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维护国安法》草案已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 - 香港文化会(HKCA)版 - 北大未名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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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维护国安法》草案已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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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inhuanet.com/2020-06/18/c_1126130350.htm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办公室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已由委员长会议提请18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这个法律草案是贯彻落实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精神和要求的重要立法项目,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向会议作了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其中,草案对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四类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和相应的刑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

 最后修改于2020-06-18 15:14:38
  • 发表于2020-06-18 14: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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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傅华伶x陈文敏:应对国家安全,我们想要怎样的香港?

  ——“从改革家的观点来看,香港或许是中国的一种激励,但从另一角度看,它就是一种国家安全的威胁。”

记者 杨子琪 发自香港  2020-05-05

https://buff.ly/2A2LMKF

2017年7月8日,香港回归20年,解放军昂船洲军营开放日的一个表演节目。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署理院长傅华伶与同一学院的教授、全港唯一名誉资深大律师陈文敏,从17年前就对一个核心法律问题持相反观点:2003年,港府强力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傅华伶认为修改后的草案能够一定程度保障人权;陈文敏却有疑虑,他加入“二十三条关注组”,与大律师吴霭仪等人一齐撰写小册子派发给市民,建议政府不要急著把法案推上立法会。最终,超过50万市民上街,自由党田北俊亦倒戈反对,最终迫使政府撤回草案。

  这个23条立法问题,就是国家安全争议的种子,从香港政权移交一开始便种下:香港需在自身的普通法体系里,自行立法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在同一个国家要设立两套国家安全法例,这是全世界都没有过的做法。2003年风波过后,23条立法搁置,然而,国家安全和人权、法治等问题在香港始终不断拉锯,牵动中央对港政策转变。从2014年白皮书提出“全面管治权”,再到近日中联办罕有就立法会事务发声、首次称自己不属于《基本法》第22条所指部门、对香港重大问题有“监督权”,再指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上不够完善,呼吁在法律层面“该激活的激活,该执行的执行”——中央对“不干预香港事务”的原则以及23条立法的问题,似乎有进一步想法。

  中联办一连串发声后不久,4月18日,李柱铭、吴霭仪等15名民主派、法律界人士因去年的反修例运动游行集会而被捕,吴霭仪步入警署时手持法律书籍,书名叫“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Endangering Hong Kong's Rule of Law?”,谈论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有否危及香港法治,这与香港时局恰有微妙呼应。傅华伶、陈文敏均有在此书撰文,17年后,他们对23条立法、国家安全等问题,仍持有不同的看法,离开警署时,吴霭仪对传媒特别介绍此书:“只是看傅华伶讲中国中央政权如何看国家安全,他们为何需要23条立法,都已经值回票价。”在这篇专访里,我们尝试请两位教授讨论中联办角色变局,以及国家安全对香港法治的影响从何而来,又可如何应对。


中联办与22条:政局变“敌对”,不再承认基本规则?

  他们好像觉得,总之我是主权,什么都可以,基本法任我解释。——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

  4月19日凌晨,在港府连发三稿、将终稿定为与中联办说法一致后,陈文敏马上撰文,以法理反驳中联办及港府说法。简单归纳他的论点,首先他认为,基本法第22条明确说了是“各部门”都不能干预香港事务,中联办的解释意即“有些部门除外”,这与该条文用词互相冲突。若该条文目的是排除偏远省市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却不排除和香港有最多接触、最可能干预香港事务的部门(即中联办),这是“难以理解的”。

  其次,陈文敏指出,特区政府在2007年提交的立法会文件清楚说明,中联办是根据《基本法》第22条在港设立的(https://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papers/ca0123cb2-898-2-c.pdf)。他质问:若中联办不是根据此条文而设,则其设立的法律依据从何而来?

名誉资深大律师陈文敏。摄:林振东/端传媒 


  某程度上,陈文敏明白,有关部门现在似乎不太理会《基本法》的具体条文了。“他们好像觉得,总之我是主权,什么都可以,基本法任我解释。”但他仍然认为,中央的权力、中联办的角色,以及这些权力和香港自治的关系,都应该在《基本法》的框架内讨论。

  中联办近日首次声称其对港实践《基本法》等事务有监督权。陈文敏翻遍《基本法》,都没有发现相关规定。2014年国务院曾发表《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白皮书》,宣示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但白皮书并没提到中联办有监督权。

  “说到现在,其实没人能告诉你那个监督权从哪来的。”陈文敏说。


  与辩论22条的具体字眼相比,傅华伶认为,目前香港真正面对的问题是,中联办等中央驻港机构,其行为和权力的边界究竟在哪儿。

  傅不愿就中联办发声是否干预香港事务、是否超越《基本法》底线给出是非判断,称“这是还在继续争论的话题”,但他认为,事情的本质已脱离法律层面。“大的政治经济在变化的时候,好多事情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争论的问题。我们走出了这个法律争论的问题了。”

  傅感觉中央与香港的关系,已从政权移交初期“和睦相处”、“河水不犯井水”,到2003年演变成“对抗”,再如今他担心走向“敌对”关系,彼此都不再承认对方的规则。

  以前不提监督的概念,甚至连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不能监督香港政府...... 现在你不但要写,更鼓励、要求你去写。——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署理院长傅华伶

  “就像在法院诉讼原告和被告,虽然立场不同,双方仍有共同规则、框架和底线,会争吵,但最后会有共识。我最大的担心是现在的关系会从对抗演变为敌对。”傅华伶说,在敌对关系中,“逐渐,双方都有些人不把对方当成虽然有争论、但愿意交流说服的对手,不再去尽量形成共识,不再承认对方的规则、尊重对方的底线。部分人眼里的敌意越来越明显,不再有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的思维。”

  傅又说,在回归初期的董建华年代,中港“河水不犯井水”,但来到2020年,“这个年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以前不提监督的概念,甚至连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不能监督香港政府。他们写文章不能提到自己的民意代表身份,只能以个人身分撰写。甚至只是这样也会有限制——民意代表仅代表香港居民参加国家大事的管理,他们不过问香港事务。现在你不但要写,更鼓励、要求你去写。”

  面对北京权力的这种扩张,傅认为,一国两制归根结底依靠中央的自我约束,他称香港首先要恢复社会稳定,为北京的自律“创造条件”。


香港如何成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国家安全上的一国两制

  从中联办角色之争,陈文敏感觉,“越来越把内地那套(法治观)搬来香港。”

  “上面那套完全政法不分,不清楚自己权力的界线,这就是内地的制度。一国两制就是不想把内地那套搬过来,不然何必两制?”

  从2003年23立法风波,到近年来DQ自决派民选议员、取缔香港民族党,“国家安全”一直是一国两制的拉锯中心。追根溯源,傅华伶认为,一国两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trade-off”: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维持资本主义、五十年不变,这是中央的承诺;兑换的,是香港承诺自己不会成为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和分裂领土的基地,即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的争论是基本法的核心问题之一。香港不能损害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这是中央所担心的。但高度自治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对这个制度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署理院长傅华伶。摄:林振东


  在傅华伶看来,北京和香港各有“心病”:中央的心病是国家安全问题,香港的心病是普选问题。

  过去二十几年里,这两个问题互相羁绊,香港对民主、普选的追求,令中央担忧其不受控制、危害国家安全;反过来,中央不断以国家安全问题向香港施压,令港人担心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制度被破坏;而与此同时,共产党模式的变化,中美等大国关系的转变,也不断影响著北京的对港政策。

  究竟香港在中央眼中如何成为国家安全隐患?傅华伶在China’s National Security一书里的文章,或能给出一些答案。

  傅分析,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迈入一个“新的国家安全政权”:以国家安全角度治国、保障党国安全。

  首先,透过2014年1月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集中国家安全问题的领导权;再把政治、经济、文化甚至食物等领域纳入国家安全范围,拓宽国安定义;最后,以法律化方式处理国家安全问题,透过推出国家安全法等,把抓捕异见人士合法化。

  2013年开始,人权律师陆续被抓捕、检控。2015年开始,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网络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境内活动管理法、反恐法等陆续出台。

  “外国资助”被中国视为颜色革命的根源。傅华伶认为,中国是透过NGO境内管理法,扼杀这种“苗头”。

2017年7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大会上发言。摄:林振东


  颜色革命是中国长期的恐惧,傅指出,中国一直以来对国家安全有两大关注点:一是对领土完整的挑战,二是对政治制度改变,而颜色革命正是要改变政制,这可追溯至冷战时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Dulles)的言论:呼吁透过和平演变,以经济或其他方法,将共产主义国家转变为民主体制。

  虽然中国曾在八十年代尝试推行政治改革,但随著欧洲共产主义国家倒台、六四事件爆发,改革派领导人纷纷被取而代之。傅认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但仍警惕和平演变,对其他地方的革命可能产生的“外溢”采取预防措施。

  在这样的国家安全治国理念下,一向聚集异见人士、有“反内地”历史基因的香港,近年在数次社会运动里逐渐产生本土主义思潮,于是被放在了国安威胁的层面来处理。

  从改革家的观点来看,香港或许是中国的一种激励,但从另一角度看,它就是一种国家安全的威胁。——傅华伶

  2017年,香港政权移交20周年,习近平发言指:“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傅认为,这点出了中央认为香港有两大国家安全威胁:领土完整,以及利用香港作为颠覆基地。

  陈文敏认为,“冲突是肯定的。因为两套不同的制度里,大家的基本价值不同。要不大家尊重彼此,你不要将你那套放到我这里,我也一样,这就是一国两制的初衷。但一个走社会主义,一个走西方的自由主义,两套东西根本完全不同。”

  归根到底,香港与内地两套法律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一国两制最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傅华伶在文内指出,支撑香港法治的自由派价值观,与内地威权统治并不相容,“从改革家的观点来看,香港或许是中国的一种激励,但从另一角度看,它就是一种国家安全的威胁。”


永恒之争:23条立法与国家安全,如何解决?

  两套法律制度碰撞之下,如何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取得平衡?傅华伶至今仍认为,2003年被政府撤回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对香港而言曾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机会。

  “03年的版本是修补现行漏洞比较多的法律,但因为‘国安’可能带来一个政治符号,所以我们错过了一个机会。”

  傅解释,香港现行法例保留了殖民地时期一些过于严苛的法律,例如最近被用来拘捕中西区议会主席郑丽琼的“煽动意图罪”——这一《刑事罪行条例》中的罪名已经68年没有被激活使用。而当年的23条立法其实是对现有条文的修订——修订《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及《社团条例》等。不过,草案并不修订《公安条例》的非法集结罪及暴动罪,而香港律政司近年常用该两项罪名检控示威者。

  “比较之下,2003年的草案比起现有的法例更能维护权利和自由。我认为现在开始尝到苦果,政府认为23条立法的空缺提供了适用更严苛的法例的理由。”傅华伶说,“香港的叛国罪、煽动罪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罪行,这种语言不是现代会用的,为什么不能去修改呢?”

  傅认为,03年草案所提出的法例标准,是“最可能符合我们理解的国际人权标准”——要求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才算违法,这和内地的标准完全不同。他常提起民族党被取缔的例子,称如果当时23条通过,民族党创始人陈浩天的行为也不会违反国家安全的法律。不过,这曾被民间法律评论团体“法梦”成员、香港大学法律学系博士生黄启旸反驳,黄指03草案并没有修缮《社团条例》第8条中有关国家安全的部分(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011-hongkong-societies-ordinance-national-party/)。

香港民族党成回归后首个被禁止运作组织。图为2018年8月14日,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应邀到香港外国记者会(FCC)会址发表演讲,离开时被大量记者追访。摄:林振东


  作为傅华伶在港大法律系的同事,陈文敏多年来一直在23条立法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他在2003年是“二十三条关注组”的成员,同组成员还有时任立法会议员兼大律师吴霭仪、时任立法会议员兼资深大律师余若薇等。陈文敏主张,香港现行法律已经足够禁止23条里面所指出的七种国家安全有关的行为,不需另外再立法。虽然香港没有“分裂国家”与“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罪名,但《刑事罪行条例》的现有条文,实质上已足够禁止这些行为。

  “你说叛国、分裂国家,我告诉你那些已经有了的,你告诉我,有什么你想要而我们没有的?我们再去谈那些是否真的需要。我觉得这样讨论才有意义。我问了十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有什么‘上面’要有,而我们没有?”

  无论如何,17年后,23条的草案被撤回,已成历史。接下来,在香港紧张的政治局势下,如果中央再推23条,将对香港法治产生何种影响,香港又可如何继续守护法治、如何与中央沟通、谈判?

2019年7月28日,中联办用透明胶箱保护国徽。摄:林振东


  在China’s National Security书里,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林峰教授提出23条立法的争议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国两制所造成的双重性:香港的刑法与内地的不同,前者属于普通法范畴;于是,仅仅是“国家安全”一词的定义,便已经产生很大差异。中国《国家安全法》对国家安全的定义,远比香港2003年的草案要宽很多。

  那么,香港将要在多大程度上顺从内地对国家安全的要求?傅华伶说,他相信,尽管一国两制依靠中央权力的自我约束,在23条立法方面,中央不会把内地刑法对国家安全的标准加诸香港法律身上。

  “我不觉得中央会认为,在立法层面上,国家安全相关罪行的标准只有一种。有一国两制,就会有双重标准。中央不可能(在香港)适用中国刑法的国家安全罪行的条款。”傅华伶说,“中央意识到一国两制的实施对中国的发展有利,有个平衡,一国两制会带来一定风险,实施的过程会有艰难、甚至挣扎,但它也会带来机会、有更多国际联系。”

  “我们要维持这种空间,就要让中央觉得这个制度的存在不是那么让人头痛的事情。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没有一个三方机制来解决纠纷。互相说服吧,坐下来谈,对话才能解决问题。”傅华伶说。不过,至于如何开启对话,傅认为这是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政治领袖们的智慧。“也许现在不是时候,等选举之后吧。”

  陈文敏没有这么乐观。“直到你做到她想你做的东西,但是中间有些东西我们是真的不能做到。”

  假若重启23条立法,新增的分裂国家罪有机会成为重要争议点之一,而能否合法谈论“港独”问题,可以预见将是香港与内地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分歧。

2019年10月1日,港岛游行后,晚上有示威者焚烧黑色特区旗。摄:林振东


  对于谈论“港独”能否合法,陈文敏给了一个和内地不同的明确界线:“如果纯粹是讨论政治的主张,那就不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是言论自由的范围,西方一直以来draw这一条line的。”

  傅华伶说,当年的草案或许还能符合这条界线:“03年(草案)‘分裂罪’的罪名要求使用暴力、威胁使用暴力、重大非法手段从事分裂国家行动,但并没有包含学术讨论或言论自由这方面的表达和行为。这是中央当时可以接受、我们不接受的。”不过今时今日如果重启23条立法,“肯定会比过去更严,因为分裂国家的问题已经出现了。”

  “港独”议题在港民意支持率一直较低,只有数人的民族党已被取缔,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去年12月底受路透社委托的一项调查,17%受访者支持香港独立,67%不赞成,另有16%的人表示一半半/不知道。不过傅华伶表示,“对中央来说,这是以前没有的问题,现在已是摆在台面,不论支持率有多少。在香港,大家都认为‘港独’是梁振英创造出来的话题,不管怎样,他成功了。”

  在中国这个地方,(香港)有逃不了的命运。中国人说‘认命’就是你总要接受这个政治现实,说到底是你可以接受怎样的生活?——傅华伶

  如果香港立法满足不了中央对国家安全的要求,会怎么样呢?林峰教授在书里给出了两个可能性:人大对23条释法、中央把国家安全法应用到香港身上。傅华伶则认为,中央有可能在《基本法》范围以外就香港事务立法,或者派代表监督《基本法》实施。

  傅华伶又指出一个重要观察——内地法律学界近年兴起一个新讨论:中国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性。这都将会是对香港法治的重大影响。

  对于中央越来越关注国家安全,傅华伶说,“在中国这个地方,(香港)有逃不了的命运。中国人说‘认命’就是你总要接受这个政治现实,说到底是你可以接受怎样的生活?香港人必须形成一个共识。我以前觉得香港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社会。也许她有奋斗、斗争精神,奋斗之后可能就会有更深刻的反省和认识。”

  陈文敏则始终认为,“其实我们是夸大了国家安全的问题。”

  “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我们全部都有(法例)在这里。至于一些很少数、可能不是很‘啱听’(中听)的言论,这些不‘啱听’的言论,是否应该把他们变成刑法?这些才是问题所在。但他们全部避开这些问题,因为知道一讨论这些问题,一定能看到两个制度的分野。”

  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我们全部都有(法例)在这里。至于一些很少数、可能不是很‘啱听’(中听)的言论,这些不‘啱听’的言论,是否应该把他们变成刑法?这些才是问题所在。——陈文敏

  陈文敏希望透过持续与中联办人员保持联系、向他们讲解香港现有法律已能保障国家安全问题,以此维持香港的法治现状。他说前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曾是港大学生,而不少中联办人员也会参加港大法律系的讲座,他自己亦曾与中联办高层在不同场合接触过。“不要以为大家完全没有沟通,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

  “现在支持国家安全那班人很多时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他们成天以为好像香港没有treason law,没有间谍罪,其实香港是全部都有的。但香港是否要连上面那些NGO都禁掉?是不是写文章都不行?是不是现在连记者问一下是否台湾(应成为WTO成员国)都不行?你去到这样一个地步,如果你想变成这样,不是不行,那你就不要再讲一国两制,香港和深圳没有分别。”

  “讲到最后,我们是不是想要这样的香港?”陈文敏反问。


(实习记者区婥媛、梁日恒对此文有重要贡献。)

 最后修改于2020-07-18 10:18:49
  • 发表于2020-06-18 14: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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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港式文革”,不如说是“港式整党”

  综观过去两个月香港的政治动员,围绕着政府系统的整顿风声空前。和惯常理解的“文革”不同,“整党”的逻辑更强调政治组织的纪律和行动。

杨山  2020-05-20

https://bit.ly/3g1YuJY

2020年3月13日,香港电台《头条新闻》录影厂,吴志森与曾志豪。摄:林振东


  香港电台电视《头条新闻》2月14日播出的一集节目,被数千人投诉为偏颇、污蔑、侮辱警方,煽动对警方的仇恨。而香港特区通讯事务局于昨日即5月19日下午裁定投诉成立。港台随后表示接受通讯局的裁决,从下一季开始暂停《头条新闻》这个多年来的老牌节目。至晚间,又有消息称未必会停止下一季制作,但会有大型检讨。

  4月开始,旧年区议会选举之后暂时弭火的香港政治又复震动。从中联办港澳办接连评论香港事务,到司局长换血、“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拘捕民主派人物,到中学文凭试历史科争议、考评局人事变动,再到立法会内会换主席和监警会报告全面认可警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疫情始几个月以来再次出现的街头运动,遭遇了警方的快速驱散和抓捕,首宗认下暴动罪的反修例运动示威者也在本月被判处四年监禁。

  香港电台暂停新一季《头条新闻》制作,是这一系列事件的最新一步。几乎同时,港府将“限聚令”中有关公共集会的限制推展至6月4日深夜,使从未中断过的纪念集会在今年面临停办。一系列的事件变成中央政府对香港民主派的“组合拳”攻击,一时间,“文革来到香港”的声音在各社交媒体上流传。很多人认为当下北京“亮剑”的动作,是为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通过社会动员,大清洗反北京阵营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

  但这种判断忽略了,在香港掀起一场“革命”,与其说是北京的目的,不如说是北京的当下重点工程造成的社会效果之一。毕竟,北京近来在香港的“出击”已近乎一场“总体战”。究竟是什么让北京动员起社会和建制多个层面,掀起一浪接一浪的连环攻击?真的只是为了报复旧年的反修例运动,或是瞄准秋天的立法会选举吗?


令北京失望的建制派 

  建制派的派系和内部意识形态分野,让力量分散并各自有所保留,更和特区政府、警队之间形成一个彼此之间缺少足够协调和统一指挥的局面。

  要理解今天这一切,也许首先要回到反修例运动中兵败如山倒的香港建制派。在2019年的示威面前,北京初期保持观望态度,除了称坚定不移支持特首施政与支持香港警队,及(人们猜测中)不允许港府向示威者的诉求退让外,对具体如何反制示威,如何进行“斗争”,明面上没有操盘的意思。7月21日的元朗白衣人事件,与其后8月的建制派反揽炒大集会,也许可以视为北京在港的介入试水,但其效果很明显让局势更加失控。

2019年8月2日,香港公务员在中环遮打花园发起的集会,全场参加者举起手机灯。摄:Stanley Leung


  于是,在整场反修例示威期间,中央政府所能倚仗的就只有特区政府、香港警队与传统上的“蓝色”建制派。但这三者在北京眼中显然各有问题。特区政府处理示威时前后进退失据,又有公务员集会撑反修例运动,更令北京颜面无光;警队对示威的处理一直无法取得北京需要的“决定性胜利”——直到“一哥”卢伟聪退休,邓炳强履新后,才通过11月的理大事件真正打击削弱了示威者街头力量;建制派则被选举牵住脚跟,除何君尧等数名“鹰派”之外,其他人口径不一,能够调动的力量也有限——“蓝丝”多数是较保守、希望稳定的中老年市民,无法像示威者那样组成一个真正有民间战斗力的阵营,而能够形成团体的同乡会或其他组织则人数过少,在示威者面前不堪一击。

  早在2014年6月就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主张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的中央政府,反修例运动中却只能依赖警队维持管制,被示威者的“揽炒”战术逼得长期束手无策,武警在边境演练但最终也没有出动……这一切都是中央多年来面对香港局势前所未有的挫败。

  更重要的是,去年11月建制派区议会大败,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区选前,央媒的鼓吹与对香港“沉默大多数”会支持中央政府的判断,无疑来自过去数年间建制派选举机器的愈发得力,如2018年11月西九龙的立法会议席补选,建制派能够破天荒打破“六比四”的得票常态,在一对一对决中斩获议席。让建制派通过选战、媒体造势、发放资源到社区、拉拢社团和同乡会等等形式,形成在社会中压制、制衡民主派的势头。这一路径对北京的党国体制来说是颇为陌生的,运作起来并不容易,却总要在香港硬着头皮指导、开发和予以信任。

  然而,反修例运动中这台建制机器展现了其颇为脆弱的一面。不光是民主派通过街头运动和“不割席”的理念高度团结,力量极为集中,避免了以往内部分化冲突的损耗,也在于建制派的派系和内部意识形态分野,让力量分散并各自有所保留,更和特区政府、警队之间形成一个彼此之间缺少足够协调和统一指挥、政令来源互有区别、临场时各有自己判断的交叠局面。

2019年11月25日凌晨,屯门乐翠选区区议会点票结果出炉,何君尧落败,站外大批市民开香槟庆祝。摄:陈焯煇


落实“全面管治权”

  在2020年因瘟疫而空前变动的全球格局下,北京对港的新动作,包含了一个极其明显的议题,那就是希望将香港调整到自己“管制起来顺手”的状态。

  事实上,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很可能让北京开始质疑,其心心念念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是否能真的形成想像中的震慑效果。二十三条说到底虽然是北京悬在香港上空的利器,但终归是在“法治”和“宪制”的框架内。而2019年的情况是,香港在制度层面并没有发生变化,却见证了民主派力量在社会中的空前整合,因此对中南海来说,有没有压制民主派的利刃,远不如有没有能操作利刃的一群人或一个“社会”来得重要。从卢伟聪到邓炳强时代的警队策略区别,和溃不成军的建制派的表现,应该是令北京进一步反思如何才能“管好”香港。

  过去数年,很多分析者都提到,中央政府或者说中共在香港的统治是颇为奇怪的代理人政治——一方面,作为中央权力代理的特区政府是非党派的官僚,不深入本地政党政治,也不依赖于政党治港;另一方面,本地建制派政党虽然也是北京的政治代理,却并不衔接在中共的政党机器中,党-国的组织架构、纪律和意识形态在香港的这些代理人中付之阙如。

  某种程度上,这类分析确实切中了要害。香港的政治对北京来说是陌生的另一种政治文化,本地建制派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像是伸展在香港的一条“义肢”,而非能够自如运作的“手臂”。哪怕特首是北京的心腹,他/她也不可能在不具备对整个建制派整齐划一指挥权的基础上自如施政,况且北京恐怕也出于政治风险的考量而不会给予特首这样的权力。

  在反修例运动中,最反映出这样尴尬的,是特区政府自行从殖民地法律体系中寻找到一种变相代替中央宣布紧急状态的立法权力——颁布反蒙面法——就连不断被北京强调属于自己的紧急状态权,也由特区政府以行政的方式代劳颁布。套用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的说法,香港可以算是出现了“行政吸纳主权”的诡异画面。绝对的管治权力停留在了口头,却没有一套机制将之落实。

  因而,在2020年因瘟疫而空前变动的全球格局下,北京对港的新动作,包含了一个极其明显的议题,那就是希望将香港调整到自己“管制起来顺手”的状态。排开“揽炒”论述是否还在如今国际形势下成立的分析暂且不谈,这意味着北京会具体在两个层面落实其心心念念的“全面管治权”。

  其一,是将政府、警队和建制派全部整合在同一根“指挥棒”下,做到“指哪打哪”,并且提升港澳办和中联办的地位让北京的意志直接指挥其在港力量,让原先平行的机构更有金字塔式的层级味道,把“义肢”升级为“有机体”,让这些并不属于中共党机器的成分运作起来更像一台党机器——尽管其成员不需要是党员;其二,是充分调动力量,让这个新的“党机器”“下沉”到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就像示威者“遍地开花”一样,让北京的意志在香港“遍地开花”,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夺取“阵地”。

2020年4月22日,林郑月娥率领新官员,包括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及另外四名新局长见记者。摄:林振东


“港式整党” 

  综观过去两个月香港的政治动员,围绕着政府系统的整顿风声空前:从教育局到考评局到通讯事务局和港台,都被整合入同一场“斗争”。

  而为了达到这两个目标,北京的部署,可以说是一场港式的“整党”。和惯常理解的“文革”不同,“整党”的逻辑更强调政治组织的纪律和行动。

  在中共历史上,“整党”意味着对党机器进行清理,把政治上和中央意志不符、阻碍施政的党员从政治意志下行的神经网络上拿到一边,以实现“头脑”对“身体”的灵活指挥。如1983年胡耀邦主持的整党就指出要党员“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决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表示一致,而必须在实际行动上保持一致”,同时要“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纯洁组织,就是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

  无论是1980年代改革派为了打击文革中晋升的干部的整党,还是习时代为了推行政令对党的整顿,都隶属于中共历史上对党这台统治机器的依赖所形成的传统。

  而综观过去两个月香港的政治动员,围绕着政府系统的整顿风声空前:从教育局到考评局到通讯事务局和港台,都被整合入同一场“斗争”,在其中各尽所能,寻找可以发力的抓手,把北京“全面管治权”推广到原先公务员系统和社会有更多自主空间的领域。而在这样的运动中,北京及其在港机构也正好可以识别、提拔、调动公务员和社会精英到其认可的位置。这就是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所提到的“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的某种深层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先前仕途被看好的聂德权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平级调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很多分析都认为是他被“祭旗”。这种分析视角,源于在“公务员政治中立”的意识下,公务员事务局只被当作一个后勤和处理人事琐事的机构。但如果从北京的视角来看,公务员事务局也完全可以变成香港特区的“组织部”,把人事任免权和福利作为武器,调动公务员体系的洗牌和“党机器化”,从而直接调动香港政府机器的方方面面,以全面抗衡已近乎于定义成“敌我矛盾”的民主派。

  而考虑从港英时代以来的香港社会,政府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这台管制机器一经开动,并高度听令的话,完全可以让香港社会比内地社会更加威权和具有压制性质。简单说来,面对“黄店”,食环署是不是还未调动起来?面对示威者,房署是否也可以“做野”?这样的管制局面才刚刚开始。

  因而,相比一场所谓的“港式文革”,当下在香港进行中的,不如说是一场“港式整党”。对追求历史地位的习近平来说,短期内的失败或损失,都要让位于其界定的长远影响。这种咬定目标然后不妥协的风格在过去数年的“房住不炒”、供给侧改革和环保运动中清晰可见。那么,如果北京当下立志在港进行一场“结构性改革”的话,立法会选举便也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北京从未更改过2014年就划下的框架——“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

  至今为止的一切,都在朝着这个方向演变。


(杨山,媒体人,中国政治观察者)

 最后修改于2020-07-17 16:50:02
  • 发表于2020-06-18 14: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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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环治港”?两办角色的前世今生

  究竟港澳办与中联办是怎样的治港机构?两办在“一国两制下半场”又将如何走向台前?“西环治港”已被议论多年,但从未像此刻一般真实。

特约撰稿人 陈楚楚 发自香港  2020-05-19

https://buff.ly/3bJ8u7t

2020年1月15日,中联办新春酒会,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与特首林郑月娥。摄:Isaac Lawrence/AFP via Getty Images


  从间接治港到直接“行使监督权”,在修例运动一周年之际,中联办和港澳办的角色似乎发生巨变,揭开夏宝龙和骆惠宁接掌两办主任后的中共对港政策新方向。

  两办高调行事,显示北京有强力破局的意志,更折射出香港权力架构可能面对重大转变。中共主管香港事务的两大部门,一个是位处北京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负责研究、制定港澳政策;另一个是身在香港最前线的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专职在香港指挥建制阵营选举和统战工作。过去,这两个部门在香港事务还只是幕后操盘,近来却似乎已经走上台前,化身为香港的第一治港者,有架空香港的行政长官之嫌。

  在中港疫情渐趋稳定、本地社会运动平静之际,两办接连出招,先是在4月联合于网上发炮,谴责民主派议员“恶意拉布”和“政治揽炒”,属首次高调评论立法会内部运作(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424-opinion-hk-government-central-liaison-office/)。中联办亦首次明确表明,中联办和港澳办并非“一般意义的部门”,故不受基本法22条的规限(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420-opinion-hongkong-liason-office-basic-law-22/),推翻港人和港府过去的认知。本月始,中联办继续措辞强硬地评论香港事务,一方面批评反对派政客罔顾自由市场规则,极力炒作所谓的黄色经济圈,另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就23条立法的评论。港澳办亦在网上直斥“黑暴揽炒是香港社会的政治病毒,是一国两制的大敌”。

  在这样的局势下,港府亦步亦趋,动作连连,先是在4月18日大举拘捕民主派头面人物,继而在4月22日宣布5名局长的人事变动,是自反修例运动后特区政府首次明确人事调动。其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据报在深圳会见林郑月娥,要求林郑再次认真审视落实基本法23条立法的可能性(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83592/look-enacting-national-security-law-and-ensure-fair-legco)。

2020年5月18日香港,黎智英、李柱铭等15人涉非法集结于西九龙法院提堂审讯。摄:陈焯辉


  究竟两办是怎样的治港机构?回归以来两办的角色有何转变?经历反修例运动后,两办在“一国两制下半场”又将如何走向台前?对外界来说,“西环治港”已被议论多年,但从未像此刻一般真实。


总参谋部VS前线指挥部

  位处北京的港澳办是港澳工作系统的总参谋部和中枢,而中联办既为最高领导层决策在前线收集信息,更充当中共在港指挥部,参与选举协调、敲定建制派候选人。

  从中共港澳工作组织体系来看,港澳办和中联办是港澳政策内第三层的决策圈。香港对北京来说一直是个微小而重要的地方,重大决定需由中共最高决策单位——政治局常委会拍板决定。在这之下,现任政治局常委韩正领军的港澳协调小组是第二层决策核心,副组长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中央统战部长尤权、外长王毅、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新加入的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另外组员亦涵盖港澳中联办主任和其他国务院相关部委的官员。

  作为小组主管港澳的部门,两办要员相信会和其他小组成员一同审阅特区政府递交的报告,并就香港的政治事件、港府行政长官和高官人选、中港宏观发展政策(如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等事件作分析和评估,供政治局常委做最后定案。而当涉及香港基本法和政治改革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会则会按政治局常委会和港澳小组的决定,以人大释法和人大决定的方式定夺香港的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港澳办和中联办在架构上并无直接的隶属关系,而是业务上前后方的两个部门,相信两者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只是,从当下人事安排来看,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首度兼任港澳办副主任一职,而港澳办现任主任夏宝龙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为副国级领导人,骆惠宁则仍为正部级。这或许显示出中央意图进一步加强港澳办的统合与协调职能,改变过去两个机构相对各自为政的状况。

  位处北京的港澳办是港澳工作系统的总参谋部和中枢,负责研究和制定港澳政策,并处理和协调各部门、省市(地方政府都设有港澳办)的对港工作。修例运动前,港澳办近年最触目的工作是在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前夕,承担《“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的起草工作,这份文件宣称中国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

  与此相对,中联办则是“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的掩护,既为最高领导层在前线收集信息,更充当中共在港指挥部,不但参与选举协调、敲定建制派候选人,而且会介入政治动员及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在一些争议的议案,特区政府未必取得立法会议员的支持,中联办亦发挥拉票的作用,以此“支持特区政府施政”。

  中联办手握评核香港亲中人物政治忠诚度和能力的大权,以此笼络和控制亲中建制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中联办在香港还广泛联络和统战社会各界,管理香港的亲中建制阵营。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两个政治衔头可以连通中国政商界,是很多香港建制人物极力争取的。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曾公开表示(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41305),谁做政协委员,谁做人大代表,中联办都扮演重要角色。换言之,中联办手握评核香港亲中人物政治忠诚度和能力的大权,可以以此笼络和控制建制人物。

  比较两办的人员编制,港澳办估算有100多人,2019年的开支达7382万(https://www.hmo.gov.cn/xxgk_new/yjsgk/201904/P020190402524263695543.pdf),下有政研司、联络司、法律司、港澳研究所等机构,每年投放颇多研究资源(2019年为1200多万)谋划港澳政策,为中共对港政策提供论述依据。而中联办的预算神秘,并没像一般的国务院机构在网页披露决预算,但其在港的资产丰厚。根据香港众志的查册,中联办及其子公司在港拥有数量757个、价值至少34亿的物业王国。按住宅物业数量推算,中联办在港至少有700多人,数量远比港澳办多(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29163/%E9%A6%99%E6%B8%AF%E7%9C%BE%E5%BF%97-%E4%B8%AD%E8%81%AF%E8%BE%A6-%E6%96%B0%E6%B0%91%E7%BD%AE%E6%A5%AD-29163/)。



  根据近年港澳办预决算和中联办的物业买卖可见,两办在2013年后的人员编制都有上升,以是应付日益复杂的香港局势。基于中联办涉及本地事务较多,中联办相信比起港澳办有更多的香港本地干部,他们或从左派阵营(如商会、工会、学校)招聘而来。而有些官员也在两办间平调,掌握港澳系统的台前幕后工作。

  比起只有7个司级机构的港澳办,中联办内设的部门亦更加精细,数量达23个之多,针对各个社会界别和工作范畴。如经济部负责协助内地有关部门管理香港中资机构,宣传文体部是中联办意识形态工作的重镇,负责领导三份本地左派报章(文汇、大公和商报)和三个在香港有垄断市场情况的出版社(三联、中华和商务出版社)(注1);协调部(旧称统战部)负责香港较上层的统战工作,包括港区人大政协、工商社团、妇女界等;教育科技部负责联络教育、学者、科技、工程界界别;青年工作部负责接触香港年青人和学生,协调他们北上参加交流实习团。

  在某种意义上,中联办官员像是如影随形的公关,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联络香港各方友好势力,安排他们北上交流和会见官员。小至地区法团的节庆,大至全港性的大型活动,均看到中联办官员的身影。


九七前全面进场香港事务

  在回归前的历史时期,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事实上已在香港事务全面进场,成为和港英政府分庭抗礼的权力部门。

  追溯历史,尽管同为港澳工作的主管部门,但港澳办和中联办走过不同的历史轨迹。

  港澳办在1978年成立,成立之初是为了重整文革时破坏的港澳事务,改善中国与港澳工商界的关系,以更好利用香港的海外联系服务当时邓小平的“经济现代化”国策(注1)。至于中联办的前身新华社香港分社则早在1947年成立,表面是一家直属国务院的国家新闻通讯社,但实际内部只有一小部分的职能是新闻通讯社,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代表机构,亦是中共在港党组织的掩护。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新华社香港分社都利用香港的自由空间从事政治活动,包括情报收集、统战宣传、组织渗透和发展左派力量(工会、学校等),亦和香港的国民党、美国和英国各方势力周璇、斗争。当中最厉害的是1967年的六七暴动,当时受文化大革命极左风潮影响,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幕后发动香港左派对抗港英政府,最后酿成51人死亡、830多人受伤,为香港二战后最激烈的暴力冲突之一(注2)。

  当1970年代末英国政府提出香港前途问题,中国外交部、新华社香港分社、港澳办组成香港事务的“三架马车”,联手介入香港事务而慢慢为港人熟知。具体而言,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在中英双方正式谈判前调研和起草“收回香港”的具体政策方针,在谈判开始后和中国外交部参与中英谈判的工作。同时,这两个机构也向香港各界(主要为香港上层的工商界资本家)推销中方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案——当时香港民意一面倒反对香港回归中国。其后,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亦主导基本法的咨询和起草工作,包括拟定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包括23名香港委员,36名大陆委员),以及和中国外交部等部门调查研究、提出基本法的草案。

  在回归前的历史时期,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事实上已在香港事务全面进场,成为和港英政府分庭抗礼的权力部门。中方官员认为九七前的香港事务牵涉政权的平稳移交和第一届特区政府的构成,因此认定中方在香港重大事务上有否决权,尤其是政治改革和涉及公共财政开支议题上。

  当港英政府在“六四”后推出玫瑰园机场计划和加速民主化进程时,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其他中方部门就积极和英国政府“斗争”。在这段期间,中方正筹备第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会亦迈向选举,两个机构亦积极扶植本地亲中势力,为后九七“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做好准备(注3)。

1996年6月30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外,示威者挥舞着红色横幅。摄:Vincent Yu/AP/达志影像


从“不干预”到“第二支管治队伍”

  前港澳办主任鲁平曾定位港澳办是一国两制的“守门员”,防止中央政府部门或内地各省市部门可能因对基本法不太了解而干预香港事务。

  在奠定后九七香港的政治秩序后,港澳办和新华社分社一度有退居幕后的计划。

  在北京看来,九七后港澳办和新华社的地位和工作空间理应收缩,以带头示范中共在国际社会许下的“不干预”香港事务的承诺。另一方面,过去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中共港澳工作部门可放胆批评殖民政权,但九七后香港的管治者是北京认受的特区政府,北京既然已放手让特区政府全权管理香港事务,两个主管香港事务的部门就应自我约束,不便评论特区政府的工作(注4)。

  正因如此,前港澳办主任鲁平(1990-1997)曾强调,特区政府上面不会有“党委书记”和“太上皇”指手画脚,因为中央坚决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https://news.tvb.com/programmes/newsfile/5ea775fe335d19652bd2e32c/%E9%AD%AF%E5%B9%B3%E8%AB%87%E9%BB%A8%E5%A7%94%E6%9B%B8%E8%A8%98);鲁平和继任港澳办主任廖晖(1997-2010)也定位港澳办是一国两制的“守门员”,防止中央政府部门或内地各省市部门可能因对基本法不太了解而干预香港事务。

  这样的保证同样反映在回归初期的人事和架构上,回归伊始中央很快撤换港澳办主任鲁平和新华社分社社长周南,他们过去曾屡屡就香港事务高调发声。与此同时,新华社规模有所缩减,由15个部门缩减至9个,而1983年设立的新华社发言人制度亦吿取消。在2000年,新华社香港分社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注5),第一任主任姜恩柱强调,中联办与特区不存在隶属关系,不会干预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不会成为香港第二个权力中心。

  然而,两办“不评论”、“不干预”的界线在2003年开始松动。因担心基本法第23条立国家安全法侵害人权,以及同年SARS和经济不景气,2003年回归日香港爆发50万人大游行,震惊北京领导层。同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亦取得压倒性大胜,令北京的对港政策亮起红灯。

2003年7月1日,50万人游行抗议23条立法。摄:Vincent Yu/AP/达志影像


  在这样的危机下,北京决意成立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领导的高层级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在存有认同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地方,中央都会设置协调小组。

  在这样的危机下,北京决意成立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领导的高层级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在存有认同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地方,中央都会设置协调小组,希望汇集各个相关的党务机构和政府部门,打破这些官僚架构的壁垒,共同商讨和酝酿政策。

  香港是继新疆和西藏后第三个专门设立小组的地区,反映北京调整对港政策,从原来的“不干预”进展到“不干预但有所作为”。此间港澳办协调中央部门和地方签署CEPA(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index.html)、开放港澳个人游,并推动全国人大常委在2004年以决议的方式否决2007/2008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

  自此之后,中联办被指在香港事务幕后操盘,“西环治港”的印象不断在香港强化。2008年,中联办研究部曹二宝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提出香港有两支管治队伍,一支是特区政府管治队伍,“中央、内地从事香港工作的干部队伍是香港另一支管治队伍”(https://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20cb2-1389-2-c.pdf),后者是香港的一支重要管治力量,是“一国”原则在香港管治力量上的重要体现。这篇文章从论述层面证实了中共对港政策的改变。


从联络机构伸向选举和港府施政

  中联办曾分别向两位特首参选人曾俊华及叶刘淑仪承诺亚投行CEO和立法会主席的职位,以换取他们退选。

  在实际操作层面,中联办开始透过建立强大的选举机器介入香港政治,以及为特区政府暗中拉票,最重要的议程则是特首选举。2012年和2017年表面上是有竞争的1200选委“小圈子”选举,但中联办和港澳办在选前都表态支持特定候选人,甚至劝退不属意的候选人。

  2012年田北俊揭露中联办官员游说选委支持梁振英,而投票日前港澳协调小组副组长刘延东和港澳办主任廖晖更南下会见部分选委,以中央权威之姿为梁振英拉票。

  2017年,传媒报导港澳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和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南下,会见本港建制派及各大商会领袖,表明林郑月娥是中央唯一支持的行政长官参选人。其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与港区人大、政协代表会面,重申“中央”支持林郑月娥。

  同年4月,参选特首选举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其竞选总新闻主任撰文,指选举前几乎每个周末,来自北京的官员都会与中联办官员及选委在深圳会面,就特首选举交换意见。另外,中联办曾分别向两位参选人曾俊华及叶刘淑仪承诺亚投行CEO和立法会主席的职位,以换取他们退选(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403-dailynews-hk-election/)。这些迹象都看到,中联办以及北京的港澳办等高级官员是香港特首选举的造王者。

  而在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中联办亦全面进军,用各种方法确保“爱国爱港”候选人取得尽量多的议席。2011年,前中联办副处长黄春平被揭亲自上阵,参选区议员;2012年,当选议员的谢伟俊首次证实,中联办在立法会选举协助他拉票;2017年,中联办要求田北俊劝退自由党成员周永勤,免损何君尧选情,周永勤后来在出席一个电视论坛时突然宣布受到“来自北京人士”威吓而弃选。这些都是最显眼的中联办直接干预选举的案例。一般相信,中联办已经在香港发展成一套成熟的选举机器,令建制派的选情逐步扭转2003年的颓势。

  区诺轩的硕士论文(https://repository.lib.cuhk.edu.hk/en/item/cuhk-1202971)引述建制派成员意见,称“理论上每名建制派候选人出选,也需要32楼(中联办信德中心别称)首肯”,他亦发现,中联办掌握选举的两大重要资源——人口资料与社团义工:中联办要求建制派不同政党和组织上报“户口簿”(平时地区工作积累回来的居民资料库),继而部署区议会及立法会选举工作。同时,中联办亦发展出直接听命的同乡社团,在选举时调动义工助选不同名单的候选人,并在选举日动员会员投票。

2020年4月20日,香港众志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以中联办名义持有、或由中联办干部任董事的新民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物业合共达757个,总购入价格约为34亿港元。摄:林振东


  特首梁振英上台后中联办拉票情况频密,在委员会或大会前游说建制派撑政府法案或政策,致电的有副主任、部长及副部长级数人员。

  另外,《立场新闻》的调查报导亦揭露,中联办透过内设机构社会工作部、研究部、香港九龙新界地区工作部等部门深度介入选举(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8%A5%BF%E7%92%B0%E5%A6%82%E4%BD%95%E6%93%8D%E6%8E%A7%E5%8D%80%E9%81%B8-3-%E5%BB%BA%E5%88%B6%E7%84%A1%E9%96%93%E9%81%93-%E4%B8%AD%E8%81%AF%E8%BE%A6%E5%AB%8C%E6%9C%AA%E5%A4%A0%E8%81%BD%E8%A9%B1-%E5%BB%BA%E5%88%B6%E6%B4%BE%E5%8B%A2%E5%B0%87%E6%8F%9B%E8%A1%80-%E6%96%B0%E9%A6%99%E6%B8%AF%E4%BA%BA-%E4%B8%8A%E4%BD%8D/)。社会工作部负责领导政党,制定最后出选名单;三个地区工作部负责培育地区工作组织,选举期间利用平日工作建立的地区人脉动员地区人士助选;研究部负责研究香港的民情、选举分析,以助制定选举策略。中联办亦被指鼓励商界人士或地区人士等代理人,成立社团、办组织,做地区网络工作,积极发起登记选民、拉票,中联办则向他们派发各省市政协、荣誉市民等虚衔作回礼,和建制社团形成互利共生的利益结构。

  除了参与选举之外,中联办被指在立法会争议议案“箍票”,暗中辅助特区政府施政。按理来说,特区政府作为香港的管治者,应该以理据说服立法会的建制和泛民议员。然而,建制派议员也未必常常和政府站在同一阵线,因为他们亦需要向选民负责。这时,中联办就会出手,统一建制派的立场,发挥“支持特区政府”施政的作用。

  2017年,林郑月娥当选新一任行政长官后在一个电台节目承认,不能否认过去政府推动政策过程中中联办曾帮手“箍票”(https://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170329/HK-gca1_r.htm)。另外,前立法会议员、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称,特首梁振英上台后中联办拉票情况频密,初期中联办人员在泛民“拉布”时致电提醒议员准时开会,但慢慢在委员会或大会前游说建制派撑政府法案或政策,致电的有副主任、部长及副部长级数人员。这些言论都看到,中联办为港府拉票已成公开的秘密。


修例风波中的两办

  2003年后中共对港政策的改变令中联办放手插手事务,亦令特区本来只有一个权力核心的局面,演变成中联办和特区政府双权力核心的新政治现实。

  从上文可见,2003年后中共对港政策的改变令中联办放手插手事务,对本地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冲击,已明显偏离“联络”的功能。这种冲击的结果是各方势力的平衡打破,当香港特首、一些建制派议员的选票都来自中联办助攻,不单引致特首和建制派议员处于政治负债的状态,失去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亦令特区本来只有一个权力核心的局面,演变成中联办和特区政府双权力核心的新政治现实。

  在北京看来,这一切并非干预和介入,只是帮助处于弱势的特区政府,以及对抗意图“夺取管治权”的民主运动。因此,北京开始强调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以此对抗民主派高举的“还政于民”和“高度自治论”。

  在2014年占中前夕,港澳办政研司作为核心智囊团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颁布,提出中央拥有对港有“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这套新论述强调中央的绝对权力,剑指民主派和公民社会的高举“高度自治论”——即除国防和外交外,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为北京进一步插手香港事务做论述基础。

2019年7月21日,示威者到西环的中联办集结,门外的中国国徽被漆弹染黑。摄:林振东


  2019年爆发修例运动风波,正是过去几年“全面管治权”压倒“高度自治权”的强硬政策的自然延伸。亦因如此,修例运动见证中央主管香港事务部门更强硬对策,从过去暗中辅助、间接管治,到直接介入控制局势。早在逃犯条例讨论阶段,中联办4月份邀请亲北京支持者成立“撑修例大联盟”,动员建制组织签名,亦设置街站动员群众签名,以此对冲反对派的声势,营造支持修例的民意(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3016577/has-carrie-lam-lost-hong-kong-her-bid-push-through-china)。

  到5月,尽管林郑月娥在当选后称“属于香港内部、自己高度自治的事务应该由特区政府管治团队和公务员负责,不需要中联办的朋友操心”,但这条争议的条例打破林郑月娥的计划,中联办罕有地在立法会表决前两度邀请包括立法会议员在内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出席工作会议,一方面为特区政府拉票,直接介入香港本地立法事宜,另一方面亦动员商界支持修订,后者一度担忧修例会打破两地法律框架的“防火墙”。林郑在6月15日宣布修例“暂缓”,翌日中联办又召集人大政协委员开会,传递中央的最新形势分析和部署。

  修例运动一大转捩点721元朗无差别袭人事件亦被指和中联办有关。当运动在7月开始蔓延至各区时,中联办新界工作部部长李蓟贻曾在7月11日举行的十八乡乡事委员会就职典礼,发言呼吁“爱国爱港”的村民不要让“暴徒”进入元朗搞事,要“保卫家园,驱散反政府的示威者”(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ngkong-extradition-gang-insight/chinese-official-urged-hong-kong-villagers-to-drive-off-protesters-before-violence-at-train-station-idUSKCN1UL0LK),似是为当地亲中事势力撑腰。此后元朗就屡屡爆发激烈冲突,先是区内的“连侬墙”被破坏,7月16日市民发起的“黑警恶行观赏会”被百多人袭击,21日更爆发酿成45人受伤送院的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

  在8月7日,港澳办亦联同中联办在深圳邀请550多名人士举行香港局势座谈会,会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省级政协常委、青年代表等550余人,这批人员都是北京在香港可以依赖的“爱国爱港”力量。张晓明在场传递中央立场,表示“爱国爱港阵营团结一致、坚决斗争”,王志民亦呼吁大家“挺身而出、积极发声、勇敢行动”,实际就是要求“爱国爱港”势力继续支持特区政府,并发起政治动员抗衡反对派的动员。座谈会后不久,建制派领衔的“守护香港大联盟”就按照两办的要求,举办声称有47.6万人参与的“反暴力、救香港”集会。

  在去年7月至9月这段时间,港澳办亦罕有地四次举办新闻发布会,抢夺针对反修例运动的话语权。发布会分别表态中央支持特区政府和警察,并批评香港示威出现“恐怖主义苗头”,有人要夺取香港特区管治权,把香港变成独立或者半独立的实体。

2019年11月24日,参选沙田沥源区的岑子杰在和其竞选团队拉票。摄:林振东


  11月的区议会选举或许是修例风波中央港澳工作的转捩点。本来区议会是中联办发动选举机器、扭转劣势的大好机会,但在投票率创71.23%历史新高的情势下,建制派遭遇空前惨败,被民主派候选人取得86%的区议会民选议席,促使中央重整两办的人事和架构。

  过去两办的主任未曾由高级别的省级“第一把手”担任,而多由港澳和外事工作的官员出任,如今两办改由港澳工作的局外人、地方大员出任,是朝着落实对港“管治权”的一个渐进转变。

  2020年1月,王志民被免去中联办主任职务,成为中联办历史上最“短命”的主任,接掌者是现年65岁、曾两任省委书记的骆惠宁。2月,张晓明被免去港澳办主任职务,改任该办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主任一职则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浙江省委的夏宝龙出任。另外,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澳门中联办主任傅自应首度兼任港澳办副主任,变相形成港澳办和中联办的垂直架构,实现一体化领导,解决过去两个部门相对各自为政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如身为红三代的内地网络博主兔主席分析(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200106/s00022/1578235564925/%E4%B8%AD%E8%81%AF%E8%BE%A6%E6%8F%9B%E5%B8%A5%E6%8C%87%E5%90%91%E6%B2%BB%E6%B8%AF%E6%96%B0%E6%80%9D%E8%B7%AF%EF%BC%88%E6%96%87-%E5%85%94%E4%B8%BB%E5%B8%AD%EF%BC%89),过去两办的主任未曾由高级别的省级“第一把手”担任,而多由港澳和外事工作的官员出任,这些官员比较属于技术官僚(technocrat),但如今两办改由港澳工作的局外人、地方大员出任,这些官员较属于“政治家”(politician/statesman),拥有地方管治经验,可从更宏观的治权和治理的角度处理港澳事务,亦可重新审视各种亲中势力,不受历史条件约束,是朝着落实对港“管治权”的一个渐进转变。


两办治港的变和不变

  两办治港的局面使香港政治的两大权力中心主客易位,整个政治体系和生态都发生震动,继而令所有利益相关的政治行动主体的认知和行为方式都发生变化。

  经过突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央港澳部门落实对港“管治权”的改变终于在4月揭晓。两办在4月政治平静之际,突然就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行为和法庭判决发声,谴责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铿拖延立法会内会主席选举,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罪名。更重磅的是,中联办发文指港澳办、中联办不受基本法22条约束,“有权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基本法正确实施、政治体制正常运作和社会整体利益等重大问题,行使监督权,关注并表明严正态度”,被指“自行释法”。

  根据基本法22条,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因此这条文一直是香港民主派和公民社会抗衡中央干预香港事务的法理依据。然而,如今两办已试图挣脱这条文的束缚,表明对特区政府可行使监督权,代表两办成为架设在港府头上的部门,制度化和恒常化发号施令,使香港正式进入两办治港的局面,对本地政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权力来源和问责来看,香港特首本来是中港之间的缓冲,按照基本法是对上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对下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相反,两办作为中央部门,只需向北京决策层负责,因此理论上来说特首治港和两办治港可以存有政策目标的分野。然而近些年来,特首早已一面倒向上负责,紧随中央的意图行事。在拒绝让步和无法提供政治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北京强硬的政策议程无论是特首治港,还是两办治港都一样会推行。

  不过,尽管推动的政治议程一样,两办治港的局面使香港政治的两大权力中心主客易位,整个政治体系和生态都发生震动,继而令所有利益相关的政治行动主体的认知和行为方式都发生变化。

  此前港府和两办本来还算是平起平坐的地位,港府可以按照自身的官僚逻辑运作,存有一定的自主空间,而两办则在暗处影响政治局势。在这种结构下,“中央”位于权力三角形的顶端,下面两端分别为两办与特首,三方形成“中央—两办”、“中央—特首”、“两办—特首”的多重关系。

  但若在两办治港的时代,新的管治结构将变成“中央—两办—特首”的垂直链条,两办恍如港府之上的“太上皇”,可以对港府发出具约束性的指示,港府的政治活动空间因而大为萎缩,而香港的建制力量亦将以两办(而非特区政府)马首是瞻。

  这样的局面也可能冲击香港的独立机构。如大律师公会质疑,基本法保障一些机构独立不受干预,包括廉政公署,司法机关等,“两办”的监督权是否延伸至这些机构?中联办的监督权是否涵盖律政司,这会否违背基本法第63条列明“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这些都是亟待澄清的问题,亦是悬在香港独立机构头上的刀。

  无容置疑,两办治港明显是对“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全盘否定和修正,但站在北京的立场,港府已积弱至无法指挥本地的建制力量,因此需要更高权威的两办出手驾驭局势,激活本来逐渐失控的局势。

2020年5月8日,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在下午2时半召开。现任内会主席李慧琼早在一个多小时前已经进入会议室,坐在主席台,副主席郭荣铿一度走到台前,与李慧琼对话。摄:林振东


  在这样的议程下,北京已不惜和相当一部分的港人为敌,其垂直管治、“以我为主”的政治模式将从根本改写“一国两制”。

  从现在局面来看,两办的动怒和介入确实带来一定的政治效果,迫使建制派和官员更加主动做出符合北京政治议程的动作。在两办谴责立法会内会乱局之后,建制派采取更为主动的方法抢夺内会主席这一战略位置。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采用外聘的律师意见,引用《议事规则》92条,指定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健波主持内会选举主席,昨日终于造就民建联的李慧琼连任(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26795-20200518.htm)。

  而在政府层面,近来一道要求考生就试卷资料及自己所学解释,是否同意“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亦引起教育局强烈的回应,教育局称试题“严重伤害了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的感情和尊严”,史无前例要求考评局取消有关试题。

  可以预见,在两办强硬治港的路线下,将横冲直撞推行以下的政治议程:

  整顿高官和公务员团队,即四中全会所说的“完善中央对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清除一些懒政、未能紧跟政治形势的官员,换上一些政治上更忠诚、能力更好的官员;

  恢复立法会的秩序,使特区政府继续施政,并通过彰显“一国”权威的《国歌法》以及基本法23条国家安全立法,以“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依靠法律禁止香港政治团体进行国际连结的工作;

  继续依靠警察和严刑峻法打压示威运动,并发动舆论机器、统战平台(如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和政治动员分化同情运动的中间派市民,削弱反对运动的群众基础;

  全面抢攻立法会,确保反对阵营不会“夺权”,必要时大举DQ民主派的立法会候选人;

  在教育战场发起以“去殖”和“爱国”之名的批斗运动,修改不符官方立场的课纲,并清洗支持运动、对政府有异议的教育工作者。

  在这样的议程下,北京已不惜和相当一部分的港人为敌,其垂直管治、“以我为主”的政治模式将从根本改写“一国两制”。在北京看来,这也许是一国两制“危机时刻”的作法,在政治相对平和时还是会尽量采用港府和两办双线管理的模式。只是在两办治港的强硬议程下,香港的反对运动的反扑亦会更大,未来的平和将遥遥无期。

  两办治港作为一种管治模式,将是“一国两制下半场”的新常态。


注释:

  1. 《铿锵集》曾揭露三中商母公司联合出版集团,实际由中联办透过另一间公司全资拥有(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7Od4uDt61U)。而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指出,过去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领导文汇报、大公报和晶报等左派报章,以此推断中联办文宣部同样领导这些报章。

  2. 有关新华社香港分社(港澳工委)在六七暴动的角色,见张家伟著 《六七暴动 — 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和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动始末 — 解读吴荻舟》(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

  3. 有关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回归前和英方斗争的历史,以及怎样培植本地亲中势力的内容,见鲁平口述,钱亦蕉整理 《鲁平口述香港回归》(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和张春生,许煜著《周南解密港澳回归》(香港:中华出版社,2013)。

  4. 这个分析源自杨开煌为“陆委会”撰写的《“香港新华分社”“九七”后在香港扮演之角色与功能》一文(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F0558A90D837D63E&sms=2FA6D6C71B443632&s=7CBF985CB4015A88)。

  5. 中共在港需以通讯社名目活动,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政府不想中方有官方代表机构在港,成为第二权力中心,另一方面中共亦不接受英方建议的设立“总领事馆”方案,因为此举无异于承认香港就是英国的领土,抵触中共否定三条“不平等条约”的立场。见辕轩铭著《新华社透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7)。

  6. 见刘兆佳著《思考香港一国两制的未来》,(香港:商务印书局,2020,页173)。

 最后修改于2020-07-17 16:40:57
  • 发表于2020-06-18 14:18:12

Smart [离线]

睡意盎然

4.7三叠纪

发帖数:4993 原创分:0
<ASCIIArt> 5楼

速度很快啊

Hotarubi (是扇底闪躲|或雨水摧折)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6/18/c_1126130350.htm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办公室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已由委员长会议提请18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这个法律草案是贯彻落实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精神和要求的重要立法项目,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向会议作了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其中,草案对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四类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和相应的刑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

签名档


发表于2020-06-18 16:54:43

kierkegaard [离线]

Albert Camus

3.0树袋熊

发帖数:192 原创分:0
<ASCIIArt> 6楼

旗帜鲜明地反对

Hotarubi (是扇底闪躲|或雨水摧折)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6/18/c_1126130350.htm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办公室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已由委员长会议提请18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这个法律草案是贯彻落实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精神和要求的重要立法项目,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向会议作了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其中,草案对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四类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和相应的刑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

签名档

Wir müssen wissen,wir werden wissen. 

发表于2020-06-18 19:00:30

kierkegaard [离线]

Albert Camus

3.0树袋熊

发帖数:192 原创分:0
<ASCIIArt> 7楼

旗帜鲜明地拥护

Hotarubi (是扇底闪躲|或雨水摧折)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6/18/c_1126130350.htm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办公室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已由委员长会议提请18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这个法律草案是贯彻落实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精神和要求的重要立法项目,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向会议作了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其中,草案对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四类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和相应的刑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

签名档

Wir müssen wissen,wir werden wissen. 

发表于2020-06-18 19:00:37

zaiqiang [离线]

卡布奇诺的苦涩

2.1太阿

发帖数:190 原创分:0
<ASCIIArt> 8楼

???

kierkegaard (Albert Camus)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旗帜鲜明地拥护

发表于2020-06-18 22:07:53

zaiqiang [离线]

卡布奇诺的苦涩

2.1太阿

发帖数:190 原创分:0
<ASCIIArt> 9楼

到底反对还是拥护😂

kierkegaard (Albert Camus)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旗帜鲜明地反对

发表于2020-06-18 22:08:22

Underloo [离线]

安德鲁还是安德烈

3.8中级站友

发帖数:1670 原创分:0
<ASCIIArt> 10楼

应该是反对别人反对,拥护他人拥护。

zaiqiang (卡布奇诺的苦涩)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到底反对还是拥护

发表于2020-06-19 10:40:32

Homagod [在线]

不愉快なら問答無用、撃て

9.1九莲宝灯

发帖数:3.4万 原创分:28
<ASCIIArt> 11楼

速度

Hotarubi (是扇底闪躲|或雨水摧折)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6/18/c_1126130350.htm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办公室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已由委员长会议提请18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这个法律草案是贯彻落实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精神和要求的重要立法项目,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向会议作了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其中,草案对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四类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和相应的刑事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

签名档

小国和小国之间有矛盾,联合国一调解,矛盾没了; 小国和大国之间有矛盾,联合国一调解,小国没了;大国和大国之间有矛盾,联合国一调解,联合国没了。


发表于2020-06-19 15:29:38

Homagod [在线]

不愉快なら問答無用、撃て

9.1九莲宝灯

发帖数:3.4万 原创分:28
<ASCIIArt> 12楼

哈哈哈哈

Underloo (安德鲁还是安德烈)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应该是反对别人反对,拥护他人拥护。

签名档

无论是康德的根本恶还是阿伦特平庸恶都不存在,只有败者恶

纽伦堡、东京、耶路撒冷审判都是一个鬼样子

歴史は書写のものと勝者のものである

                     Homagod


“在我的脑海中不存在不可能获罪的股东,虽然事实上他可能是无辜的,但从社会的角度看,他不可能免于获罪的可能。他从公司中获取利益,这是他的企业,他有义务监督那些代表他们的人,确保那些人实际的商业政策与公共福利相融;同时,也不存在无罪的股东,这种抵押债券的方式所获的回报,赋予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前提下获得利益的良机,这一事实不仅与我们的法律的制衡作用完全矛盾,而且与我们本应对投资者持有态度相矛盾。”

发表于2020-06-19 15:29:48
楼主

Hotarubi [在线]

是扇底闪躲|或雨水摧折

4.5普快

发帖数:4013 原创分:0
<ASCIIArt> 13楼

根据此前委员长会议的决定(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ed804d6905384df480815892fbc75dbd.shtml),本次常委会会期是6月18日至20日,也就是明天闭幕。作为一个无论是内容还是立法流程有相当复杂性(需要先成为全国性法律,交元首签署生效,而后再作出决定列入附件三)的新法律,是不太可能在本次会期中完成审议的。

Homagod (不愉快なら問答無用、撃て)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速度

签名档


发表于2020-06-19 15:39:38

AerysNan [离线]

 

3.2中级站友

发帖数:289 原创分:0
<ASCIIArt> 14楼

可能是想都发一下看看赞/踩的情况😂

zaiqiang (卡布奇诺的苦涩)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到底反对还是拥护

发表于2020-06-19 18:43:32

himitsu [在线]

神山 よしか

4.2维尼熊

发帖数:2124 原创分:3
<ASCIIArt> 15楼

打着全国性法律的旗号制定针对特区的法律怎么也讲不通“全国性”三个字吧

Hotarubi (是扇底闪躲|或雨水摧折)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根据此前委员长会议的决定(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ed804d6905384df480815892fbc75dbd.shtml),本次常委会会期是6月18日至20日,也就是明天闭幕。作为一个无论是内容还是立法流程有相当复杂性(需要先成为全国性法律,交元首签署生效,而后再作出决定列入附件三)的新法律,是不太可能在本次会期中完成审议的。

发表于2020-06-19 19:17:43
楼主

Hotarubi [在线]

是扇底闪躲|或雨水摧折

4.5普快

发帖数:4013 原创分:0
<ASCIIArt> 16楼

啊呀,明摆着耍赖嘛,反正我是最高立法机关说什么都对,只要我一意孤行,黑的都能解释成灰的,这种技术上的问题能奈我何

himitsu (神山 よしか)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打着全国性法律的旗号制定针对特区的法律怎么也讲不通“全国性”三个字吧

Hotarubi (是扇底闪躲|或雨水摧折)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根据此前委员长会议的决定(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ed804d6905384df480815892fbc75dbd.shtml),本次常委会会期是6月18日至20日,也就是明天闭幕。作为一个无论是内容还是立法流程有相当复杂性(需要先成为全国性法律,交元首签署生效,而后再作出决定列入附件三)的新法律,是不太可能在本次会期中完成审议的。

签名档


发表于2020-06-19 19:28:21

secretTom [在线]

小可爱

2.1蛋炒饭

发帖数:328 原创分:0
<ASCIIArt> 17楼

《反分裂国家法》也是全国性法律,但只针对台湾问题

himitsu (神山 よしか)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打着全国性法律的旗号制定针对特区的法律怎么也讲不通“全国性”三个字吧

发表于2020-06-19 19:30:50

secretTom [在线]

小可爱

2.1蛋炒饭

发帖数:328 原创分:0
<ASCIIArt> 18楼

私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中的“全国性法律”一词,指全国人大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所有法律。

Hotarubi (是扇底闪躲|或雨水摧折)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啊呀,明摆着耍赖嘛,反正我是最高立法机关说什么都对,只要我一意孤行,黑的都能解释成灰的,这种技术上的问题能奈我何

发表于2020-06-19 19:33:57
楼主

Hotarubi [在线]

是扇底闪躲|或雨水摧折

4.5普快

发帖数:4013 原创分:0
<ASCIIArt> 19楼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当然都是全国性法律;可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全国人大一般也不会制定只针对某一个地方的法律。从我国宪制秩序上说,地方各级人大是先于全国人大产生的,儿子不会(也不太应该)没事去给父亲越俎代庖。


当然特区不具有和内地同样的参与产生全国人大的宪制权力,可以特殊看待。那这样的做法,形式上说走的是“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列入附件三”的程序,但实际和补订基本法在正文中新加入一章无异,总之是震动特区整个宪制秩序的大事。

歪一嘴,一般的国内法律的权力完全来源于立法者,而国际条约的权力当然不是完全来源于某一缔约方的立法机构的批准;特区《基本法》的情形居于以上两个之间吧。

当然了,反正全国人大只要想做就啥事都有权去做,但是一人做事后果一人当吧。

secretTom (小可爱)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私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中的“全国性法律”一词,指全国人大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所有法律。

Hotarubi (是扇底闪躲|或雨水摧折)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啊呀,明摆着耍赖嘛,反正我是最高立法机关说什么都对,只要我一意孤行,黑的都能解释成灰的,这种技术上的问题能奈我何

签名档

发信人: watern ( ), 信区: sysop

标  题: 啦啦啦(转载)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20年06月15日23:16:29 星期一), 站内信件


就算做不了人,有些狗,也是可以选择不当的。

※ 来源:·北大未名站 bbs.pku.edu.cn

 最后修改于2020-06-19 19:55:36
  • 发表于2020-06-19 19:51:37
楼主

Hotarubi [在线]

是扇底闪躲|或雨水摧折

4.5普快

发帖数:4013 原创分:0
<ASCIIArt> 20楼

至少目前我国的宪制秩序在各方面都并不管且管不着台澎金马,所以认为台湾问题不是地方问题并无不妥。

secretTom (小可爱)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反分裂国家法》也是全国性法律,但只针对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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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修改于2020-06-19 20:04:07
  • 发表于2020-06-19 20: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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