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定公四年）：

    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 

    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乃辞蔡侯。 

    晋人假羽旄于郑，郑人与之。明日，或旆以会。晋于是乎失诸侯。

原文翻译：

鲁定公四年春季三月，刘文公召集诸侯在召陵会盟，商议讨伐楚国。

晋国的荀寅（即智文子）向蔡侯索求财物，蔡侯没有给他。荀寅于是对执政的范献子（范吉射）进言道：“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诸侯也怀有二心，现在要出兵袭击敌人，不也很困难吗？如今雨水正多（水潦方降），疟疾正在流行（疾疟方起），北方的鲜虞国（中山）又不肯服从。如果现在讨伐蔡国，只会背弃盟约、招来怨恨，对楚国毫无损害，反而会失去中山国。不如拒绝蔡侯的与会请求。自从我们从方城那次战役（指昭公十三年的平王复国之役）以来，楚国就不是我们可以轻易得志的对手了，出兵只会徒劳无功罢了。”于是晋国拒绝了蔡侯的与会请求。

晋国向郑国借用装饰着羽毛的旗帜（羽旄），郑国给了他们。第二天，（晋国）有人用这些旗帜来装饰旌旗参加会盟。晋国因此而失去了诸侯的拥护。

关键点解析：

会盟背景：此次召陵之会名义上是“谋伐楚”，延续晋楚争霸的传统。但此时晋国公室衰微，六卿专权，国力已不如前，难以有效号令诸侯。

荀寅索贿与劝阻：

索贿不成：荀寅作为晋国重臣，向蔡侯索贿，反映了晋国卿大夫的贪婪腐败，已将国家大事视为谋私工具。

“国家方危，诸侯方贰”：荀寅提出的理由看似有理（国内不稳、诸侯离心、天时不利、外患未平），实则掩盖了其因索贿不成而报复的私心。他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大义之上。

“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此言暴露了晋国战略上的短视。讨伐楚国本是团结诸侯的旗帜，如今却因一己之私放弃大义，转而树敌于盟友（蔡），其结果必然是众叛亲离。

“假羽旄”事件：

羽旄：古代用鸟羽装饰的旗帜，是身份和礼仪的象征，通常由天子或霸主赐予，代表一种荣誉和认可。

晋人假羽旄于郑：晋国自己没有合乎规格的旗帜，需向郑国借用，说明其礼制衰败，威仪不存。

郑人与之，明日或旆以会：郑国虽然给了，但晋国在会盟时却用借来的旗帜，这在极其重视礼制的春秋时代是极大的失礼和羞辱，显示出晋国的窘迫和对盟友的轻慢。

“晋于是乎失诸侯”：这是《左传》的直接评论。晋国因贪婪（索贿不成拒盟）、失信（背弃伐楚大义）、失礼（借用旗帜）等一系列行为，彻底丧失了作为霸主的道义和威信，诸侯从此离心离德。这是晋国霸业终结的重要标志。

历史意义：

这段记载生动地展现了春秋末期权力格局的变迁：

晋国霸权的终结：晋国六卿内斗加剧，卿大夫只顾私利，不顾公义，导致其无法再有效领导诸侯。召陵之会的失败，是晋国丧失霸主地位的转折点之一。

礼崩乐坏的缩影：从索贿到借旗，整个事件充满了对“礼”的践踏。昔日“尊王攘夷”、“以礼治国”的理想已荡然无存。

“失诸侯”的根源：真正的霸权不仅靠武力，更靠信义和礼制。晋国的失败，根本在于其失去了作为领导者的德行和信誉。

总结：

《左传》通过“召陵之会”这一事件，以精炼的笔法，揭示了晋国因内部腐败、卿大夫专权、背信弃义而导致霸业衰落的历史必然。荀寅的贪婪与短视，以及“假羽旄”事件的失礼，共同构成了“晋于是乎失诸侯”的深刻注脚，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