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們在外部世界擁有科技和實力，

但內心深處，

我相信我們都能感受到自己是自己思想情緒的受害者，

無力改變它們的運轉，

我們脫離了內心世界的更深層力量。

南老師去世後不久，我和太太去了法國著名的沙特爾大教堂。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當我還在歐洲讀書的時候開始，我曾多次去過這個教堂，對我來說這是個非常有能量的地方。

坐落在一個更加古老的聖地上，這個建於十四世紀的大教堂彷彿漂浮於地面之上，遠高於數英裡外的中世紀景致。

那天下午當我們進入教堂的時候，我立即走到前排的座位上坐下。

幾乎同時，腦海裡出現一條信息，非常簡單而且非常清楚，「目標是一個不同的目標」。

南老師曾經常常取笑我說：「彼得·聖吉想拯救世界」。

的確如此，而且目前為止依然是。

從大學和在麻省理工學院讀研究生的時期開始，

我一直沈浸于思考我們面臨的生態挑戰，以及我們如何去面對這些問題，

並如何定義這個時代——正如BuckminsterFuller曾經說過，是「人類的期末考試」。

但是，也正如南老師曾經說過的那樣：

「共業的問題不能由個人英雄來解決」。

想要拯救世界，

其潛在心理是試圖拯救世界的英雄自我。

所以，我仍然不確定目標是什麼。

今天，我覺得目標應該是喚醒而非拯救。

也許到最後，回想過去南老師的教導，我並不需要知道目標是什麼，

世界也不需要被拯救，

而是需要被改造和建設。

這是一個非凡的歷史時刻，中國已走上世界舞台。

但中國會是什麼樣的？

會是西方物質文化版本的中國嗎？

亦或是一個體現並將其非凡的古老智慧融入當代中國現實？

這是一個事關所有人利害關係的問題。

在過去的十多年，我有幸能夠和南老師共度時光，

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他的使命，至少是一部分的使命，

是為了在二十世紀的劇烈動蕩時期，保護這些文化的根源，但工作還未完成。

因為，這些古老智慧仍然與現代世界觀有矛盾。

隨著中國繼續前行，儘管中國內部的政治正確性愈發公開地批評追隨西方物質主義的道路，但其慣性力量仍然非常強大。

利潤和業務增長的壓力是無止境的。

作為發展的決定性驅動力的科技，其魅力已深深交織於我們的社會。

我們都以GDP增長來定義發展，而不是著眼於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

政府已經開始將他們的角色定義為商業機會的保護者，而不是文化進化的牧羊人。

我們是誰，以及我們更大的目標是什麼，似乎在生活的蜘蛛網中迷失了。

但是，也許並不完全都如此。

像南懷瑾這樣的人已經並繼續產生這樣的影響，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我們還未完全喪失追求真正精神成長的「極大飢渴」。

地球系統也在大聲地告訴我們——以人類在自然世界的足跡來測算的話，今天的人類已經使用了近一個半的地球。

如果中國和印度達到目前西方的物質富裕和浪費水平，則需要消耗三個地球。

這不會發生，因為這條路沒有未來。

隨著我們的發展，我們將會造成更大的生態破壞和更多的社會不平等。

富人會變得更加富有，窮人會變得更窮。

許多其他物種也會因為我們而受難。

比起任何東西來講，我們目前最需要的是新模式。

中國可以為此做出貢獻，但不是繼續追趕過去幾十年來主導西方的道路。

南懷瑾和他的學生是不同世系的一部分——比工業時代更為悠久，比以技術為中心的模式更為悠久。

這是我們內心深處都知道的一種模式。

而且，更大的生命體系也迫切期待我們能夠重新發現這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