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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穿行在俄罗斯，冷清深秋的叶子真是黄金透顶，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色泽都是

鲜亮夺目的。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听着老柴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眼前辽阔的视野与脑海

无穷的遐想，夹杂着某个瞬间的发呆甚至是空白，黄叶舞秋风中，重温着小时候读到关于

这首作品第一乐章唱片说明里的那句话：“辉煌的第一主题，无疑表达着的这样的心情—

—啊！生命，美好，怎能不热爱！”在还没有听到声音之前，期待已经征服了自己。

我记得那也是在一个非常懵懂年纪的深秋黄昏，与初一同班代姓同学一起在老家那个很小

的铺头，几乎用尽零花钱买了一盒磁带——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与钢琴家克尔曼合作的老

柴第一钢琴协奏曲。人总有种狂热的举动作为一种投入的预备，学音乐，买音响和乐谱最

是如此。那个时候，好像成天什么都不干，就是惦记着听音乐，抄谱子（那时候买谱子绝

对是更加难的事）。绝对没错，这盒磁带应该是自己最早的音乐投资之一。那个今天看起

来根本令人不屑一顾的破烂，八十年代可是种奢侈。当时，流行歌的磁带8元一盒，古典

音乐却在12到25块不等，非常贵。我那个代姓同学批评我花钱的原话和愤怒的神情至今历

历在目，估计那盒磁带也还留在我那个离开多年的书房，不知不觉，我途经俄罗斯，坐在

莫斯科大剧院、莫斯科音乐学院音乐厅、圣彼得堡爱乐音乐厅、马林斯基剧院不止一次了

。

很早就有朋友问过，为什么要去综合大学教书？相比音乐学院，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要

弱很多，更何况北大并没有音乐专业学生，你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吗？说实话，我可

能不像很多自己身边的同事，是因为对学问的纯粹追求和教学的浓烈爱好选择任教大学，

我根本没什么雄心壮志，就是带了几个属于自己问题来北大找答案的。我与北大的真正相

识，起于对音乐的追问，与北大是一段关于音乐问题的缘分。问题早就萌发，只是离开音

乐学院相当一段时间后，逐渐明晰起来的。随着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改变，越来越觉得音乐

学院有些想当然的自以为是了。世界这么大，缺了什么都照样运行，干嘛不能容忍有人不

喜欢音乐？对学音乐的来说，音乐可能会是像呼吸一样重要的东西，但学音乐的毕竟很少

，被视为像呼吸一样重要的东西，因人而异，不能强求。反倒是学音乐的好像往往很难向

不喜欢音乐的人证明音乐的确很重要，至少不是可有可无——仅仅用获取知识、提高素质

或者发展美育这样的字样来吸引大众和学生，我看到的失败例子很多。慢慢地，我发现不

少问题，例如，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音乐大师还是高水平的听众？究竟中国非音乐专业大学

生学习音乐的内在接受顺序和听觉模式是怎样的？就是这些个问题，揣在自己心里，从2

008年登上北大讲台第一天，便马不停蹄地问到现在。我深有感触，一个人忙起来并不难

，难在知道为什么要忙。初来乍到，北大我根本不认识几个人，各种找不到路。我不知道

教室里没有钢琴，不知道图书馆的书架上音乐书籍比我自己的藏书还少，不知道教室里的

音响是中高频段的扩音喇叭而非可以听音乐的音箱，还有很多很多的不知道，但我至今知

道的只是那些个问题。 

我的老师非常强调方法，弄得我也特别注意无方法不作为。在北大教书，我经常回钟子林

老师家里汇报教书的进展，其中主要内容就是关于方法的讨论，它几乎成为我们对教师教

学的最高衡量标准。音乐学习的方法基于人的感觉系统、认知系统、思维系统和表现系统

的顺序，中国大学生的听觉结构特点，在来北大之前，我几乎是一无所知。过去在音乐学

院教学所面对的非专业学生年龄段集中在大学之前和退休之后，最幼的3岁，最长的80岁

，唯独缺少大学生群体。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受众究竟如何使用自己的听觉？他们究竟存在

怎样的听觉共性？与西方人有区别吗？存在中国的地方差异吗？这些方面信息的缺失说明

个人音乐教学的不完整，它们都是我想知道的连带问题。

我的北大孩子们在关于音乐的技术基础和认识水平方面远比我想象的弱，相比他们进入大

学之前的文理学科能力的发展，关于音乐等艺术学科的准备远远不足，平均水平总体落后

于同龄欧美学生。在他们的音乐生活中，存在不少关于音乐的误解。最常见的诸如：喜欢

唱歌就等于喜欢音乐；会弹琴弄乐器就相当于有音乐水平；从小学过唱歌或乐器的就一定

比没有学过的厉害；音乐是一种特长，是凭天赋而不是智慧，是不能靠努力就可以学的；

西方音乐是高雅的，中国音乐是乡土的；听交响乐是高级的，听民间小调是低端的；音乐

史就是音乐家的生活八卦，认为巴赫有几个儿子，海顿有几段异国艳遇，贝多芬有几个情

人，就是音乐史的主题；能看谱子真厉害，能给歌谱曲更厉害，能自弹自唱自己写的歌就

是大师了……等等不一而足，都反映出中国大学生对音乐在认识上的片面，美感发展上的

不足。

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非常鲜明地体现在我的北大孩子们听觉发展的方方面面，对歌曲这种

单声部音乐形态的好感，以及对器乐曲借助文字方能聆听的依赖，也进一步印证了我对中

国人听觉模式特点的猜想。中国音乐经历五千年的发展，其最高音乐艺术成就凝结在歌曲

这一形式上。器乐音乐之路，在中国音乐文化历史上并非没有，也并非缺乏像琵琶这样高

度发展的独奏乐器，但相比歌曲的强势，终究处于下风，至多是个伴奏，主要用来填空。

故而，一方面，这种音乐格局特点造成中国人聆听音乐对歌词的依赖，换言之，中国人听

音乐很难摆脱对文字的需要；另一方面，也造成中国听众面对器乐音乐时的手足无措，器

乐音乐聆听所必须的抽象思维能力不足，客观上也加强了听众向以文字为引领的形象思维

能力的偏好。形象思维优于抽象思维，单线想象优于立体想象，是中国人听觉模式的主要

特点，否则中国不会是全球最大的卡拉OK国家。

中国人聆听习惯的歌曲遗传，大致在先秦两汉时的乐府采风运动便基本定立了今日之格局

。儒家率先提出的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其中之“乐”说的就是歌曲，而非器乐

曲。在独尊儒术的强力推动下，中国人无论雅俗，基本将声乐等同于音乐。经由唐宋，尽

管有大量外来器乐与本土器乐的混生发展，尽管器乐需要独立于声乐的时代可能性已经具

备，却因文人集团一贯对中和美学观的信守，对不平则鸣美学观的排斥，最终导致器乐总

体被边缘化。时至明清，西方音乐开始走上大规模复杂交响的网状结构，中国音乐因声乐

底色的缘故，始终保持了音乐形态的单线条态。适逢中国音乐进入大型舞台艺术时代，基

于历史，明代昆曲走出一条歌曲联唱的模式，清代京戏走出一条根据板腔进行变体的歌曲

模式。细看音乐，都是基于中文诗的歌曲。向西方人学习系统处理音乐时空关系的技术手

段和思维方式是20世纪的事，大型民族交响乐队的发展，也只是过去几十年的事。听众聆

听大型乐队的习惯，对中国人来说，时间更短。

西方交响乐，我并不觉得价值有那样的至高无上。听古典音乐的人怎么就比听流行音乐的

人高级，有孩子说这是萝卜青菜更有所爱的问题。我则不厚道地经常笑嘻嘻地想，这才不

是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问题，而是根本都是萝卜青菜，只不过做法不同的问题。对人口

味是最重要的，让人爱吃才是硬道理。更何况音乐乃至艺术的价值的确因人而异，强求徒

劳。黑人文化中的音乐，除了用来传承部族故事外的史诗和用来祭祀的仪式音乐外，其他

一概都是必须可以舞蹈的。对他们来说，衡量音乐的标准就是能不能跳舞。不能跳舞的音

乐就不是音乐，这就是黑人音乐之所以节奏那样丰富的原因。西方交响乐大多数不能用来

跳舞，即便有人根据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编排了舞蹈，那也不是交响曲的首要功能。站

在这样的立场来看，对黑皮肤音乐文化来说，交响乐岂不是很可怜，连音乐都不算了？事

实却并非如此。一个音乐教师之所以明确表态孩子们应该努力学习交响曲的聆听，是因为

我们中国人一直没有形成大型器乐音乐聆听的习惯，一直没有发展出独立于文字之外的音

乐体验和抽象能力，一直没有培养起当年音乐学家青主先生所说的“音乐是上界的语言”

（这里的音乐绝对说的不是歌曲）的实践和想象。而等等类似能力对中国人的智力、情感

、生活质量、心灵状态等等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某些能力还只有音乐能够提供。看到这些

情况，我不得不告诉孩子们，明白中国器乐的历史与现状，清楚自己所处的阶段与水平，

更要明白中国音乐家之所以努力发展和推广中国交响乐的苦心。我之所以支持“高雅艺术

”的提法并同意以它的名义推广交响乐进大学校园，这也是主要原因。

有时我会想，中西文化选择的不同，背后一定有更深的原因，这或许是我们学习中国音乐

伴以西方音乐作为参照的重要理由。西方第一部有乐谱传世的歌剧《优丽迪茜》问世在1

600年，而只有脚本没有音乐留存却被认为更应该是第一部歌剧的《达芙妮》问世在1597

年。有趣的是，1598年，中国明代的汤显祖完成了他的《牡丹亭》。西方基于巴洛克之前

的历史积累，声乐与器乐整体化在综合艺术品中合流。中国基于明代之前的历史积累，声

乐与器乐部分地以在舞台上合流。然而，表面现象高度惊人的相似，内在细节处理却是大

相径庭。作为以音乐为核心的综合艺术品，西方歌剧进入音乐的网状结构时代，中国依旧

沿承的是千年以来的线性本质。西方音乐为何在量的积累中产生质的飞跃，中国音乐为何

长期保持着高度稳定？究竟为什么中国器乐会早熟却发展迟缓？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

什么？这一定不是一个音乐本身风格的问题了，这也一定不是音乐学院可以回答的问题了

。离开音乐，才会更知道什么是音乐，这既是综合大学的长处，也是人类知识的真相。

在《20世纪西方音乐》课堂上，我曾向北大孩子们提及一个问题，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紧密

，政治道路上有那么多的共性，为什么在最苦难的时代里，他们仍然在出世界一流的大师

，音乐如此，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坐在圣彼得堡爱乐音乐大厅当年的首演地听肖斯塔科维

奇一夜成名的大学毕业作品《第一交响乐》，不得不说，俄罗斯人的音乐还是要俄罗斯人

演，乐团精湛的技艺和稳定的表现，就不用说了，音响层次的全方位调度，音色变幻的默

契，复杂节拍的随心所欲，几乎挤满人的舞台完全像一个人在上演独角戏一般，动静明暗

，闪展腾挪，一切都收放自如。或许是当天刚刚拜祭过19世纪的柴可夫斯基，令我瞬间觉

得，生在学在圣彼得堡却葬在莫斯科的20世纪人肖斯塔科维奇，在他那石破天惊的谐谑曲

二乐章里，音响结构的构思真是吸尽了老柴第五交响曲末乐章和第六交响曲三乐章的精髓

。这是如何做到的？在讲到20世纪俄罗斯音乐时，老肖第七是我常常不敢讲的，因为讲完

后几天都沉浸在悲恸里，与讲莫扎特的《安魂曲》一样。圣彼得堡，老肖第七的首演地，

曾经的列宁格勒，在被德国纳粹围攻900天的日子里，俄罗斯人是如何克服了艰难？我曾

明确对北大孩子们说，这部杰作的二三四乐章，我个人几乎没有什么理解，所有音乐史书

也只谈第一乐章的英雄性和那个巨大的进攻主题。或许，从这个角度，可以想想，肖斯塔

科维奇是不是有在一乐章里没有展开的隐笔…… 

想起来也确实有缘，2007年教师节当天，正式成为一名北大教师之前，我曾多次来过北大

。因为，一来，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众多恩师之一音乐美学家蔡仲德先生家住北大燕南园（

蔡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女婿），我常常来57号；二来，就是到北大南门外如今已经不再的

风入松书店看书，顺便在北大走走停停。北大的秋天很迷人，尤其是西门那株大银杏树，

一片金黄夺目，很难不令人遐想。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在1997年的金秋，我在北大树下

曾经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中那个用今天的话来说很青涩的自己，满脑子的胡思乱想，却做

梦也没有想过，十余年后，自己会有感眼前的这片异国金黄，庆幸此生有机会带着问题上

路，在北大的金黄里学音乐。

毕明辉

2014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