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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同胞”:在韩国做工的中国朝鲜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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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同胞”:在韩国做工的中国朝鲜族

  「在韩国,有一群平日被隐匿的“同胞”:中国朝鲜族。1992年,韩国终于决定与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后,文化上和韩国人相近的中国朝鲜族,开始大量涌向韩国,填补了韩国对劳动力的需求。」

记者 李易安 发自台北  2020-06-26

https://buff.ly/3i6Xt4j

2018年1月12日首尔市东部。摄:Ed Jones/AFP via Getty Images


  清晨四点半。太阳还要再过半个小时,才会在出现在韩国首尔的地平线上。

  徐雷雷揉了揉双眼,连忙起身。为了节省时间,他昨晚睡时,就已经穿好今日的工作服。他拿起上个月在附近买的工具包,告诉自己,已经一连下了几天的雨,三天没干活了,今天难得放晴,无论如何都得上人力市场找到工作。

  他蹑手蹑脚,跨过旁边几个鼾声大作的男人,打开房门、步下楼梯,走进依然有些寒意的街道上。越往北走,和他同行的人也越多,他们彼此不认识,却都穿着类似的工作背心,背心口袋里放着大同小异的卷尺、铁锹或尖嘴钳。更重要的是,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同个地方——南九老地铁站。

  天空刚刚翻出鱼肚白,但地铁站二号出口外的人行道,已经被挤得水泻不通。几辆小面包车停在路边,车门敞开着;有些人找不到立身之地,溢到了马路上。一位中年男子看见徐雷雷走近,便凑了上来用汉语问,“十万,材料整理,去不去?”

  徐雷雷挥了挥手,继续向前走。他在老家山东东营做过模板工,知道自己值得更好的待遇,整理材料这种入门工作,他看不上眼。十分钟后,他上了一辆车,目的地是首尔南郊靠近平泽的一处建筑工地,谈好的工资是十五万韩元(约港币 950 元、台币 3,600 元),当天现领。

  这里是首尔九老区的加里峰洞(가리봉동),韩国最大的临时工集散地之一,类似于北京的马驹桥、深圳的龙华三和,以及台北大桥头三十年前曾经兴旺的临时工市场。由于临时工多半是中国人,近年有些韩国人开始把附近称作“延边街”(옌벤거리),有些则更直白,干脆叫“新中国城”。

  在视觉上,这个称呼其实颇为贴切。加里峰洞乍看之下,的确神似中国延吉的市街,随处可见汉字、韩文夹杂的招牌——路口的“请勿横穿马路”警示牌,用的是中韩双语,而一旁的韩亚银行玻璃窗外,则写着“吉林银行合作网点”。

韩国加里峰洞。图:网上图片


加里峰洞:工厂刚拆,“中国同胞”就来了

  如果你把“加里峰洞”几个字输入Naver(韩国最大的搜寻引擎),搜寻栏会自动联想显示“朝鲜族”、“饺子”等词组,而下面的“知识in”栏位(类似于Yahoo 知识+、百度知道的问答平台),则有“大林洞和加里峰洞,哪个更危险一些?”这样的问题。

  加里峰洞和大林洞一样,都位在首尔的西南隅,也都是中国籍移民、移工聚集的区域,只不过大林洞名气更响亮一点。內行的首尔人都知道,如果想吃便宜地道的中国饺子、烤肉串,大林洞就是首选——在这里,一串烤肉能低至 500 韩元的铜板价,在物价奇高的首尔,简直像不要钱一样。每晚华灯初上,大林地铁站 12 号出口外便喧闹欢腾,活脱脱像个从中国横飞而来的夜市一般。

  相较之下,加里峰洞则低调许多,一直到 2018 年的都市更新、形象工程开启之前,都是一片灰扑扑的景象,几乎只有中国人会驻足,街上的多数餐馆,面向的也都是中国籍顾客,少见韩国人的身影。

  1992 年,原本因冷战架构、而一直与中华民国维持邦交的韩国,终于转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韩建交后,文化上和韩国人相近的中国朝鲜族,则开始大量涌向韩国,填补了韩国对劳动力的需求。

  然而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加里峰洞其实是个“时代的眼泪”。

  1964 年,朝鲜战争结束刚满十年,韩国在战后的废墟之中,通过了“出口产业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法”(수출산업공업단지개발조성법),试图以“出口导向政策”振兴经济。隔年,“九老工业区”拔地而起,工业厂房陆续竣工,由此成为 1970 年代韩国经济荣景、“汉江奇迹”的代名词,是同时期台湾“加工出口区”的翻版,也是 1990 年代中国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先声。

  为了满足劳工的居住需求,被九老工业区包围的加里峰洞,当年有不少房东便将住宅改装成为空间仄迫的分租房(쪽방,近似于香港的劏房),再廉价租给劳工,让加里峰洞逐渐成为恶名昭彰的“蜂窝村”(벌집촌)。在工业区的全盛时期,分租房甚至一位难求,经常有“一个床位,两个租客”的现象,而共用同一床位的劳工则会错开排班时间,一人睡醒上工,另一人刚好收班回来休息。

  然而这不单是韩国劳工的故事而已。东亚各个新兴工业国的富足之路,几乎都是由这样的劳工,每日在上下班时,用疲惫但乐观的脚步所踏出来的。加里峰洞只是一个缩影,一个今日被记住的集体身影。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劳工运动开始在韩国兴起,不断上涨的工资,也导致工厂开始外移,九老工业区于是走入 1990 年代的衰退期。为此,韩国政府于 1990 年代末着手拟定政策、修改法规,将原本以纺织、电子业为主的出口工业区,转型成数码产业的腹地。最后,九老工业区在 2000 年走入历史,由“九老数码园区”取而代之,而原本由财阀兴建的工业厂房,则变成了崭新亮丽的厂办摩天大楼。

  就在韩国进行产业结构重组、九老工业区走入历史之际,东亚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巨变。

  1992 年,原本因冷战架构、而一直与中华民国维持邦交的韩国,终于转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韩建交后,文化上和韩国人相近的中国朝鲜族,则开始大量涌向韩国,填补了韩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于是就这么巧合地,这些初来乍到的朝鲜族在寻找落脚处时,便承接了加里峰洞逐渐人去楼空的廉价分租房。

  除了便宜的住房区位之外,加里峰洞从1970年代至今,也一直就是首尔规模最大的“人力市场”所在地。由此,拥有廉价住处、工作机会又丰沛的加里峰洞,便在韩国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无心插柳地成为中国籍移民与移工的落脚社区。

  现在回看,加里峰洞从工业区到“新中国城”的转变,尽管表面上看来有些断裂,但内里的作用力和经济区位,却是一脉相承的。

2014年7月15日首尔,一名妇女走在首尔市中心附近教堂的霓虹灯十字架前。摄:Ed Jones/AFP via Getty Images


“同胞签证”:韩国社会对朝鲜族的“欲拒还迎”

  又是一个雨天。老家在吉林舒兰的小李、从延边来的老赵和权大哥,正聚在房里玩斗地主。小李刚抢到地主时,一早出门去的徐雷雷,突然一身湿地走进房间。

  “唉,车子刚到现场,下了雨又把我们给拉了回来,一毛钱也没给。”

  1976 年生的徐雷雷是汉族人,在这间“朝鲜族房”里是“少数民族”,床位被“房长”权大哥分到了上层。徐雷雷一边爬上阶梯,一边发牢骚:“这就是咱底层人的真实情况——看天吃饭!”

  在这个为移工提供住宿的教会宿舍里,徐雷雷的气质非常出众。以一个建筑工来说,他几乎太过秀气、太过儒雅,平时又很少与同房的朝鲜族来往聊天,总是戴上耳机、安静听自己的音乐,和其他爱打开扩音看手机视频的房客很不一样。

  从楼梯间到房间内,宿舍到处都弥漫着中年人的烟味、汗臭和体味。那是劳动者的气味。刚刚拿下奥斯卡大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曾将韩国人对气味敏感的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电影里的朴社长来到这里,大概不免也会皱起眉头、捂住口鼻。

  像这样的雨天里,多数人没事可做,只能睡觉。再怎么说,这个宿舍总归是为了睡觉而设计的,空气中也有种让人昏沉的气氛。然而这个宿舍,也不只提供睡觉功能而已,它其实还是个基督教会。每逢周日,这些宿舍房也会化身为一个个礼拜堂,提供“同胞爱教会”教会成员进行主日礼拜。

  这个专门收留“中国同胞”(韩国人对朝鲜族的常见称呼)、对中国移民进行宣教的教会,创立于2001 年,就​​位在加里峰洞的边上,占据了一幢住商混合大楼的第二层楼。长长的走廊两侧,一共有十来个房间,墙上匾额则用韩文写着“法务部指定同胞滞留支援中心”几个大字。

  主掌教会的牧师金延熙,是一位面容和善的中年女性。接受采访时,金牧师不断强调同胞爱教会是政府核准的团体,初衷就是为了替“中国同胞”提供协助。

  “同胞爱教会一开始只有聚会用的礼拜堂,所以初期提供的协助,主要是心灵层面的。然而时间一久,我就发现,许多来韩短期打工的朝鲜族,最需要的其实是住宿的地方,于是我决定找个可以兼作宿舍和礼拜堂的空间,最后才搬到这里。”金牧师说。

  时至今日,教会也不只有住宿功能,甚至连托儿所、安亲班、职业讲习所都一应俱全,平日还有基础韩语教学。至于宿舍楼里,目前則有七间男客房、三间女客房,可供大约 100 人入住,而且收费低廉,一晚只需 6,000 韩元(约港币 40 元,台币 150 元),包三餐便饭。唯一的要求,是每逢周日必须收起被褥,将房间让给教徒聚会用,而房客也有参与礼拜的义务。

  有些移工在来韩之前就已受洗,在宿舍里如鱼得水,有些则是在同胞爱教会居住期间决定信教。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像老赵一样,对信仰没有兴趣,每逢礼拜听讲都在瞌睡。

  这种并非真心入教、只想蹭个便宜床位的心态,同胞爱教会并非不知情。实际上,教会在为新房客办理入住手续时,也会询问是否为教徒、持有哪种签证,但基本上仍是来者不拒。

  谈及韩国的签证制度,几乎所有曾和韩国大使馆、法务部交涉过签证事宜的中国人,都会抱怨连连——不仅种类繁多,不同种类之间的差异又十分细微,限制但书多到可以编撰成册,也难怪加里峰洞随处都是营利的“签证服务站”为移民解惑。

  在所有签证之中,最特别的是 F-4 签证。这种签证被俗称为“同胞签证”,专供具有韩国血缘的海外公民后裔申请,不需工作契约即可赴韩,有效期长达三年,而且可以延签,甚至还能转为永久居留。举凡美籍韩侨、德籍韩侨,大多都是持有 F-4 签证在韩居留。

  然而 F-4 签证有个歧视性的但书:针对中国籍的朝鲜族、以及前苏联的“高丽人”,只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或是从事专业工作的人才能申请。因此,希望来韩打工的中国朝鲜族,大部分都必须申请抽签,中签之后再申办 C-3-8 签证(同胞访问签证)赴韩;抵韩之后,只要完成六周的职业训练,即能再转为五年效期的 H-2-5 签证(抽签访问就业签证)——这种签证专为中国籍、前苏联籍的韩裔人士设计,而且与工作挂钩,一旦换工作,便必须重新申请 。

  此外,如果持有 H-2-5 签证超过一年,在制造业、农渔业工作,或担任护士、家庭帮佣的朝鲜族,还能再参加技术资格考试,申请转为“同胞签证”,亦即 F-4 签证,以确保在韩国长居的资格。

  由于韩国并没有像台湾、香港那样,从东南亚地区引进移工来填补劳动力,因此这种层层递进,却只针对中国、苏联韩系后裔的歧视性制度,反映出的正是韩国劳工短缺、却不希望引入太多「不属于大韩民族」的外国劳工,同时又要谨防过多「韩裔」经济移民涌入的矛盾心态。

  此外,由于只要在农牧业、家务工等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就能取得同胞签证,因此这种制度也颇有鼓励中国朝鲜族,投入韩国人不愿从事的职业、「用工作换居留」的意味。

2018年12月13日,一名行人在首尔市中心的光化门地区走下台阶。摄:Ed Jones/AFP via Getty Images


从山东到韩国,班机多得像公交车

  除了朝鲜族之外,同胞爱教会里也有不少汉族住客,他们不能申请朝鲜族那种「同胞签证」,一般拿的都是 C-3-9(一般观光签证),停留期间最长只有三个月,而且不允许工作,也不能参加职业训练,因此多半只能在建筑工地里打黑工,平均年龄在35 岁左右。虽然法律没有禁止这类汉族人入住同胞爱教会,但教会心知肚明,这些拿着观光签来韩的汉族人,其实就是来非法打工的,而且人数已经逐渐赶上了朝鲜族。

图:端传媒设计组


  在教会中担任干事的金夏莲,自己几年前也才刚依亲来韩,很能理解这些“教徒”的心情:“韩国需要他们、需要劳动力嘛。如果政府自己开一个宿舍让非法的人来住,好像讲不过去,所以由教会来提供,政府可能也觉得比较适合,大家就取得一个平衡的关系。按原则讲,保护非法的人,当然是不对的。但是教会嘛,最重要是慈爱、怜悯,有困难的人就要帮助,这也是圣经和基督教认可的事情。”

  汉族身份的徐雷雷,拿的就是 C-3-9 短期观光签证,再过一个多月就得回东营。雨下一天,他就少一天挣钱的机会,签证费用就白给了。 “上次我找代办弄五年多次签,就花了一万多(人民币),最后还没签过。如果你户口是威海、烟台的,听说只要一千多就能成。”

  根据大韩建设协会(대한건설협회)的统计,目前全韩国建筑工地里的外来劳工,有一半是朝鲜族,而非朝鲜族的中国人也占 25% 左右。就工作签证的数量来看,光是合法拥有 H-2-5 工作签证的 23 万人中,就有大约 80 到 90% 来自中国——这个数字,还不包含拿短期观光签来非法打工的中国人。

  “现在从青岛、威海到韩国,班机多的都像公交车了,飞机上多少来打工的啊,你想想。”徐雷雷说道。他自己也是这批通勤大军的成员之一,几乎每三个月往返一次。

  来自辽宁鞍山的张国华,倒是幸运许多。虽然是汉族人,但他在首尔江南区的高级中华料理馆当厨师,拿的是合法的 E-7-1 工作签。来韩国至今两年半,他一次老家都没回过,因为自己本来就是基督徒、又想省钱,在教会宿舍已经住了近一年。

  “我在中国就是做厨师的——当初干这行,就是为了出国。”张国华的语气带着自豪。

  “但我原来想去的是日本,没想到中介给我找的公司在韩国,所以就来了。我老家那啊,现在鞍钢效益不好,饭店、酒店生意也就不怎么好。出来挣钱,还是比在家待着好。”

  拥有合法工作签的他,不满第一个雇主待他刻薄,待满合同期间后,就自己转成了 D-10 求职签,后来又在首尔找到了现在的工作。

  张国华的故事,其实是「在韩中国人」的另一种缩影:住在同胞爱宿舍中的汉族人,除了人数最多的山东籍之外,东北人就是第二常见的群体。就地理位置而言,韩国是距离中国东北最近的发达经济体,而东北境内又有不少朝鲜族,能为汉族人提供前往韩国的人际网络和求职管道。就产业结构而言,东北又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加依赖重工业和国有企业;这些产业近年来的下行和式微,也造成了新一波的劳动力外移潮——而韩国,就是东北劳动力外流的其中一个目的地。

  “其实嘛,只有刚来韩国的人,才会上人力市场找工作。做久了,老板啊、工头啊,是打电话主动来找你的。不管饭店、工地、会社、农业,什么活都有的,这边工作很好找。 ”张国华如此说。

2020年3月8日首尔,为预防2019冠状病毒传播,市民戴着口罩参加周日礼拜。摄:Ed Jones/AFP via Getty Images


疫情中再度被污名化的中国人

  《爱的迫降》里,主角李正赫被调虎离山、骗至中国餐馆,最后和朝鲜族/中国人黑帮分子打斗的片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刘峰和肖延站在礼拜堂的舞台上,怯生生地笑着。

  依照惯例,教会每周日聚会时,都会将当周新入住、新入会的成员介绍给全体教徒认识。刘峰和肖延的笑容不只生硬,还有些青涩——他们俩是大学同班同学,也都是威海的汉族人,期末考之前,就已经说好要一起趁暑假来韩国打工。

  当初提议要​​来韩国的,是刘峰。 “我说这叫啥来着?克绍箕裘?”自我介绍结束后,刘峰和肖延领了教会给新教徒的礼物,在我身边坐下用餐。

  “我爸妈都在这。反正我放假在家没事干,来这里有钱赚,离爸妈也近点,他们放心。”原来刘峰的父母,也是拿着 C-3-9 短期观光签证,在黄海两端来回穿梭的通勤劳动者,断断续续已在同胞爱教会住了一年多。

  刘峰翻了翻刚拿到的礼物盒,里头有一小罐梅子汁、一条印着“同胞爱教会-法务部指定同胞支援中心”字样的紫色毛巾,还有一本韩国法务部出版,用韩、中、俄、越南文写成的《移民初期适应手册》。他把毛巾和手册随手丢在了一旁,又将梅子汁的拉环拉开,一口气咕噜噜地喝个干净。

  金夏莲干事翻了翻宿舍登录簿,仰首心算了几秒。 “现在住这里的,男的 87 人,女的 33 人——咿,我不算还没发现,汉族居然比朝鲜族多一些。”

  在这些人之中,汉族人的平均年龄,明显比朝鲜族低很多。更出人意料的是,住在宿舍里的人,其实很难用“来来去去的流动人口”一言以蔽之。

  由于中国朝鲜族年轻人赴韩打工、入籍的情况普遍,许多人口以朝鲜族为主的东北城镇,近年也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为了方便照顾,不少在韩国工作的朝鲜族,会透过直系亲属邀请的方式,将留在家乡的老人接来韩国,方便照顾。同胞爱教会的宿舍里,就有半数以上的朝鲜族属于这类留守老人,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有些甚至已经在教会里住了近十年。

  这些老人平时都在宿舍里待着,偶尔在交谊厅和食堂里聊天、看电视,韩国秋天农忙时,也会下乡帮忙收获。

  在同胞爱教会住了七年的权大哥,倒是不屑帮农。 “在咱中国,朝鲜族是唯一拥有五所大学的少数民族,我没干过农民工。”

  今年六十七岁的权大哥,身体依然硬朗,每天清早固定吃两颗自己煮的白煮蛋。他不只不帮农,在韩国还有一份“正规工作”,平时在市政府作约聘人员,负责修剪路树、公园植林,算是“正派的公务员”。

  权大哥的底气不是平白无故的。他说自己在延吉市区有三套房,全都租了出去,老婆也在韩国当家庭看护做了十多年,在雇主家里吃住。他不想麻烦孩子,就自己选择住在了教会里。

  虽然是朝鲜族,但权大哥可爱国了。见到我,他第一件事便是拿出手机,翻出存在手机里的中国身份证图档。他总觉得韩国不行,还是中国好,“这里人讲的韩语太多外来语,我听不懂。”吃早饭时,电视里的晨间新闻提到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他又说“韩国终究还是得靠中国,我不早说了嘛。”

  “你是台湾人?那我们是同胞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得知我从台湾来之后,权大哥把手臂伸了过来,揽住了我的肩膀。就这样,权大哥这位“韩国人的同胞”,也成了我的同胞。

  不过“同胞”这个概念,总归是有点欲盖弥彰。我们平常并不会把隔壁邻居、路上遇到的人也称作“同胞”,因为之所以用上“同胞”这个词,大抵都有些尴尬别扭的成分在里头,不好明说。

  比如这些被韩国人口口声声称作“中国同胞”的朝鲜族,长期以来,就在韩国社会中背负了不少污名。

  由于许多朝鲜族(以及后来的汉族人)从事的是底层工作,早期又受韩国社会排挤、必须建立緊密的社群网络才能在异地立足生存,从而被连结上了“廉价劳工”或黑社会的形象,久久无法抹去,并于二十一世纪初,在族群相对单一的韩国社会中,成了最早的一批“他者”。很多首尔人不仅极少踏足大林洞、加里峰洞,甚至连经过时都会感到陌生或害怕。

  朝鲜族和中国人背负的污名,也让他们在韩国电影之中经常成为反派角色,有时甚至连台词都没有,因而和汉字招牌、紊乱街景一样,只是为了充作“疑惧地景”的符号功能而存在。近期火红的韩剧《爱的迫降》里,主角李正赫被调虎离山、骗至中国餐馆,最后和朝鲜族/中国人黑帮分子打斗的片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再向前回溯一些,2017 年的韩国电影《犯罪都市》(범죄도시)与《青年警察》(청년경찰),也都曾把朝鲜族/中国人描绘为犯罪组织成员,并分别在加里峰洞和邻近的大林洞取景,透过带有“中国风味”与“底层阶级特色”的都市地景和招牌符号,来呼应中国人在电影中的犯罪和底层形象,因而引起在韩中国人的反感,抗议电影强化了中国人在韩国社会中的刻板印象。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韩国政府和许多民间团体多年以来,其实都在努力打破这种刻板印象,鼓吹韩国已经是个“多文化社会”,但中国人/朝鲜族背负的污名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更糟的是,每当中韩出现龃龉、关系恶化时,这些在韩的中国籍移民就会成为被排挤的对象,比如 2017 年韩国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因而引起中国抵制和韩国反华情绪的事件,就是鲜明的例子。

  今年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初期,韩国也同样人心惶惶。尽管没有证据显示朝鲜族罹患肺炎,而大林洞、加里峰洞也没有确诊案例,但媒体依然会前往大林洞进行拍摄,背后目的,却只是为了拍摄新闻画面要用的“空景”、在视觉上提供“中国符号”而已。

  此外,由于有些中国朝鲜族的口音、方言,和北朝鲜的朝鲜语比较接近,因此也曾有朝鲜间谍冒充中国朝鲜族,再进入韩国从事情报工作的案例发生。时至今日,有些韩国人依然会对「中国同胞」抱有戒心,认为他们可能是潜在的朝鲜间谍。这种心态,在韩剧《爱的迫降》之中也能看到——当韩国警方要求来自朝鲜的主角出示身分证时,主角拿出的就是中国护照,以及注明「同胞」身份的外国人登录证。

  不过平心而论,此次在疫情中受害的,也不是只有中国人而已。大林洞其实也有不少餐厅业者是韩国人,同样在疫情初期遭受牵连、形象大坏,生意因而一落千丈。此外,由于韩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实施了境管措施,许多回中国过年的移工无法回韩,而不少建筑承包商也不敢再用中国籍的临时工,导致高度仰赖中国劳动力的营建业、家务工和餐馆等行业,都陷入了严重的缺工困境。

  同胞爱教会,在这次疫情中也受到不少牵连。自从大邱新天地教会于二月中爆发群聚感染事件之后,同胞爱教会便主动暂停了每周的主日聚会活动,改为网路直播的方式,让教徒在家里连线参与礼拜。至于住在宿舍里的住客,则仍可以在教会现场参加礼拜,只是必须配戴口罩、维持安全距离;少数仍需上工的住客,则被集中安排在另一栋楼里,也不参加礼拜。

  这种安排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基督教会早已被外界视为韩国疫情爆发的“祸首”,另一方面,同胞爱教会的教徒成员、宿舍住客,又多以中国人为主,本就容易让人联想起肺炎的发源地——在韩国疫情之中能招致排挤的元素,同胞爱教会一应俱全。

  疫情为同胞爱教会带来的冲击,也展现在数据上。2019 年,同胞爱教会一整年新增的教友人数高达 649 人;相比之下,从今年一月至今,这里新增的教友人数却只有不到 50 人。

  疫情高峰过后,同胞爱教会已经在五月中重启主日聚会,但仍有严格的防疫措施和人数限制。碍于境管政策,目前住在同胞爱教会里的房客人数也已大不如前。

  我打开微信,看见徐雷雷去年底在朋友圈里发的动态。视频里的他,正在仁川机场的候机廊里排队登机。视频旁,还有他留下的“再见,大韩民国!”几个字。

  当时的他恐怕没有想到,黄海另一端的那个半岛,短期之内或许难以再见。


(本文人名与教会名皆为化名。)

 最后修改于2020-06-27 11:14:21
  • 发表于2020-06-27 09: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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