对我影响是很大的，很私人化的一个解释，就是因为我终于有机会去照相了，然后把自己照的东西作一个作品化的呈现，然后也收到了很多重要的反馈。这很重要，因为当时有我很好的朋友批评我，ta认为影展有“卖惨”的嫌疑，我想ta的理由是真实的，但是当然咱们有咱们的理由，咱们在做公益，咱们不是在做一个什么学术发表，我们需要影响事实，因此我们需要孩子的人脸。我们不是营销苦难，我们是在展现问题、解决问题，证明存在。然后，我们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去看了我的展，ta知道我们当时有矛盾，然后ta一开始对此是无法置评，或者是不予置评的。但是ta去看了展，然后跟我说，ta对某些照片可能确实不太理解，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张可能是欣怡去的那家还是盛聪去的，有一张老爷爷沾满泥巴的脚的照片。
高：
我记得盛聪去的那一家。
丁：
那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是老人知道我们要来，所以非常着急忙慌地从田里面跑回来，然后和我们见面聊访谈内容。但是如果你单独把那张照片放那儿的话，它可能就是一种呈现苦难的状态。你为什么一定要照那些杂乱得像被褥或者说比较阴暗的角落？我们需要把它解释出来，然后我给我那朋友解释了这个照片背后的故事之后，ta说就能理解了，而且ta说道德伦理上的争议很多时候就是不清楚的，能够把自己想的事情做成这件事情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对于爱心社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你不可能做出一个完美的事情，你不可能做一个没有错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做，必须去完成一些事情，不然的话就是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我觉得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
代：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现在爱心社是符合你期待的吗？然后我感觉下一个问题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就是就让学长再回想一下在爱心社的经历，或者是爱心社本身有给大学生活带来什么吗？如果学长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讲一讲的都可以。
丁：
现在爱心社完全是我理想中的状态，但很可惜我不在学校，然后没法和大家继续去奉献爱心，对于我们自己而言就是一种很真挚的社交吧，所以确实感到可惜，包括像俊峰可能偶尔也会有跟我聊这个事情，但是因为确实我们虽然只比大家长一两岁，但在大学年龄这个东西很奇特，你长一岁，但你的人生阶段完全不一样。确实很可惜，但是我们确实很开心，我们觉得爱心社现在的样子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状态，只不过你真要说我们目前还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个人的觉得其实可能是外联就是万里行的事情吧。我还是觉得万里行应该做的再更专业化一些，然后能够把经验的这些东西做一点根本性的调整，这样就更好了。因为我还是觉得传统支教，对于一个短期而言足够了，但是他可以做得更好，它可以有更强的影响力。参考我们之前聊到的那样的一个支教模式，就是更大的
pbl，但确实也需要更大的投入，怎么完成这个更大的投入。其实有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参考北台云，然后调动更多的老人，我记得北台云基本上是一比一的比例，就是一个老人带一个新人。这也涉及到万里行的定位，你要把它设置一个长期的项目吗？还是一个循环的单次的暑假任务，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能想到的反而是王搏计划也有可能就像河北计划一样更点对点一点。我还是我很怕哪一天资金链突然断裂。
高：
资金链的断裂主要指的是资助的资助金吗？
丁：
对，就是资助的资金链，因为你每年都是有新的地方的话，那你这个地方明年还去吗？如果你明年还去的话，那等于这是在成指数上升，你原来那个地方也在成指数的上升。难道你明年不去这儿吗？那只给这一届孩子这个好处吗？我不太喜欢，我觉得可能更好的是河北计划那个状态。我需要更多李金满老师，这就回到了我们去年讨论的问题上。
代：
有个问题如果学长有想回答也可以回答，就是在爱心社的生活有给你的大学生活带来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吗？
丁：
我觉得和所有的老社员一样，就是给我带来很多友谊吧，就是反正朋友是很重要的，会让我自己感觉跟北大还有些联系。我对北大的认同其实也就是这个，我觉得北大很自由，但它也很竞争，然后爱心社就是我一个自留地。说实话，这是我另一个对爱心社的感觉，就是在等到大四下的时候，我已经不再那么想在爱心社做活动了。我感觉我自己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性的东西，我不再满足于学生这个身份，不再满足于学生社团的这个平台，所以这是一个转变，但是这是通过爱心社这个阶梯我才到了这个层面，现在伦敦我也在努力地找一些这边的社会组织上的公益活动来看看还有什么和国内的区别之类的，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就是友谊吧，然后把自己推进一步，把自己朝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推进一步，我觉得这对很多老人都成立，很多人就会发现，我不喜欢做公益，然后很多人在做这个公益的时候会发现我其实更喜欢做另外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往前推一步的过程，我觉得很重要。
希瓦老师给路员们刻的章
代：
学长大四下参与了什么活动，就是社会上的。
丁：
大四下没有参加什么，大四下被我没修完的课还有毕业论文挡着，还有被旅游拖着（笑）。
高：
我要问一个问题。你认为爱心是什么？你可以现在回答，也可以具体想想，也可以抽象回答，都可以。
丁：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强的利他导向的那个冲动吧，你可以这么理解，为什么在爱心社，你能够认识到志同道合的人，为什么能有这么一帮朋友，是因为有个基本的底色在，大家想为他人做一点儿事。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可以允许大家彼此之间有矛盾、犯错、有争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冲动。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和一些学长学姐聊，比如说和03级林一青，他说那时候在校里面经常吵架，但是大家依然是好朋友。包括你像我在社里的时候，我有和有时候和正正意见也不同，我俩也拌嘴，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的心思是好的，所以洒洒水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的点，就是利他主义，一种利他主义的冲动。因此我们可以容忍一些彼此之间的不同意见，然后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去做出一些有利于他人的行动。我觉得这是爱心。
丁含章和杨守正（相“侵”相“爱”[跃王11] 一家人）
代：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按照题纲问完吧——学长之前有一次我们在聊到的时候，你有说你感觉到高梓凯他们当时在做资助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打工感，或者是说在爱心社做很深度的参与组织活动（的时候），这件事情跟做学生工作有时候它会显得一样的琐碎，就是某些方面或者是一样的——找不到人、有压力、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你怎么看（在爱心社的打工感）？
丁：
我觉得它很琐碎，它非常琐碎，它非常细节，但是它是一个自愿的活动，自愿代表了某种自由。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会导致我们在做这种组织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是不同的，你做一个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你花很大心思，你愿意吗？但是爱心社它有一个很妙的点，或者说学生社团他自己应该有的一个属性就是他能够让自己所意愿的所设想的那个事情成真，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我们有很大的自主性，说实话我们还有北大这个title罩着，所以我们能够做很多在社会上的事情，能够做很多在校园内的事情，所以组织工作确实很像学工，或者就是说所有组织工作本质上是一样的。我觉得组织工作的意义在于就是能够让大家团结于此，让这些所有想为大家做出点爱心的，想要利他主义的冲动的这帮同学，能够把这份冲动这份热忱化成一个有效的事情。这是我们做组织工作的时候的一种成就感，而不是掌控了某种事情，我觉得很大的一点差异在于我们在这里是有责任感，我们是责任，而非权利。我觉得为什么在做当时30年社庆的时候，我压力特别大。为什么老朱上任的时候（压力）特别大，为什么老高上台之后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有很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甚至可能都不是写到章程里的，就是30年31年32年的这个历史，然后你身边这帮人都看着你，都等着你这样的一个压力。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我要主动地去找部长聊天，为什么要去找老朱聊天，为什么高梓凯要参加这么多活动，为什么老朱需要去和大家做那么多交流访谈，去做那些社交，那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他是很累，也是必须非常细节，但是他又是自由的，他是自愿的，所以他是幸福的。我们必须意愿这种痛苦是自由的！
高：
说得好有哲理啊，可以可以。
代：
我再最后一个我提纲上的问题就是从学老社员和老社长的角度，就学长你对爱心社有任何话想说吗？
丁：
先别让我着急这么说吧，因为我觉得在未来可见的两三年内，我可能还没有从这个爱心社里死去，因为毕竟还认识一些年轻的同学。
高：
明天还要回来接着干活，还要接着干活。
丁：
反正意思就是不管是以后像现在那些老人群、老社长群里面那帮人已经自己有工作，然后某种意义上“作古”，仍然可以为爱心社欣喜，然后做一点事情。当然我相信等到那个时候，我的身份会再转变一点，later 我会有更多的社会身份，就像王煜学长那样。我的意思就是，万一哪一天这个王搏计划又断了，项目组又断了。我可以接着有精力，我可以有意愿回来，然后帮大家一下，或者跟大家参与一次，我觉得这很重要。
但同时，我觉得另一点就是作为老人，社团永远属于现在社团里的人，有点残忍，但是这是实话。因为我觉得，错，新一届还会犯，我自然会觉得可惜——我之前犯的错，你竟然怎么又犯了？但是没关系，还是我之前提到那几个关键词里面，挫败，这是我们社团必须有的一个经历，或者哪天爱心社犯了个大错真终结了，或者说哪年又没人，断了，我觉得没关系，这都是很正常，可以接受。
代：
谢谢学长，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高：
想要一句话概括一下，爱心社是一种生活方式，不知道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丁：
爱心社肯定是一种生活方式啊，你每天百分之四五十的精力都在爱心社上，那他怎么不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你生活，它除了物理意义上空间时间意义上占据你的生活之外，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思考上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我们的思维，影响着我们的思考，因为我能够通过爱心社连接到很多不同的人。
高：
谢谢，感谢，真的非常感谢老丁在这个爱心社工做了四年，我觉得今天爱心社能够达到你和老朱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其实主要还是你们两个承上启下还是非常关键。
丁：
你别感谢，你干活吧。
高：
好的好的，这不正在干嘛，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在干。
那么好，老丁在英国一切顺利，一切顺利!拜拜，辛苦！大家都辛苦了。
代：
谢谢，一切顺利，学长拜拜！
丁：
好，拜拜，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