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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理群 

2008年正逢北大110周年校庆，我重读《开拓——北大学运文献》*，写下这篇“不能遗忘的思想”。之所以要强调“不能遗忘”，是因为想起一件往事：北大百周年校庆时，我曾经生活了18年的贵州安顺一份地方报发表一篇文章，对北大的现状表示失望，并有这样的质问：“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1]

人们对北大现实的不满，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这也是该文引起我共鸣之处。但作者对80年代初北大的历史却显然缺乏了解：这正是当局与学界有意遮蔽与强迫遗忘的结果。问题是，当时我在看到这篇文章时，竟也没有想起1980年的选举运动：这种历史在场者（当时我是北大研究生）的遗忘，或许是更严重，更令人警悚而深思的。

而我记忆的恢复，发生在十年后的今天也非偶然。正是这些年，中国改革的问题日益暴露，尖锐的体制性矛盾，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式改革道路”的反思。于是，发生在1980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校园选举运动中围绕“中国改革道路”的讨论与辩论，就重新进入我的视野。

VScholarPKU (William)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先前写过一个帖子，感觉单独摘出来这一部分更好。）

      尽管北大成立之初是最高学府，但成立之初以及后面一段时期，没有受到国家对最高学府应有的待遇。先前看到一个帖子讲的非常好（北京大学：为什么曾被国民厌弃？_百科TA说 (baidu.com)），帖子题目“北京大学：为什么曾被国民厌弃？”。帖子里面提到：比之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最高学府北大从诞生之初就负重前行。

      在北大百余年历史中曾遭遇过的四次危机：第一次，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京师大学堂在变法失败的血泊中降生，慈禧太后朱笔一挥就能抹去的襁褓婴儿，却因“中体西用”的妥协顽强存活，埋下新学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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