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昭公二十年）：

韩宣子之适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晋竟，晋侯将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从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书》曰：‘圣作则。’无宁以善人为则，而则人之辟乎？匹夫为善，民犹则之，况国君乎？”晋侯说，乃逆之。

译文：

韩宣子（韩起）出使楚国时，楚国人没有按照礼节出郊迎接他（弗逆）。后来，当楚国公子弃疾出使到达晋国边境时，晋平公也打算不按礼节出迎（将亦弗逆），以示报复。

叔向劝谏道：“楚国行为邪僻（辟），而我们行为中正（衷）。我们为什么要效法他们的邪僻行为呢？《诗经》上说：‘你的教导如何，百姓就会效法如何。’（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君主您只要坚持自己的中正之道就行了，哪里需要用效法别人的错误行为呢？

《尚书》上说：‘圣人做出的行为才可作为法则。’（圣作则。）我们难道宁可把善人作为榜样，而去效法别人的邪僻行为吗？

即使是普通百姓做善事，民众尚且会效法他，更何况是一国之君呢！”

晋平公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出郊迎接了公子弃疾。

解析：

事件背景：

楚人弗逆韩宣子：楚国作为当时的强国，对晋国使者韩宣子采取了失礼的怠慢态度，没有按诸侯国交往的礼仪出郊迎接。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轻视和挑衅。

晋侯将亦弗逆：晋平公打算“以牙还牙”，用同样的失礼行为来报复楚国，以维护晋国的尊严。

叔向的劝谏——“不效其辟，而守我衷”：

核心原则：以德立国，以礼为则。叔向认为，晋国作为传统强国和文化中心，其立国之本在于“衷”（中正、合乎礼义），而楚国的行为是“辟”（邪僻、不合礼义）。

反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明确指出，不能因为对手失德，自己就放弃道德标准。报复性的失礼行为只会使晋国堕落到与楚国同等的水平，损害自身的道义形象。

引用经典，强化论点：

引《诗》：“尔之教矣，民胥效矣。” 强调统治者的行为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臣民效仿。君主若行不义，会败坏整个国家的风气。

引《书》：“圣作则。” 强调只有圣人的行为才能成为天下法则。暗示晋国君主应以“圣人”自期，成为道德的标杆，而非效仿“辟人”。

层层递进的逻辑：

楚辟我衷，我们不应效法其辟。

君主是万民的表率，其行为影响深远。

即使是普通人行善，民众尚且效法，何况国君？

因此，国君更应坚持行善守礼，为天下则。

政治智慧与战略高度：

叔向的劝谏超越了简单的“面子之争”。他认识到，在国际竞争中，道义制高点比一时的报复更重要。

晋国若能坚持礼义，即使楚国无礼，晋国也能彰显其文明与正统，赢得诸侯的尊敬和归附。

若晋国也行无礼之事，则与楚国无异，会失去作为“诸夏”领袖的资格。

结局与意义：

晋平公被说服，亲自出迎公子弃疾。这一举动不仅维护了晋国的礼仪风范，也向诸侯展示了晋国的宽容与大度。

此事成为春秋外交史上以德服人、以礼制胜的典范。

总结：

这段文字短小精悍，却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哲学。叔向的谏言体现了儒家“为政以德”、“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思想精髓。它告诉我们：

真正的强大不仅在于武力或权谋，更在于道德的感召力。

领袖的品格和行为是国家形象的核心，必须时刻保持自省，以身作则。

在面对挑衅时，坚守原则和道义，往往比针锋相对的报复更具战略价值。

叔向以理服人，以德化人，成功引导晋平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充分展现了春秋时期贤臣的智慧与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