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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游戏”: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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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arubi [离线]

是扇底闪躲|或雨水摧折

4.6普快

发帖数:4649 原创分:0
<ASCIIArt> 1楼

  一系列交警部门公布的数据背后,是外卖员已成高危职业的讨论。

  一个在某个领域制造了巨大价值的行业,为什么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的制造者?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人物》团队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通过与全国各地数十位外卖骑手、配送链条各环节的参与者、社会学学者的交流,答案渐渐浮现。

  文章很长,我们试图通过对一个系统的详细解读,让更多人一起思考一个问题:数字经济的时代,算法究竟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愿天下骑手都能平安回家。」

文|赖祐萱 编辑|金石 图|cfp(除署名外)

https://mp.weixin.qq.com/s/Mes1RqIOdp48CMw4pXTwXw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46894620917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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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两分钟从系统里消失了。

  饿了么骑手朱大鹤清晰的记得,那是2019年10月的某一天,当他看到一则订单的系统送达时间时,握着车把的手出汗了:“2公里,30分钟内送达”——他在北京跑外卖两年,此前,相同距离最短的配送时间是32分钟,但从那一天起,那两分钟不见了。

  差不多相同的时间,美团骑手也经历了同样的“时间失踪事件”。一位在重庆专跑远距离外卖的美团骑手发现,相同距离内的订单,配送时间从50分钟变成了35分钟;他的室友也是同行,3公里内最长配送时间被压到了30分钟。

  这并不是第一次有时间从系统中消失。

  金壮壮做过三年的美团配送站站长,他清晰地记得,2016年到2019年间,他曾三次收到美团平台“加速”的通知: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定格在38分钟——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

  系统有能力接连不断地“吞掉”时间,对于缔造者来说,这是值得称颂的进步,是AI智能算法深度学习能力的体现——在美团,这个“实时智能配送系统”被称为“超脑”,饿了么则为它取名为“方舟”。2016年11月,美团创始人王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口号『美团外卖,送啥都快』,平均28分钟内到达。”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的体现。

  而对于实践“技术进步”的外卖员而言,这却可能是疯狂且要命的。

  在系统的设置中,配送时间是最重要的指标,而超时是不被允许的,一旦发生,便意味着差评、收入降低,甚至被淘汰。外卖骑手聚集的百度贴吧中,有骑手写道:“送外卖就是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

  为了时刻警醒自己,一位江苏骑手把社交账号昵称改成了:超时是狗头。一位住在松江的上海骑手说,自己几乎每单都会逆行,他算过,这样每次能节省5分钟。另一位上海的饿了么骑手则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如果不违章,他一天能跑的单数会减少一半。

  “骑手们永远也无法靠个人力量去对抗系统分配的时间,我们只能用超速去挽回超时这件事。”一位美团骑手告诉《人物》,他经历过的最疯狂一单是1公里,20分钟,虽然距离不远,但他需要在20分钟内完成取餐、等餐、送餐,那天,他的车速快到屁股几次从座位上弹起来。

  超速、闯红灯、逆行……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萍看来,这些外卖骑手挑战交通规则的举动是一种“逆算法”,是骑手们长期在系统算法的控制与规训之下做出的不得已的劳动实践,而这种逆算法的直接后果则是——外卖员遭遇交通事故的数量急剧上升。

  孙萍从2017年开始研究外卖系统算法与骑手之间的数字劳动关系,在与《人物》的交流中,谈及“越来越短的配送时间”与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的关系时,她表示,“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

  现实数据有力地佐证了这一判断——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数据显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同年,深圳3个月内外卖骑手伤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个月间查处骑手违法近万次,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个骑手因违法伤亡。2018年9月,广州交警查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近2000宗,美团占一半,饿了么排第二。

2020年7月28日西安两货车追尾,致一名外卖骑手身亡


  #外卖骑手,已经成为最危险的职业之一#,这一话题已经不止一次地登上微博热搜。

  在公开报道中,具体的个案远比数据来得更惊心动魄——

  2018年2月,一位饿了么骑手为赶时间在非机动车道上超速,撞倒上海急诊泰斗、瑞金医院与华山医院急诊科创始人之一李谋秋,李谋秋抢救1个月之后不幸去世。2019年5月,江西一名外卖骑手因急着送外卖,撞上路人致其成植物人。一个月后,一名成都骑手闯红灯时撞上保时捷,右腿被当场撞飞。同月,河南许昌一个外卖骑手在机动车道上逆行,被撞飞在空中旋转2圈落地,造成全身多处骨折……

  被配送时间“吓”得手心出汗的朱大鹤,也出过事儿,为了躲避一辆自行车,他骑着超速的电动车摔在了非机动车道上,正在配送的那份麻辣香锅也飞了出去,当时,比身体的疼痛更早一步抵达他大脑的是,“糟糕,要超时了。”

  为了避免超时与差评,他打电话给顾客请求对方取消订单,自己掏钱买下了那份麻辣香锅,“太贵了,80多块,”他说,“但味道不错,吃撑了。”他至今对此耿耿于怀,因为他当时刚入行,经验不足,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他将这份麻辣香锅的钱付给顾客,让他再下一单,这样,“至少能把这趟的配送费给我,”他说,“6块5,我记得特别深。”

  “摔车的事情太常见了,只要不要把餐洒了,人摔成什么样都不是大事儿。”朱大鹤说,跑单的时候,他见到了太多遇到交通事故的同行,“一般不会停下来”,因为,“自己的餐都来不及了”。

  美团骑手魏莱的经历印证了这种说法。

  今年春天的一个中午,魏莱和一名穿着同样颜色制服的骑手在十字路口等红灯,只差几秒钟,对方着急,闯了过去,正好一辆汽车高速驶来,“连人带车都飞起来了。当场人就没了。”魏莱说,看到同行血肉模糊地躺在马路中央,他并没有停下来,自己手里的订单就要超时了,而那时,又来了新订单,一个熟悉的女声响起——“派单。从XX到XX,请在滴声后回复,收到。”



大雨

  根据系统的设置,在骑手们回复“收到”之后,它便开始运转。

  2019年,在ArchSummit全球架构师峰会上,美团配送技术团队资深算法专家王圣尧介绍了这个智能系统的基本运行——

  从顾客下单的那一秒起,系统便开始根据骑手的顺路性、位置、方向决定派哪一位骑手接单,订单通常以3联单或5联单的形式派出,一个订单有取餐和送餐两个任务点,如果一位骑手背负5个订单、10个任务点,系统会在11万条路线规划可能中完成万单对万人的秒级求解,规划出最优配送方案。

  但在现实中,想要击碎这种“最优”,一场大雨就足够了。

  对于雨,骑手们的态度都很摇摆,他们喜欢雨,因为雨天订单会变多,但如果雨下得太大,系统会很容易“爆单”,自己也容易出事儿。

  湖南美团骑手庚子遭遇过一个可怕的雨夜。暴雨不停歇地下了一整天,订单疯狂涌入,系统爆单了。站点里每个骑手都同时背了十几单,箱子塞满了,车把也挂满了。庚子记得自己的脚只能轻轻地靠在踏板边缘,边跑边盯着摞在小腿中间的几份盒饭不会被夹坏。

  路太滑了,他摔倒了好几次,然后迅速爬起来继续送,直到凌晨两点半,他才把手上所有订单全部送完。几天后,他收到了当月的工资条,数字居然比平时低很多——原因很简单,大雨那天,他送出的很多订单都超时了,因此,他被降薪了。

  被扣工资的不只是庚子,还有配送站的站长。

  “吃数据饭的。”美团配送站站长金壮壮这样定义自己。对于一个配送站,最重要的数据包括:承接的单量、超时率、差评率、投诉率,其中,超时率是重中之重,因为,很多差评和投诉的原因,也是超时。

  通常,骑手们的超时率不得高于3%,如果达不到,站点的评级将会下降,整个站点的配送单价也会下降,包括站长、人事、质控等在内的所有人,甚至与站点相关的渠道经理、区域经理,收入都会受到影响。

  每年年末,站点还要面临美团和饿了么平台的考核,每个区域内考核排名后10%的配送站,会面临淘汰的风险。

  在系统的这套评价体系下,“超时”带给骑手们的不仅是收入的损失,还包括精神上的二次伤害。

  “他会变成团队中的一根刺。”孙萍说,“超时严重,不但要扣钱,还要扣大钱,紧接着还有团体荣誉的问题。他给大家拖后腿,站长会找他,站长找完片长会找,片长找完之后,区长找,各种各样的找。大家都不喜欢他。”

  这会带给骑手巨大的精神压力。和麻辣香锅一同摔在路上的朱大鹤告诉《人物》,自己做骑手的前几个月,每一天都是在沮丧中度过的。

  他从小地方来,不熟悉北京的路,更别提那路上巨大的车流人流,他战战兢兢地守着规矩,天天因为超时被扣钱,这让他觉得自己很无能,“不是说外卖员收入过万吗?不是人人都送得了外卖吗?为什么我做不好?”他说,“自己好像不是当外卖员的料。”

  后来,随着电动车越骑越溜,路越来越熟,他从新手变成了马路上抢时间的高手,那种无能感才渐渐消失,“与超时相比,逆行算不了什么。”他说,和同行们扎堆逆行的时候,自己甚至能体验到一种“顺畅感”。

  如今,在正常情况下,朱大鹤已经极少超时,但极端的恶劣天气,仍然是他逃不出的魔咒,这种时候,失控的系统会将他一并卷入——背着超量的订单,完全失去对配送时间的控制,还要面临超时的惩罚,且不可以请假。

在大雨中送餐的外卖骑手


  2019年8月,台风利奇马袭击上海,一位饿了么骑士在雨中配送时不慎触电身亡,随后,一张配送站的微信群聊截图被传上了社交网络,截图中,站长@所有人,“未来三天不准假……未来三天找不到人直接双倍旷工处罚。收到回复。”站长发出的指令下,是一长串骑手们回复的代表收到的1。

  这张截图引发了巨大的舆论争议,有网友表示,台风天,为什么盒马、肯德基、麦当劳都可以暂停配送,而外卖平台却不能?

  对此,美团站长金壮壮只能表示无奈。每次下暴雨,骑手们都会来找他请假,爆胎了,摔跤了,家里人出事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面对大量涌入的订单,为了站点的数据,他只好强行规定,“除了生老病死,恶劣天气不能请假,请假直接罚款”。

  暴雨天,也是金壮壮最累的时候,他必须坐在站点的电脑前,时刻监控着每个骑手的位置,背负的单量,送达的时间。他所属的站点,美团规定每个骑手一次最多只能接12单,超过12单,系统便会停止派单。但遇到恶劣天气或重大节日,这远远无法承载涌进来的巨大单量,这种时候,系统也最容易崩溃:有的骑手背着成倍的订单,有的骑手几乎没有单子;有的骑手接到了方向完全相反的单子;距离近的单子配送时间比距离远的还长……

  此时,金壮壮需要扮演另一个角色——“人工调度”。在这个身份下,他可以进入系统,将A骑手的订单移给B骑手,以求运力的平衡。虽然系统封顶12单,人工改派却不受限制,只要有人调控,骑手手中的订单数字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一位骑手最多时同时背着26单;一个配送站的30多个骑手,曾在3小时内消化了1000份订单;还有一位骑手在50万人口的县城跑单,高峰期也同时被分配了16单。

  一位饿了么的站长告诉《人物》,这种人工干预并不是来拯救骑手的,而是为了“把每一个骑手的潜能和速度挖掘到最大限度”。

  骑手的潜能被挖到极致,如果还不行,金壮壮便会自己出去跑单,最多的一次拿了15单,“(爆单了)先让骑手熬一段时间,熬不了了,只能向美团申请,把配送范围缩小。2018年后,我们站点已经不允许申请了,单子再多,都要跑下去。”他说,在爆单时送餐,送到最后,整个人都麻木了,全凭本能在跑,“没有了人类的情绪反应”。

  去年,因为家人生病,金壮壮离开了这行。他说自己不会再回来,最近有朋友想包下一个外卖站点,也被他劝住了,“这个行业给人时间的压迫感,数据的压力,是你想象不到的”。今年夏天南方大雨,金壮壮一边庆幸自己脱身了,同时也担忧,不知道又有多少站点爆单,又有多少骑手需要拼了命地把数据追回来。

外卖小哥在暴雨中涉水而行


导航

  为了完成课题研究,孙萍在近4年的时间里接触了近百名外卖骑手,其中很多人都曾抱怨过系统给出的送餐路线。

  为了让骑手更专注地送餐,这个智能系统会最大限度地取代人脑——帮骑手规划多个订单的取送餐顺序,并为每一单提供送餐路线导航,骑手们不需要自己动脑,只需要根据系统的提示去完成,也同时承担被带入“歧途”的风险。

  有时,导航会显示一条直线。一位骑手曾愤怒地对孙萍说:“它(算法)基于直线距离预测时间长短。但我们送餐不是这样,需要绕路,还要等红绿灯……昨天,我送了一个单子,系统显示五公里,结果,我开了七公里。系统当我们是直升机,但我们不是。”

  有时,导航还会包含逆行的路段。

  2019年10月,贵州骑手小刀在知乎发帖称,美团有引导骑手逆行的情况。在同《人物》的交流中,他说,自己刚刚做了半年骑手,已经遇到过好几次指引他逆行的导航。其中一次是送餐去一家医院,正常行驶需要掉头,而美团导航上的路线则是横穿马路后逆行,根据他提供的截图,逆行路线接近2公里。

  “还有更厉害的,”小刀说,“有些地方不方便逆行,如果有过街天桥,系统导航会让你从天桥过去,包括那种不允许电动车上去的天桥。还有围墙,它会让你直接穿墙过去。”

  在北京,短视频博主曹导也遇到了同样的状况。为了职业体验,她做了不到一周的美团骑手,令她惊诧的是,当她接单后,系统导航出现的居然是步行模式——步行没有正行逆行之分,而系统给出的配送时间,则根据最短的路线计算,其中包含大量的逆行路段。

  在小刀看来,无论是直线还是逆行,系统的目的都达到了——系统会依据导航计算出的送餐距离和时间支付配送费,路程短了,时间少了,既为外卖平台黏住了更多的用户,还压缩了配送成本。

  2017年年底,美团技术团队在一篇介绍智能配送系统优化升级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成本”。该篇文章指出,优化算法让平台降低了19%的运力损耗,过去5个骑手能送的餐,现在4个骑手就能送了。最后,“成本”作为文章的结语出现:“效率、体验和成本,将成为平台追求的核心指标。”

  事实上,美团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收益。

  根据美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美团外卖的订单量达到25亿,每单收入比2018年同时期增加了0.04元,而与此同时,每单成本则同比节省了0.12元——这也帮助美团在2019年Q3,多赚了整整4亿元。

  只是,在平台巨额盈利的背后,是骑手个人收入的减少。小刀说,每当系统导航出现逆行路段时,他都会面临一种无从选择的困境,要么放弃逆行、跑更远的路面临超时的风险,要么跟着导航承担安全风险,只是,无论哪种选择,“钱都实实在在地少了。”

  “每一个骑手要自己在安全和收入之间衡量。”作为一个临时参与的局外人,曹导点出了骑手们的困境,“所有外送平台都在追逐利益最大化,最后,它们都把风险转嫁到了最没有议价能力的骑手身上。”

小刀手机里的导航路线图,送餐路线斜着穿过了马路


  在同《人物》的交流中,数位骑手都表达过同一句话:“他们不担心没人来跑,你不干,有的是人来干。”

  在成为美团骑手之前,阿飞是肯德基的外送员,“一人一个月最多也就送六、七百单,因为店里有限制,品牌能够给配送公司12、13块的高单价,因此,外送员得到的配送费也一直维持在9块钱没有变过。”他用“最规范的”来形容那份工作,只是,收入不高,“每个月最多能赚5000多”。最终,在“外卖员收入过万”的感召下,他决定离开肯德基,去送外卖。

  在美团和饿了么,骑手分为两类——专送与众包。

  “专送”是隶属于配送站的全职骑手,有底薪,有规定的上下班时间,接受系统的派单,以好评率和准时率作为考核标准。“众包”则是兼职骑手,准入门槛极低,一人、一车、一个app,注册通过后可以立刻上岗,他们没有底薪,可以自由抢单,可以拒绝系统派单,但多次拒绝会被限制抢单。众包骑手不受差评和投诉影响,但超时会面临更重的惩罚,超时一秒钟,配送费直接扣一半——无论专送还是众包,没有任何一位骑手与外送平台存在劳动雇佣关系。

  阿飞最终选择加入美团,成为一名众包骑手。那是2017年前后,他每天工作9小时左右,专跑远距离配送,每个月都能赚一万左右,最多时一个月赚过一万五——低门槛,高收入,这被认为是外卖平台“不怕没人来”的重要原因。

  而在社会学学者看来,“外卖员收入过万”只不过是平台初创阶段的“特殊存在”——在对武汉地区的快递员与外卖员劳动过程进行了长期调研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广怀团队发现,随着平台补贴的结束、越来越多骑手的加入,“收入过万”正在变成一个虚幻的梦想。

  该团队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外卖骑手仅占比2.15%,而有53.18%的受访者反映,目前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家庭开支。

  阿飞告诉《人物》,在北京送了一段时间外卖后,因为个人原因,他去了重庆,收入有所降低,特别是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甚至一度很难抢到订单,有时月收入不足7000元。

  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疫情期间,美团平台新注册的有单骑手数达到 33.6万人。新增骑手来源中,排名第一的为工厂工人,其次为销售人员。

  至于“现在什么时候赚得最多”?阿飞给出的答案是,“只有特别冷和特别热的时候”。因为,这种时候,“一般人都不愿意出门”。



电梯

  根据外卖平台对外的公开说法,系统在预估送餐时间时,等电梯会被当做重点因素纳入考量范畴。

  在接受36氪采访时,美团配送算法团队负责人何仁清也着重提到了电梯:“美团的送餐系统会特别关注骑手的上下楼时间,甚至专门研究骑手去低楼层和高楼层时的时间速度。”

  只是,现实的复杂远远超过AI的预估能力。“等电梯真的是我们的一个痛点,超级痛。”已经无法月入过万的阿飞说。

  在很多骑手的印象中,医院的电梯最难等。

  当骑手四年,阿飞遇过最可怕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电梯。当时是中午用餐高峰,他拿着七八个订单,去北医三院外科楼,“超级恐怖,”他说,“我记得清清楚楚,电梯口,外卖,病人,医生,家属全挤在一起,场面不要太壮观了。等了好几趟,终于挤上去了,所有人都贴在一起,根本喘息不开。”那天,送完这一单,阿飞后面的6个订单全超时了。

  后来,他去了重庆,电梯依然是痛中之痛。

  网红楼红鼎国际,“特别魔幻,一共48层,里面全都是那种小工作室,密密麻麻的,一层能有三四十个工作室,你想多可怕。”尽管楼内有七八部电梯,但到了用餐高峰,排队等电梯的人“和排队进景区没什么区别”,而且一等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还有重庆环球金融中心。这栋建筑总高74层,全楼只有唯一的一部货梯对外卖员开放,“一来,用餐高峰期,电梯资源本身就紧张,二来,也可能是写字楼的形象问题。”阿飞分析道,“我们只能在电梯外等着,里面的人轰隆隆地下来,外面的人轰隆隆地进去。等上去的电梯需要十几分钟,送完餐下来又是十几分钟。一单才多久时间啊,这不超时怎么可能?”

  写字楼不允许骑手上客梯——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湖南等地的多位骑手都告诉《人物》,这种状况,极为常见。

  2020年7月11日,曹导发布了自己做外卖骑手的职业体验视频,其中,北京SKP商场拒绝外卖员进入的话题上了热搜,引发了全网关于职业歧视的讨论。在曹导看来,在系统性地对外卖服务行业的歧视中,SKP只是冰山一角,在那段长度不到10分钟的视频中,还有一部没有被注意到的电梯。

  “我印象特别深,”曹导说,“我去取餐,那个楼里有非常多商铺,而且都是主要靠外卖的那种,楼里有别的电梯,但保安就是不让上,它只开放一部电梯给外卖员使用。”她是新手,仅仅是找到这部电梯,就花费了不少时间,然后就是和几十位骑手一起,排队等电梯,“所有的外卖员都自动排成两排,把中间空出来给从电梯里出来的外卖员。”那天,仅仅是等电梯,就花了她十几分钟的时间。

微博博主@曹导体验外卖骑手工作,送餐时被拒绝进入商城


  除了写字楼,一些高级住宅区也是骑手心中的“电梯雷区”。在这里,上电梯需要刷卡,而客户又大多不愿意下楼,“他会让我们站在电梯里,他在上面摁,但不是都能上得去。”阿飞说,遇到这样的客户,很多专送骑手会为了不被差评直接爬20多层,而阿飞跑众包,不怕差评,他的解决方案是,“那个人住在14层,让我爬楼,我合计不行,最后商量的是我爬7层,他下来7层,这样比较合理。”

  在电梯口,阿飞看过无数骑手情绪崩溃,急哭的、吵架的,太多了,因为“毕竟就差最后一步了,挤上去了,你就送到了,”只是现实中,骑手们只能站在电梯口等着,“你啥都干不了,就是干等着。”

  为了不超时,有的骑手会在等电梯时提前点击送到,但这是系统不允许的,“如果被顾客投诉提前点送达,一扣就是500元,”一位甘肃的美团骑手告诉《人物》。

  “在这一点上,饿了么要稍微人性化一点。”一位贵州的骑手说。据他介绍,在饿了么的系统中,有一个“报备”功能,“骑手到了楼下,要等电梯,就差一两分钟了,你可以点一下报备,记录你到这个楼下的时间,然后送完下楼了再点送达。”

  郑州骑手张虎跑过饿了么专送,也跑过美团众包,对比在两个平台的工作经历,他觉得,美团的确更有狼性,“美团骑手就是一群跑单机器。饿了么在当地市场份额没那么大,单量没那么多,所以会显得相对温柔客气一些。”

  现实数据也可以佐证他的判断。

  根据移动互联网数据监测平台Trustdata的调查显示,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外卖市场份额中,美团占比达到64.6%,具体到单量,美团骑手平均每天会比饿了么骑手多跑20单左右。

  “无论骑手多拼尽全力拉满速度,平台还是觉得不够快。”张虎忍不住抱怨美团,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离开饿了么,加入美团,因为在郑州,美团能给他难以想象的单量。

  这也是阿飞最终选择美团的原因。尽管疫情期间收入有所下降,但他的心情还算不错——那段时间,很多小区不让进,写字楼不让上,他也不用再跟电梯较劲,但随着疫情的缓解,越来越多的小区和写字楼解禁,电梯的痛点,又开始了新的疼痛。

  新一轮的电梯大战再次上演时,曹导也完成了外卖骑手职业体验视频的最终剪辑,她把那个等电梯的画面剪进了正片,7月中旬,再次向《人物》回忆起那一幕时,她说,当时等在电梯口的自己,“像工蚁一样”。

在电梯口等待的外卖骑手 图源微博@曹导视频


守门

  2019年,家在郑州的李雷从饿了么跳槽到美团,从站长变成一名商务拓展,主要职责是为配送站开拓更多的合作商家。为了让更多热门商家与自己管辖的配送站合作,他经常去扫街,一家一家地维护关系。到了周末用餐高峰,他还会搬把椅子守在商家的门口——这并不是为了拓展合作,而是为了催促商家出餐。

  比起等电梯,商家出餐慢是外卖骑手更痛的痛点。

  系统以“智能”之名不断优化升级,一次次缩短送餐时间,但商家出餐慢的问题依旧是老大难——美团资深算法专家王圣尧曾在公开文章中表示,即便分析历史已完成订单,也很难获得商家出餐时间的真值。只要商家出餐时间不确定,这个随机变量就永远存在。

  但在送餐时间这个定量面前,去承担和消化这个变量的,只有骑手。

  根据骑手们的讲述,商家出餐慢的原因有很多。有些门店名气大、生意火爆,用餐高峰时,堂食出餐已经自顾不暇,但仍不愿意暂停外卖订单。有些小地方的小店,店主比较随性,没什么时间观念,有时骑手已经赶到店里取餐,老板才拎着刚买的菜从外面回来。还有一部分店家,为了保障食物口感,会特意等骑手到店后才开始制作,尤其是面馆。

  “尤其遇上三大难,烤鱼,炖汤和烧烤。”一位骑手告诉《人物》,“上次我接到炖汤,我都到店里了,他们还没开始炖呢,我就守着那里看他们炖了40分钟。”另一位骑手则直接喊起了爷爷,“都急疯了,心里想的都是,爷爷们,赶紧炒吧!”但商家依旧不慌不忙,“他们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反正钱到了,就算因为超时扣钱也不会扣他们钱。”

  “商家出餐慢的问题,是无解的。”前美团配送站站长金壮壮说。在系统设置的评价体系中,商家可以对骑手进行差评和投诉,但骑手无权评价商家。有时,骑手还要为商家背锅,“太辣了、盐放少了、忘记放醋了……”这些对于商家的吐槽经常会出现在骑手差评区里。为此,很多骑手都向系统申诉过,但无一申诉成功。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骑手们只有自己想办法,金壮壮的经验是:“出餐慢单多的小饭馆,骑手要常去拉关系,递根烟唠唠嗑,跟老板开开玩笑,最后他们都能给我插队做。大商家,得跟前台小妹或者打包人搞好关系,聊多了,他们会用对讲机帮你催一催,总是有用的。”

  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骑手和店员的矛盾仍频频发生。因为出餐问题,一位济南的外卖骑手曾与喜茶店店员大打出手,而在武汉,一位骑手则在争执中将店员刺伤,后者因抢救无效身亡。

武汉被外卖骑手刺伤的店员 图源网络


  因为等餐和商家发生冲突,甚至喊来警察的状况,骑手们见得太多了,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位骑手表示,“延长一些送餐时间,时间充裕了,大家也就不会这么急了。”

  但现实中,送餐时间越来越短,而在骑手们面临的各种催促声中,消耗骑手时间的主角之一——商家,也是重要的发声者。

  在与商家谈合作的过程中,李雷发现,商家说得最多的,就是骑手的速度。只要骑手速度没有达到商家心中预期,商家就会跟李雷提出,换掉配送站骑手,或者解除合作关系——通常,热门大商圈附近会有两家同平台的配送站,商户可以自由选择同哪一个站点合作,至于合作的条件,李雷说,“很简单,一是配送站的配送能力,二是骑手到店速度”。

  为了拿下单量大的商家,李雷会去配送站督促骑手,快一点,再快一点,但如果因为商家出餐慢导致骑手超时,影响了站点数据,他能做的也只是去商量,或者自己直接去蹲点,但这不是谁都能去的,“能在门店催单,也得看私下的关系铁不铁”。

  坐在店门口的李雷,会死死地盯着商家外卖订单接收机器的屏幕,一刻都不敢走神。叮,一个订单进来了,他的声音会和订单同时到达,“美团来了。我们美团的单子来了。”他说,“要从第一秒就战胜对手。”

正在取餐的外卖骑手


佩奇与可乐

  因为一次与顾客的冲突,美团骑手小林发现了一个隐藏在系统内的“秘密”——顾客端显示的送达时间与骑手端不一致。

  当时,他刚开始跑美团众包,有一次接了个单,刚赶到店家,就收到了顾客劈头盖脸的质问,“你怎么还没送到?都超时好久了。”小林觉得顾客无理取闹,因为,当时距离他手机上显示的送达时间,还有将近10分钟。后来送餐时,他和顾客又因为时间起了争执,两人掏出手机一对——顾客端的“期望送达时间”比骑手端的“要求送达时间”少了整整10分钟。

  自从发现了这个“秘密”,小林每个月都会给美团客服打电话,至今已打了将近四年,每一次的客服都不一样,但话术始终如一:“跟客人解释一下,那只是期望送达时间。”

  这并不是小林的个体遭遇,多位骑手都对《人物》提到了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是系统讨好顾客、稳住顾客的方式,而这也是引发顾客与骑手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

  学者卢泰宏在《消费者行为学:中国消费者透视》一书中指出,数字时代提供的便捷,令消费者变得越来越挑剔,他们越来越注重服务质量和产品体验,但对产品和品牌的忠诚度降低,随时准备更换供应商,因此,“他们拥有不同于以往的、对市场更大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在这种影响力面前,注重用户量和订单量的外卖平台也用算法构筑起了一种权力结构,在这个体系中,顾客成了最顶端的存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顾客可以犯错。“顾客有的时候真的,没法说。”关于这个话题,甘肃骑手王兵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明明住在804,给自己写801。明明住在南门,写自己在北门。还有的顾客点完餐居然忘记了,打电话还没人接,第二天想起来了打电话给我,我的餐呢……还有人下单时根本不看地址,我接单一看,这地址不对啊,都跨省了……”只是,顾客不需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如果订单超时,受罚的依然是骑手。

  作为长期研究外卖骑手职业困境的社会学学者,孙萍也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谈到了这种“顾客的最高权力”。在骑手送餐的过程中,顾客可以洞悉骑手的一切——真实姓名、手机号、准时率、得到过几次打赏、取餐时间、送餐路线、还有多长时间到达。在订单进行的过程中,顾客还有权取消订单。

  “他们可以看到一切,所有的进程,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而且一旦出问题,我们也不能像他们那样取消订单。”一位骑手对孙萍抱怨道,他还分享了一个自己被取消订单的经历:

  “我手里有两个订单。一个1.5公里,剩余时间45分钟;另一个3公里,剩余20分钟。我先去送了远的那个。1.5公里的那位顾客生气了,因为他看到我的GPS经过他家却没有给他送餐。他很愤怒,取消了订单,还向平台投诉了我……”

  在《人物》的调查中,也有骑手讲了类似的经历,那天,顾客在接到餐后反问骑手,“你不是只送我这一单吗?”

  越来越快的送餐速度,评价体系的完全倾斜,在系统的宠溺下,顾客们也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

客户端和骑手端的送达时间不一致


  家住上海的井井承认,自己已经被“惯坏了”。他平时工作忙,不会做饭,填饱肚子几乎全部依赖外卖。他常常在一家距离不远的轻食店点餐,据他回忆,过去,从下单到吃进凯撒沙拉里的第一颗小番茄,大约需要45分钟,为了打发时间,他通常会在等待的时候看一集45分钟的电视剧。最近,等待的时间稳定在了26分钟,但前不久有一次,骑手的送餐时间超过了30分钟,他变得无法忍受,连打了5个电话催单。

  2017年,法国研究机构益普索(Ipsos)曾对中国12个省市的消费者进行了“不耐烦”调查,结果显示,移动端技术的发展让消费者在各个方面都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这种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年轻群体中越发显著,其中,“北京地区的消费者最不耐烦”。

  面对越来越不耐烦的顾客,骑手们只好想尽各种办法安抚。

  谈起这一点,王兵同样有一肚子的话可说——手里订单配送时间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他会先挑贵的送,因为,单价高的顾客通常更容易发脾气,“怎么解释都不听,突然发个火儿,就说要退货。100多块钱的外卖,我哪有钱天天赔。”

  还有,要尽量满足顾客提出的送餐之外的需求,比如买烟买水,或者“带支剃须刀到网吧”。有段时间受抖音的影响,总有顾客要求王兵在送餐时画一只小猪佩奇,不画就给差评。王兵很生气,但也不得不画,“买了张牛皮纸,画了个佩奇,还写了一句,你是不是傻?”

  “配送,是一种以顾客为中心的社会表演。”孙萍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她将骑手们取悦顾客、争取五星好评的行为称为“情感与情绪劳动”,在她看来,这部分的劳动常常被忽视,但它对骑手的折损和消耗,远大于体力劳动。

  在同《人物》的交谈中,她提到了那位印象最深的骑手,“他三天被偷了两次车,还被偷了三次电瓶,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他说,平台要求我们说『祝你用餐愉快』,大家都不认识,我从农村来的,之前都是种地,实在不好意思说这个,还有让人给我打五星什么的,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去说啊?”

  在就“SKP事件”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沈洋表示,尽管外卖骑手可能拥有月薪过万的工资,但他们仍处在阶层不平等中,“是在牺牲了时间和健康的条件下赚更多钱的,要做更高强度的工作——包括体力上和情感上的——才能得到更多的工资。”

  王兵还在继续开发安抚顾客的新招数——夏天,很多人都会随餐多点一份杯装可乐,但今年夏天雨水多,他经常因为赶单子摔车,车一摔,可乐基本就没救了。如果跑回商家再补一份,不仅自己要搭钱,订单也必然超时。为了避免顾客发火,他的外卖箱里永远放着一瓶可乐,如果顾客的可乐洒了,他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把备用可乐灌进原来的纸杯,再把杯口来回擦上几遍,没有痕迹。他觉得,这个办法棒极了。

  与此同时,在几个法律咨询网站上,也出现了一些惴惴不安的顾客,有人发帖问,“我催单外卖小哥,导致对方车祸,我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问题下面,有律师回复:没有责任。

外卖小哥应顾客要求画的小猪佩奇 图源网络


游戏

  不久前,美团和饿了么先后公布了2020年第二季度财报。在这一季度,饿了么实现每单盈利转正,而美团则完成了了22亿人民币的净利润,同比增长95.5%,其中,外卖业务是美团实现盈利的最大功臣。

  2020年8月24日,美团股价也再创新高,市值突破2000亿美元,成为港股第五大市值公司。

  在此次长达半年的调查中,《人物》接触到了近30名外卖骑手,他们频繁提起的一个词却是:一毛钱。

  一位湖南的美团骑手说,“准时率低于98%一单扣一毛钱,低于97%一单扣两毛钱。这不就是逼着骑手们加快速度吗?毕竟,一单中的一毛钱对于我们来说,差很多很多的。”

  一位上海的饿了么骑手说,“饿了么单价最低是4.5元,跑得越多,单价越高,有时候多一毛钱都觉得很感人,4块9和5块,看着都不一样。”

  为了留住这一毛钱,骑手们不仅需要跑得更快,还要跑得更多。

  这也是系统希望看到的,因为,在系统中,还藏着的另一个秘密——一个关于等级的“游戏”。

  无论是美团还是饿了么,系统都为骑手设置了积分等级体系——跑的单越多,准时率越高,顾客评价越好,骑手获得的积分便会越高,积分越高,等级就越高,奖励收入也会更多——系统还将这种评价体系包装成了升级打怪的游戏,不同等级的骑手,拥有不同的称号,以美团为例,这些称号从低到高分别为普通、青铜、白银、黄金、钻石、王者。

  一位东南某城市的美团众包骑手讲述了具体的等级设置:一周之内,完成有效订单140单,准时率达到97%,将成为“白银骑手”,每周可获得140元的额外奖励,若完成有效订单200单,准时率达到97%,则会成为“黄金骑手”,每周额外奖金220元。在饿了么,单量则直接与配送费挂钩,每月完成订单数在500以内,每单5元;500到800单,每单5.5元;800到1000单,每单6元……依次类推。而在游戏规则中,积分将以周或月为单位清零。

  在研究报告《订单与劳动:中国外卖平台经济视野下的算法与劳动探究》中,孙萍表示,在超时的惩戒之外,系统还用这种游戏化的评估方式,将很多骑手卷进了一个无法停歇的循环,“他们希望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位骑手对她说,但他们却无法脱身,“我上个月已经是黑金骑士了,如果我想维持,我还需要832点,还有很多活儿要干。”

  “等级越高,骑手们面临的维持等级的压力就越大。”在孙萍看来,这种游戏化的包装,不仅具备成瘾的可能性,还巧妙地把骑手的自我价值实现与资本管理结合在一起,而游戏化的外衣,则“为算法的剥削进行了普遍的、内化的、合理的解释”。

累瘫在路边的骑手


  据美团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目前,美团的骑手总数达到295.2万人。而饿了么蜂鸟即配官网显示的骑手数量则为300万人。面对近600万骑手的系统化生存,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者郑广怀提出了“下载劳动”的概念。

  在调查报道《武汉市快递员外卖员群体调查: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中,郑广怀团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骑手们通过“下载”app进行工作,表面上,这个app只是一个辅佐他们工作的生产工具,但实际上,骑手们“下载”的则是一套精密的劳动控制模式,在这套模式下,“工人原有的主体性被全面塑造乃至取代”,他们看似用更自由的方式在工作,但同时却“遭受着更深切的控制”。

  “平台通过下载劳动创造『平台工人』。”郑广怀团队写道,而这种劳动模式的特点则为:强吸引、弱契约、高监管以及低反抗。

  协助系统完成下载劳动的媒介,则是骑手们自己的手机——作为最重要的劳动工具,在公开报道中,外卖平台一直在努力帮助送餐的骑手们摆脱手机。

  “我们就怕骑手路上为了接单出事。”2018年4月,在接受36氪采访时,美团外卖配送算法团队负责人何仁清特别提到,“对于美团而言,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让骑手在骑车过程中不要看手机。”

  为此,美团耗时7个月研发了内置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蓝牙耳机,据何仁清介绍,这款耳机防风防水去噪且智能,骑手们只要带上它,便可通过说话完成所有操作,确保在送餐的过程中摆脱手机。

  而现实中,所有与《人物》有过交流的美团骑手,没有一人收到或使用过这款智能蓝牙耳机,也没有一位骑手能真正摆脱手机。

  尽管只体验了几天外卖员的生活,曹导仍对那种被手机支配的恐惧心有余悸,“就是你导着航,系统这边还要不停地提醒你说,美团众包又有新订单,请及时查询,然后又跟导航的声音混在一起,马上又要超时了,有的顾客会打电话问你到哪儿了,你可能还要边导航边接单,再边接电话跟他解释为什么超时了……”曹导说,那种感觉让她觉得,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每天都被追着跑,“只能快,更快。”

被手机支配的外卖骑手


电动车

  “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路上耽误时间,在路上的时间是最快的,”一位饿了么骑手告诉《人物》。另一位美团骑手则表示,一个订单能够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只有跑在路上的那段时间,“除非有个交警跟在屁股后面,说你不能超速不能超速,不然单子多的时候,所有骑手都想着飞起来。”说完,他又补充了一句,“飞都来不及。”

  此时,能帮助他们的,只有自己骑着的电动车。

  在上岗之前,骑手们需要自己解决电动车的问题。通常,配送站都有长期合作的第三方公司,为骑手提供电动车的租赁。为了节约成本,大多数骑手会选择租金在几百块的车,而这些车的车况也大多一言难尽——有的没有后视镜,有的脚踏板和车头被胶条缠绕了七八圈,一位骑手说,跑外卖之后,自己变成了“电动车修理大师”。

  如果不想租,有的站点也会引导骑手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车。

  一位成都的美团骑手在站点的要求下,用高出市场价1000元的价格买了一台不知名品牌的电动车,还有一位骑手表示,自己花了好几千通过站点购买的电动车,刚跑了没两天,电池就坏了。

  比起这些花了太多冤枉钱的同行,美团骑手王福贵觉得自己幸运多了。他只不过是在成为骑手的第一天,和电动车的电池一起飞了出去,头还被卡在了马路中间的护栏里——那辆车是他通过站点租的,月租金200元,“基本就是一堆零件拼拼凑凑攒起来的”,没有车灯,刹车片也被磨没了,有时候踩刹车,它会往前走,但踩油门时,反而会倒退。

  但这都不成问题。摔车的第二天,他花了10块钱自己装了一枚脚刹片,跑夜班的时候,他会在嘴里含一个小手电代替车灯,或者把手电用胶条粘在车头。毕竟,这台车也是有优点的,“速度极快,最快能跑到时速65公里,”王福贵说。

  根据公安部在2018年发表的数据,2013-2017年间,我国共发生电动自行车肇事致人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5.62万起,造成死亡8431人,直接财产损失1.11亿元。为了进一步规范电动车的使用,2019年4月,全国正式实行电动车新国标——根据规定,电动车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小时,而一台符合新国标标准的电动车,至少要卖到1000元以上。

  只是,在《人物》此次调查接触到的近30名外卖骑手中,无论美团还是饿了么,没有一人的电动车符合新国标,这些电动车的时速一般都能跑到40公里左右,远远超过限速。骑手群和贴吧里,还有很多人交流如何通过改装,让新买的电动车解除限速。

  做了一年多骑手,那台破车闹罢工的频率越来越高,王福贵有时不得不打车去送餐——好在他所在的西北某县城面积小,与其骑着罢工的电动车每单都超时,打一辆出租车反倒更实惠,花50块就能轻轻松松送完十几单。

  后来,为了跑得更快,他还是咬咬牙自己掏钱买了一辆新车,至于之前的那台破车,不知道又被拆成了多少零件装在了多少等待出租的电动车上。

  无论是骑着旧车还是新车,王福贵的业绩始终排在地区的前五、前三,但干了没多久,他还是辞职了,因为无法忍受平台的拉新要求,“美团为了扩张,让我们上街拉客。每天要拉两个从没下过美团app的人注册,我刚开始还忍着拉了几天,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

外卖骑手和他的电动车


微笑行动

  在“外卖骑手已成最高危职业”成为热门话题后,系统也做出过努力。

  在平台成立的早期,无论是美团还是饿了么,都有针对骑手的安全培训,只是大都集中在入职阶段,专送和众包骑手都需要经过一个简单的安全知识测试,才能开始跑单。

  对于专送骑手,站长也会时常叮嘱安全问题。一位美团站长告诉《人物》,每次做安全培训,他都会特意放一段自己做的小视频,全是电动车车祸事故集锦,让300多号骑手围着看,看完之后,他还会语重心长一番,“我知道你们很急,逆行也不可避免,但麻烦多看看路。”这也是另一位饿了么配送站站长的心声,“说再多遍,骑手们心里装的都还是时间第一,有时候也不是很珍惜自己,终归还是怕超时。”

  后来,随着外卖骑手交通事故率不断增高,为了进一步提升骑手的安全意识,外卖平台也想了一些办法,例如请交警去站点讲课,或者组织骑手去交警队考试……美团还为骑手们设计了一对袋鼠造型的黄色耳朵,这些耳朵上大都写着与速度、安全有关的口号。最常见的耳朵上,正面写着“送餐再忙,安全不忘”,背面写着“美团外卖,送啥都快”——但在现实中,这两者依然很难兼得,多数骑手都不愿意戴上这对耳朵,因为“太麻烦了”,一位骑手告诉《人物》,“只要速度一快,耳朵就会被风吹掉。”

美团袋鼠造型的黄色耳朵


  为了安全,系统还被植入了一项新功能——在骑手上线之后,不定时随机弹出安全教育视频。

  “经常跑着跑着就被限制接单了,必须立刻停车看,看完接单系统才恢复正常。”湖南的美团骑手阿斗说,一次送餐高峰期,他不得不停车在路边观看突然弹出的安全教育视频,结果被一辆飞驰的自行车撞倒,脚踝扭伤,被迫休息。

  每天都生活在超时的恐惧中,还要时不时在送餐路上观看安全教育视频,对此,骑手们大多都揣着不满。但有时,他们也会庆幸,自己手机中弹出的是安全教育视频,而不是另一个“更要命的惊喜”——微笑行动。

  2017年6月左右,美团开始实施“微笑行动”。这是一项系统的抽查举措,同样是不定时、随机的模式,被抽到的骑手也需要立即停车,然后拍摄从胸部到头顶的照片,并保证面部清晰,展现头盔、工服、工牌——这一切,需要在5分钟之内完成,如果没有及时上传照片,或者照片内容不合格,系统都有可能判定审核失败,骑手们将会面临少则300元,多则1000元的罚款,还有可能被封号三天或永远封号。

  自从微笑行动上线,它就变成了美团骑手们心中的玄学。

  关于它出现的时刻,每位美团骑手的答案都不同——在爬楼的时候,在等电梯的时候,在等餐的时候,在爆单的时候……

  令阿斗最难忘的一次微笑行动,出现在大暴雨爆单的时候。那天,他穿着雨衣,路都看不太清楚,还需要把车停在路边,把雨衣脱下来,露出工牌和衣服,拍一张照片。同站点的另一位骑手因为手机在口袋里没有听到提示音,最终被罚款400元。

  同样是雨天,今年2月,江西南昌的一位脑瘫骑手因为没来得及拍照,导致账号被封,好在事件的相关视频在抖音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在收到无数网友反馈后,美团官方迅速解封了他的账号。

错过了微笑行动的南昌骑手


  但并不是每一位骑手都能获得这样的特殊对待。

  在美团骑手群和贴吧里,每天都有人重复同一个话题——我的照片明明符合要求,但却被判定审核失败,向客服申诉得到的结果是,系统原因,无法解封。“我们的声音永远抵达不了上层,”一位骑手抱怨道。

  与此同时,一些并不符合要求的照片却通过了审核。一位深圳骑手透露,自己被封号后一直用妻子的账号登陆跑单,但自己的照片也能顺利通过微笑行动的审核。还有的骑手会提前存好一张别人的自拍,也照样通过了审核。

  疫情之后,佩戴口罩也成为了微笑行动的检测项目,一位湖北骑手说,自己的口罩被雨水打湿了,还没有来得及更换,系统审核不通过,账号被停止接单。而另一位广东骑手拍了一张用手捂住嘴巴的照片,却顺利通过了。

  去年冬天,在内蒙古海拉尔,一位美团骑手在送餐途中被抽中,零下30℃的气温中,他只能把车停在路边,脱下所有的防寒衣物,露出美团制服和头盔,在5分钟之内拍照并上传——在《人物》接触到的美团骑手中,对于微笑行动,他们的评价大多是——“可怕的”、“没有感情的”、“耽误工夫的”。

  饿了么也有类似的检测行动,取名“蓝色风暴”,不同的是,蓝色风暴给骑手的时间是15分钟,罚款力度也相对较小,大多在5元到30元之间——《人物》在2019年进行调查时,并没有饿了么骑手抱怨过此项检测行动。

  只是,好景不长,一则最新的消息是——据饿了么骑手透露,为了全面追赶美团,今年,饿了么蓝色风暴的检测时间也从15分钟缩短到了5分钟。

骑手群讨论微笑行动


五星好评

  随着外卖骑手违章率和事故率越来越高,交警也从局外人变成了与系统有关的人。

  熊崇君是一名深圳交警,做了近10年的交通节目外景主持,因多段执法视频在互联网上走红,成为网红交警,人称“深圳熊警官”。去年夏天,因为罚两位逆行的美团骑手写检查并大声朗读,熊警官制造了一次热搜——#你的外卖员没到可能在写检讨#,有网友评论,“熊警官太温柔,罚得太轻了。”

  事实上,近两年内,全国各地的交管部门出台了各种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处罚政策。

  在上海浦东,外卖骑手们被交警部门要求穿上印有个人专属编号的电子马甲,同时,一人一张“外卖骑手交通文明记分卡”,每张卡36分。执勤交警与监控探头同时执法,不穿马甲扣12分,驾驶未登记备案电动车扣12分,闯红灯扣6分,逆行扣3分,在机动车道骑行扣3分,在人行道骑行扣3分……36分扣完后,骑手会面临直接永久封号或被公司开除——上海浦东也是全国首个执行骑手电子马甲政策的地区。

  河北邢台、广东深圳等地也先后学习上海,引入了文明积分卡制度;青岛则开展了违法外卖骑手黑名单制度;在江苏,外卖骑手交通违法1次停工1天,南京交管部门还会给二次违法的外卖骑手开展学习日。

民警向骑手讲解DS骑手记分小程序的使用方法


  只是,在超时的巨大威慑力之下,这些举措收效甚微。

  2019年12月和2020年5月,《人物》分别两次前往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实地观察外卖骑手穿戴电子马甲的情况。根据一小时内通过世纪大道的骑手数量统计,白天,由于执勤交警多,这一区域内穿电子马甲的骑手比例可以达到70%以上。只是,即便穿着马甲,依然有骑手会选择违章。

  这是骑手们“精心计算过”的结果。白天交警多,不穿马甲容易被抓,一扣就是12分,但如果穿着马甲违章被拍,“闯红灯、逆行都是小分啦”。 而进入夜晚后,骑手们穿马甲的比例会大幅下降,原因很简单,“交警下班了。”

  作为执法者,包括熊警官在内的很多交警心情复杂,他们是目睹外卖骑手交通违章最多的人,有时,也很理解骑手的处境。

  熊警官告诉《人物》,他经常出现在外卖骑手的车祸现场,翻车的,撞车的,撞人的,被撞的……据他观察,所有骑手摔倒后的第一反应,都是赶紧爬起来,去看外卖洒没洒,然后打电话给客人解释,“没有人在乎自己。”

  这让他更非常理解骑手们的不易。熊警官说,他经常和外卖骑手聊天,发现这个群体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着不超时,不被顾客差评,不太把自己放在心上,“人身安全永远都不是他们的重点,如何准时地把餐送到顾客手上,才是他们的重点。”

  作为一名一线交警,在熊警官看来,造成这一切的,是外卖平台之间的激烈竞争,同时,也暴露了很多城市非机动车道不足的问题。“公司之间竞争导致送餐时间缩短,骑手越来越紧张,一边是超时,一边是违法,他们必须选择一条路走。”

  因此,每当遇到骑手违章,在执法的同时,有些交警也会表达体谅,罚骑手写检查的那天,熊警官就特意叮嘱对方去树荫下写,而很多交警还需要帮骑手们去送餐。

  公开新闻报道中,类似的事件,不胜枚举。

  今年3月25日,一位浙江桐乡的外卖骑手因逆行被交警拦下,被罚站在路口参与交通劝导。他告诉交警,自己刚接了一个订单,还没来得及取餐,如果超时就要被扣钱。最终,交警委托一名辅警骑着骑手的电动车去送餐,一路上,那辆电动车熄火3次,终于到了顾客家楼下,辅警一低头,餐打翻了。

  好在这种状况并不常出现,大部分交警还是顺利地完成了送餐任务——

  4月16日,江西南昌,一位美团外卖骑手急着送餐连续三次违章,被交警拦下来接受处罚;6月初,浙江温州,一名饿了么骑手违规驾驶摩托车被查扣;6月29日,广东东莞交警在执法时,发现一名美团骑手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随即将车当场查扣——这些骑手未能送完的订单,都由交警或辅警帮忙送达。

  送餐完成后,几乎所有的送餐交警还会做同一件事——对点餐的顾客说:“祝你用餐愉快,麻烦给一个五星好评。”

交警帮助骑手完成送餐任务 图源搜狐视频


最后一道屏障

  在《人物》此次调查接触到的所有外卖骑手中,石沉是个独特的存在。因为“宁愿扣钱也不想玩命”,他坚称自己在一年多的骑手生涯中,从未闯过红灯,也绝不逆行,每天送餐,制服和头盔都穿戴整齐。

  但他依然遭遇了车祸。2019年7月的某天晚上,他送餐时被一辆小客车撞倒,右脚脚踝骨折,交警到达后判定对方全责。被送去医院后,车主负担了包括手术在内的全部医疗费用。

  作为专送骑手,站点每个月都会从石沉的工资中扣除106元保险费,这其中包含意外险,正常情况下,石沉还可以获得这笔赔付。但当他出院后联系站点时却发现,自己的骑手账号已经被删除。

  对此,站点给出的理由是,他因住院手术长时间不能跑单,上岗率不达标,已被系统删号——随着骑手账号一同消失的,还有账号上的保险缴纳记录,没有记录,他也法找保险公司理赔。为了找回记录,他试图通过站点与美团沟通,却发现自己被踢出了站点群。

  在外卖骑手群体中,石沉的遭遇并非个案——在系统中,保险是骑手们能获得的唯一也是最后一道安全保障,但《人物》在调查中发现,大量的骑手在遇到交通事故后,都无法顺利获得理赔。

  按照外卖平台的设计,专送骑手的保险由站点按月扣除,具体金额也由站点决定;众包骑手的保险则按天扣除,每天3元,保障时间从骑手当天第一次接单到当日24时,如果此时骑手还在送餐,保险时间最多可延长一个半小时。

  在社会学者郑广怀看来,这种劳动保障体系,其实是外卖平台对于自身责任的一种巧妙转嫁。

  今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接受界面文化专访时,郑广怀将外卖平台形容为“甩手掌柜”,“平台将派送业务承包给外包公司,解除了(与工人)直接的雇佣关系。保险问题由工人购买意外伤害险,工人发生交通事故,平台则可以推给保险公司。”郑广怀说,在这种“转嫁”之中,“模糊的劳动关系也使工人们维护权益变得更加困难。”

  孙萍也在调查中发现,如果是小剐小蹭,她接触到的大部分外卖骑手都会选择自己忍受。“他们中很多人跟我反馈说,那个申请流程特别复杂,特别麻烦,他们宁愿自己承受,也不愿意去走那一套复杂的流程。”

骑手在骑手社区讲述自己发生车祸


  只是,一旦事故超出“小剐小蹭”的范围,石沉的故事就会一再上演。

  一位在饿了么跑众包的骑手告诉《人物》,他在送餐中出了交通事故,把行人撞进了医院,保险公司拖延了一年还没赔偿,最后,他借了网贷垫付医疗费;

  一位宿迁骑手则在入职美团时,被站长要求填写“自愿放弃保险合同保证书”。他感到不解,站长告诉他:骑手是最高危的职业,每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我们这儿无人敢保——这种状况也并非个案,曾做过美团配送站站长的金壮壮说,众包骑手的保险直接通过app缴纳,是必选项,而专送骑手的保险则由站点缴纳,“很多站点因为怕麻烦,就没有给骑手上保险。”

  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还有被外卖骑手撞伤的行人。

  去年4月,林伟在回家路上被一位美团骑手撞倒,左腿骨折,当天是这位骑手第一天上班,站点负责人表示,保险还没来得及买,以及,此事也与站点无关,“我们只让骑手送外卖,可没让他去撞人啊,”这位负责人说。

  数次沟通后,站点拿出的处理意见是:可以帮忙说服骑手分期支付医疗费、营养费。

  最后,这件事的解决依靠的是“关系”——林伟的公司领导认识美团的某位高层,在高层的施压下,站点最终同意支付医疗费用。

  社交平台上,一位美团骑手维权的帖子下,一位网友留言道:“外卖员帮美团跑出了单量、跑出了市值,但美团,一个靠外卖业务做大的公司,却不会给任何一位外卖员提供正式的劳动雇佣合同。”

  车祸过去一年后,石沉的骑手账号仍然没有恢复,他也没能获得那笔意外险的赔偿。他告诉《人物》:“我决定离开这个行业,不再回来了。”而那些还在路上拼命抢时间的骑手,则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曾在路口目睹过同行当场丧命的美团骑手魏莱,在自己的网络日记中写道:“愿天下骑手都能平安回家。”



无限游戏

  在发布外卖骑手体验视频时,曹导正在自驾环中国拍摄新的作品,在前往西藏无人区的路上,跟《人物》回忆起自己做骑手的那几天,她仍感觉窒息。

  作为系统的短期体验者,曹导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以让外卖平台所有的产品经理和算法工程师都去当一个月骑手,“这样,他们才会知道这个系统对人的压迫有多么严重。”

  在一篇讲述美团系统如何将配送时间缩短至28分钟的报道下,一位骑手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要不你们亲自来一线送个三两天试试?看看不闯红灯、不逆行、不狂飙,你的28分钟怎么送。”

  某种程度上,这种建议与数据社会学家尼克·西弗不谋而合。

  西弗曾提出过“算法文化”的概念。在他看来,“算法不仅由理性的程序形成,还由制度、人类、交叉环境和在普通文化生活中获得的粗糙-现成的理解形成”。他认为,算法是“由人类的集体实践组成的”,并建议,研究者应该人类学地探索算法。

  作为学者,孙萍完全认同西弗的观点,但现实中的算法,依然更多地建立在数字逻辑的基础上。

  “加强程序员的培训和价值导向很重要。但目前国内的情况是,程序员大部分都是理工的直线性思维,很少有社会科学的这种思维,所以,他们对于公平和价值的这些问题,理念上都比较欠缺。”

  在调研的过程中,孙萍也与一些参与算法的程序员有过交流,她发现,程序员们有自己的逻辑,也会考虑到各种突发事件,但是,程序员只是执行者,“并不是规则的制定者,规则的制定者是外卖平台,而程序员也只是在履行平台的决定。”

  本次调查中,《人物》也多次尝试联系外卖平台的算法团队,但对方均以公司要求之名拒绝讨论系统的话题。“这是公司机密,”一位美团的算法工程师表示。

  孙萍说,“单项话语权”是目前这套算法最大的问题。而在整个系统中,最无解的部分在于,在让骑手们越跑越快的推手中,也包括骑手自己。

  这是一个更大、也更不可见的游戏——“外卖员每跑一单的任何数据都会被上传到平台的云数据里,作为大数据的一部分。”孙萍说,系统要求骑手越跑越快,而骑手们在超时的惩戒面前,也会尽力去满足系统的要求,“外卖员的劳动越来越快,也变相帮助系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短时长数据』,数据是算法的基础,它会去训练算法,当算法发现原来大家都越来越快,它也会再次加速。”

  在孙萍看来,外卖骑手在送餐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依然存在所有权争议问题,但骑手们仍在奋力奔跑。据美团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遍布在全国2800个县市区的骑手“不顾疫情、不分昼夜,将餐、菜、药等生活必需品及时送到了超过4亿的用户手中”。

  美团市值突破2000亿美元的新闻发布后,一片惊叹声中,有人再次提及王兴对速度的迷恋,还有他曾提起过的那本“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书”——《有限和无限的游戏》,在这本书中,纽约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詹姆斯·卡斯将世界上的游戏分为两种类型:“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前者的目的在于赢得胜利,而后者则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

  系统仍在运转,游戏还在继续,只是,骑手们对自己在这场“无限游戏”中的身份,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仍在飞奔,为了一个更好生活的可能。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骑手皆为化名)


参考资料

  1. 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

  2. 郑广怀等《“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武汉市快递员和送餐员的群体特征与劳动过程》

  3. 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

  4. 孙萍《如何理解算法的物质属性——基于平台经济和数字劳动的物质性研究》

  5. 孙萍《订单与劳动:中国外卖平台经济视野下的算法与劳动探究》

  6. 姚建华《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

  7. 卢泰宏 杨晓燕《消费者行为学:中国消费者透视》

  8.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9. 潘仁杰《透析数字时代的科技迷思——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文森特·莫斯可教授访谈录》

  10. 汪佩洁《算法时代的劳动社会学——评Alex Rosenblat《优步的世界:算法是如何改写工作规则的》》

  11. 界面新闻 林子人《专访社会学者沈洋:服务业男女工人以不同方式处于劣势,性别阶层户口不平等彼此交织》

  12. 丁晓东《平台革命、零工经济与劳动法的新思维》

  13. 陈龙《游戏、权力分配与技术:平台企业管理策略研究——以某外卖平台的骑手管理为例》

  14. 蜂鸟配送 《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

  15. 比达咨询 《2018年第1季度中国即时配送市场研究报告》

  1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美团点评 《2018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

  17. 联商网零售研究中心《2019即时配送发展报告》

  18. 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网络外卖服务市场发展研究报告》

  19. 极光大数据 《2019外卖行业下沉市场分析报告》

  20. 点我达营创实验室《2019众包骑手生存真相报告》

  21. 媒报告《2019中国即时配送市场研究报告》

  22. Trustdata 《2019年上半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

  23. 美团研究院《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

  24. 美团研究院《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中国外卖产业发展报告》

  25. Fastdata极数《2020年1-4月中国本地生活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

  26. 美团技术团队《即时配送的订单分配策略:从建模和优化》

  27. 美团技术团队《美团智能配送系统的运筹优化实战》

  28. 美团技术团队《配送交付时间轻量级预估实践》

  29. 美团研究院中国饭店协会《中国外卖产业调查研究报告(2019年前三季度)》

  30. 雷锋网 AI 研习社《专访美团点评 AI 技术团队负责人何仁清:全球规模最大的智能配送调度系统是如何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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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修改于2020-09-09 10:28:23
  • 发表于2020-09-08 21: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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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arubi [离线]

是扇底闪躲|或雨水摧折

4.6普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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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IIArt> 2楼

【导语】“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一语出自韩国的劳动者和抗争者全泰壹,1970年11月13日在汉城东大门市场抱着《劳动基准法》自焚而死。他曾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大学生朋友!”这样就可以有人教他读字学法律了。泰州外卖员讨薪自焚事件发生后,学术志愿团体结绳志(https://mp.weixin.qq.com/s/pqxdYCnCBell3ReuM727ig )与社会学会社(https://mp.weixin.qq.com/s/JoWlq-4CRx4XpNzdAIY4iQ )联合策划,邀请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研究员小法师,以及外卖骑手的田野调查员一碗饭,一起进行了一场线上讨论。希望从骑手的劳动经验出发,一起理解外卖骑手的劳动环境和劳动关系,再从劳动法等系统的褶皱里找到改善现状的可能性。结绳志和社会学会社整理编辑了本次线上讨论的文字稿,分三期发出。

  本期主讲为在华东某地外卖站点做田野调查的一碗饭,她主要梳理了外卖平台的用工管理逻辑,并且分享了一系列针对骑手劳动过程的观察。通过“吸单”、“团队抢单”、修改“系统记忆”等具体的例子,一碗饭讲述了骑手与算法系统和平台站长之间的微妙又复杂的角逐过程,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这场数据至上的人机游戏之下,骑手是如何自愿放弃劳动保障,甘愿承担潜在风险。对于这样一种劳动困境,一碗饭也提出了一些思考和追问:例如“弱契约”之下骑手自组织空间的可能性,基于文化和社会网络的劳动保障机制如何被弱化,外卖服务劳动何以成为更稳定的、具有社会性劳动意义的存在……


外卖骑手如何与系统周旋:关于送餐工作的田野观察

  ——骑手一旦卷入了这场数据至上的人机游戏,若想获得承诺的高薪,便会不自觉地接受、并且认真遵循这一套劳动规则。

结绳志 x 社会学会社

https://mp.weixin.qq.com/s/iU7_tROgLNJGGeztbEAcqQ

2018年8月20日,饿了么送货车手在上海公路上驾著电单车送外卖。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主持人: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读书会,主题是“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其实外卖骑手自去年以来,尤其是《人物》那篇报导(https://zhuanlan.zhihu.com/p/225120404)之后,一直都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篇报导非常好的一点是,它并不是从一个具体的事件出发,而是从现象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引用了孙萍老师的研究,很好地把一些社科的角度和关切点切入进去,让大家真正看到我们平时每天都在使用的这些外卖软件背后的平台困局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次这个“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的口号,也如我们之前写在预告里的一样,其实是来自韩国的一位通过自焚达到抗争目的劳动者——全泰壹。全泰壹在1971年抱着《劳动基准法》在韩国的和平市场门口自焚,是为了呼吁大家把这部不仅是“谁都读不懂”、甚至是“跟劳动者没有什么关系”的一块“砖”,变成一部真正的《劳动法》。全泰壹曾经说,他多么希望有一个大学生朋友,那样就有人教他识字了。因为在当时的韩国,这些法律文书都是用汉字写的,这就导致了一般的人、尤其是劳动阶层难以读懂。他多么希望这些大学生朋友可以帮助他,把这些“法”变成真正可以用的《法》。当然,我们今天的讨论并不完全是在法律意义上的一个讨论。

  我们提到全泰壹使用自焚这个方式,也是因为在2021年1月11号上午10点左右,48岁的饿了么外卖员刘进在泰州的一个配送站门口,以自焚的方式讨薪。这个事件的性质跟全泰壹自焚事件不太一样,全泰壹自焚事件导致了韩国70年代的工运,后来吸引到社会各界一同参与,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我们知道光州事件影响了韩国整个的民主化进程。但是像刘进这位“饿了么”外卖员的自焚事件,我们可以把它归为我们以前经常会看到的春节前夕的讨薪。但这背后到底是什么结构性的力量让他不得不以这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讨薪呢?我们在报导上可以看到他们家的一些经济情况,虽然只有5000块钱,但那也是非常了不得的一笔血汗钱。况且,他当时是他们家唯一的劳动力。

  为了剖析这个现象,我们之前有推荐一些文献,其中Lei Ya-Wen的那篇(https://journals.sagepub.com/eprint/UEMUXGAUUKTDYREP8QVT/full)比较了专送跟众包这两类骑手不同的诉求。我们可以看到刘进——泰州的这位骑手,其实是一位专送骑手。对专送骑手而言,薪水就显得特别重要。但是Lei Ya-Wen也说,对专送骑手而言,其实他们是有劳动合同的,看起来是可以通过正常的劳动法的渠道来进行讨薪的,但为什么刘进还会采用这么极端的方式?这个是几位分享者待会一步步深入的一个问题。

  但另一方面,大家更熟悉的外卖员可能是众包的骑手,尤其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听到一些说法,说外卖员非常自由,送外卖是一个既自由且薪水非常高的工作。但有时候又会听到一些说法,认为他们众包骑手是特别没有劳动保障的,比如说,他们跟平台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劳动关系,但这种不是劳动关系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也是平台为了规避劳动法所选取的一个策略。在这种新的劳动关系中,这些众包骑手如果遇到了工伤、保险、薪水上的一些诉求或问题,他们可以怎么做?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会逐步深入的另一条线索。

  今天的三位讲者分别是在华东某地做外卖骑手的田野观察的一碗饭,劳动法专家——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的研究员小法师,以及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首先,我们会请让一碗饭通过她的田野来还原一下,外卖员的劳动过程是怎么样的。接下我们会有请小法师来讲一讲,从法律上外卖这个现象带来的一些新的关于《劳动法》的困局、这些新的劳动关系是什么、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


一碗饭:大家好,我是外卖骑手行业的田野员一碗饭,有幸跟大家分享我对外卖骑手劳动过程的观察。我在2019年对骑手的劳动现象进行了田野观察和访谈,调研地点是南京的两个美团外卖的站点,我也持续关注着该领域的一些研究。今天主要是想从社会学的劳动过程理论视角入手,讨论一下我对平台经济和平台劳动现象的一些想法:


一、外卖平台的用工逻辑

  平台资本是一种专门提供网络基础设施或者中介性服务的资本形态。从当前诸多平台巨头公司的发展趋势来看,平台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更加集约化的表现。当前的网络平台公司借助“技术+资本”的组合,普遍采用轻资产经营模式。基于该模式,公司将资源主要投放于核心业务相关的人力资本上,而将其他业务和相关劳动者以外包或劳务派遣等形式排除在核心领域之外,以便减轻相关资源消耗和管理负担。

  外卖平台的用工模式主要是包括两种,一种是众包模式,另外一种就是专送模式。专送模式,其实就是招募加盟商,然后由加盟商来组织骑手,这就是一种典型平台的轻资产经营模式。结合我的田野观察和现有的研究来看,外卖平台公司基于数字技术,主要设置了三大劳动管理规则:智能派单,数据监控和相应的惩罚制度。

  首先是智能派单机制,这决定了劳动或生产任务的分配方式。虽然外卖服务也是采用了计件薪酬制,但是与传统计件薪酬制度不同,平台系统中“件”的分配是由智能派单系统完成。平台系统根据“黑箱式运作”的系统算法,即时收集来自消费者、骑手和商家等主体的历史数据以完善算法,提高外卖骑手单次配送效率。采取智能派单机制目的在于将配送工作转变为依照算法系统指示开展的去技能化劳动,骑手从接单、取餐,到送达整个劳动流程都被精确划分,骑手只需要遵循系统设置的步骤进行跑单。算法优化目标是实现特定区域内的整体跑单情况最优,而非个体骑手跑单数最优,算法目标和骑手个体利益之间存在偏差。

  此外,外卖服务行业注重为顾客提供准时,快捷的良好配送体验。因此外卖平台会普遍采用一种严格的数据监控和考核的方式,并且制定相应的惩罚制度,使消费者能够享受到这种准时快捷的消费体验。我的调研地点是“美团外卖”的专送站点,美团基于加盟商管理模式,形成美团、加盟商和骑手三方之间的组织管理结构。美团公司将外卖服务外包给加盟商,同时也将部分平台系统的管理权限交给加盟商。所以美团会根据平台系统所收集的骑手跑单数据,对加盟商进行考核,加盟商也会制定相应的数据标准来管理站点的骑手。另一方面,骑手的劳动报酬与其跑单数据直接挂钩,可见,数据监控和考核连接着三方利益。数据考核标准都是基于骑手的各项基础跑单数据制定,主要包括跑单数,准时率,差评率,提前点送达,以及异常取消单等指标。

  根据这几项重点设置的数据指标,加盟商也会制定相应的惩罚制度,但是各地的加盟商和站里的惩罚制度是不太一样的。在我调研的站点,比如说差评和提前送达都会有50到100元的罚款,最严重的其实是被顾客投诉。顾客一次投诉,站点就会对骑手罚款500元。但同时,美团平台为骑手提供了针对其违规行为的申诉机制。骑手如果对技术判定有异议,可以与站长沟通,由站长在系统后台进行申诉。但总的来说,骑手们对技术系统的违规判定过程并不了解,站长和骑手也时常因为技术判定和人工申诉问题发生争执。

  基于数字技术的智能派单机制、数据监控和相应的惩罚制度,就构成了资方的核心的劳动管理规则,用于指导、监督和考核骑手乃至骑手的管理方——加盟商。这套劳动管理规则看似比较精准和严密,但在骑手的劳动过程中,其实是有着比较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2020年11月29日,美团的快递员在上海的街道上。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二、骑手的劳动过程

  首先,对骑手来说,即使了解系统派单原理,也难以把握即时订单的分配规律。骑手们时常抱怨系统派单不合理,或者系统死板。但骑手们仍然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发展出“吸单”、修改“系统记忆”等零散策略,试图在黑箱式的派单机制中把握较为清晰稳定的派单规律,以获得更高质量的系统派单。比如说吸单的方式,由于系统订单是即时派送,所以骑手认为智能系统会优先地把订单派给距离商家最近、并且手头有与未派送订单同一个方向或同一个地点的骑手,也就是说系统派单可能会遵循顺路的原则。

  所谓的“吸单”就是说当骑手接到系统开单的时候,他并不会立刻到商家去取餐。他通常会先在系统规划的取餐范围内继续等待,希望系统能够根据他手机上已有的订单,再派给他更多相同方向的订单。有的时候骑手还可能会相互的“借单”,也就是说把其他骑手近距离的单子转到自己的手机上,期待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单子能够吸到更多的优质的单子。而“吸单”行为时常伴随着赌博般冒险的心理体验。为了多吸单,骑手会尽可能拖延出发送单时间,敢于冒险的骑手甚至在一个订单只剩5分钟的时候,才匆忙出发取餐和送餐。一旦送餐过程中某一环节出现差错,比如出餐缓慢、交通堵塞、顾客取餐不及时等情况,就会造成订单超时的连锁反应,骑手们也就会面临顾客差评进而平台罚款的风险。一般来说,系统派单会对即时送餐情况进行智能评估,灵活调整订单的送餐时间,骑手手头订单越多,新派订单的配送时间会随之延长。但对骑手来说,平台给出的配送时间越长,就越想冒险吸更多的单。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像某平台提出的多给骑手五分钟的系统设置,很大程度上只会让骑手更疯狂去吸单。

  对于修改系统记忆的说法,骑手们会猜测自己以往的跑单记录会影响系统分配给他的订单,所以骑手试图通过修改系统记忆的方式来争取更好的系统派单结果。在我调研的一个站点,有一个骑手被公认是最不受系统“待见”的人,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深受系统的毒害。他觉得自己跑单一年多,但是系统给自己的订单却一直都很少,并且距离都很远,都是一些别人不想接的单子。他认为是因为自己刚开始跑单的时候,有一些差评和超时的记录,这些记录可能会被系统所记忆,也会影响他自己之后的接单质量。这位骑手就去找站长修改自己的跑单系统记忆。因为站长掌握着系统后台人工派单的权限,通过这个权限,站长就可以把近距离的优质单派给骑手。经过系统调节之后的“派单记忆”可能会在之后让系统分配给这位骑手更多优质的单子。但是根据这位骑手的说法,起初这种调整的方式还比较有效,后来系统似乎又开始给他派很多不好的单子。

  总的来说,骑手在劳动过程中会不断的去探索,并且发展出了许多对系统派单规律的碎片化的系统想像。他们希望能够把握系统的派单规律,获得更多的系统订单。但显然,这种碎片化的想像,对于判断结果的解释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但这些因人而异的解释,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骑手摆脱这种派单规律不可知的困扰,他们能够更灵活的去调整自己的跑单策略和心态,对各种不符合自己预期的劳动遭遇进行自我合理化解释。在此过程中,算法技术被人格化,骑手努力寻求系统的配合,希望与算法技术和谐共处。

  对骑手来说,要想有效提升跑单量,还需依靠站点骑手间的配合,通过“抢单”、“团队跑单”等方式改变智能派单结果,对派单结果进行再分配。骑手的合作跑单方式是建立在美团赋予站点的人工转单权限基础上。骑手的微信群一个重要功能是相互转单:把自己不想跑的单子转给其他人,实现自行规划送单路线的目的。资方最初设置人工转单机制主要是为了提高骑手的跑单效率,避免送餐高峰期因为订单数过多,系统派单混乱导致送餐超时。但对骑手来说,人工转单权限却是增加跑单数的必要手段。美团方并不支持骑手的跑单实践,认为这样会增加骑手内部跑单量的差距,引发部分骑手的不满。而且骑手很难权衡跑单数和准时率的关系,影响跑单数据。

  骑手们积极寻求来自技术系统本身和团队合作的帮助,独立发展出一套以碎片化系统想像和合作跑单为主的跑单机制,实现了对智能派单结果进行再分配的效果。在该跑单机制下,跑单数不再依靠黑箱式运作的智能派单机制,心态、经验和合作参与等主观能力被骑手视为获得大量且稳定订单的关键条件,发展出“能力至上”的劳动意识。但骑手无法突破资方对准时率等跑单数据的严格要求,骑手能够把握的是自己的车速——极速跑单的现象得到解释。

  而且,很多骑手都会强调这只是一份临时的工作,没有人会一直做骑手。骑手越是去强调这份工作的暂时性、临时性,他们就越倾向于去忍受劳动风险的问题。在这样一种能力之上的劳动意识之下,即劳动风险问题,很可能被塑造为一种劳动者个人自愿的选择,那资方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被有效的淡化。从骑手的劳动处境来看,即使再能力超群的骑手也普遍感到平台所承诺的高薪和自由不可兼得。跑单数多的骑手经常是全月无休,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对骑手来说,劳动能力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到最后,若想维持较高收入,急速跑单和延长劳动时长成为必然选择,骑手只能忍受日益增加的劳累程度和劳动风险。

  此外,不同于众包骑手与平台公司只能通过平台系统建立微弱的联系,以站点为基本劳动单位的专送骑手与站长和加盟公司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骑手与站长之间的互动一方面起到缓解劳动矛盾,安抚骑手不满情绪,比如站长借助其人工转单权限,帮助骑手进行“抢单”和“团队跑单”,此外,站长还会告诉骑手系统漏洞,指导骑手躲避技术监控。另一方面,骑手也会借助这样一层直接的管理关系,维护自身的劳动权益。

  美团平台为控制个别骑手每日跑单数过多,从而影响送餐准时率,美团针对站点制定了严格的“人效考核”要求:以站点为单位,每日总订单数除以在线骑手人数不能大于30。但是一个站点人越多,就意味着骑手收入可能会减少,引发骑手的不满。

  在我调研的A站点,A站长刚刚上任的时候,站点只有20名骑手,人少意味着站点骑手能跑到更多的单,但同时也容易导致系统派单路线混乱,超时风险。但显然骑手并不愿意站点增加骑手。于是,为应付平台考核,也满足骑手需求,站长开始鼓励有能力的骑手“开设小号”跑单。“开小号”是指借用他人的身份证注册一个新账号,一个骑手使用两个手机、两个账号跑单,这样既降低了站点人效,也满足了想多跑单的骑手的需要。但实际上,美团严厉禁止骑手开小号跑单的行为。最后,由于两个账号跑单太过辛苦,而且平台方也出台各种检查方式,禁止代跑现象。最终只有两个骑手坚持开了小号,这未能起到降低人效的作用,并且引发其他骑手的不满情绪。

  最后由于这个站点的人效过高,站长遭到了加盟公司的批评,站长很快就从相邻的站点借调来了七八个骑手来这边跑单,希望能够降低站点的人效,但是骑手人数的增加,就导致站点原本骑手的跑单数减少,他们就很不满。在一位有威望的老骑手的号召之下,A站点的骑手就联合起来,暗中的排挤被借调过来的骑手,他们就将站长和新调来的骑手排除在外,单独建立了一个微信群。他们日常的转单和合作跑单的一些活动都会在独立的微信群来开展,这样的行为被骑手称作是“锁单”。这会导致新来这一站点的骑手经常抢不到单。不到一周,这些站点的骑手就开始集体去找这两个站点的站长,要求重新返回自己原来的站点,最后站长没办法只能妥协,将这些骑手给调回去了。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A站点就陆续新加入了10个兼职骑手。所谓兼职骑手是指他们每天只需要跑够10单,并且不要求在线时长,这也是为了避免这些老骑手再次的不满,站长就向老骑手保证说这些新来的骑手都是一些兼职的骑手,他们也不会长久的干下去,所以他们每天分到单数也不会很多。至此,“人效事件”平息。

  但私下里站长告诉我,其实骑手并不敢真的以集体离职或者罢工为要挟,站长也不会受他们的要挟。站长说,如果有小团队要旷工离职,他并不会去挽留他们,而是会直接给他的上一级区域经理即加盟商打电话,区域经理就会迅速从其他的站点调其他骑手跑单,不耽误站点工作。所以骑手们也会注意对抗的尺度问题。这样站点管理模式起到缓解劳资矛盾的效果。

  我对骑手劳动过程的解释是非常典型的劳动过程理论视角下的叙事。骑手一旦卷入了这场数据至上的人机游戏,若想获得承诺的高薪,便会不自觉地接受、并且认真遵循这一套劳动规则。他们愿意为了跑更多的订单去闯红灯,放弃自己基本的劳动保障,并且甘愿承担劳动风险。同时,站点和平台为了维持他们的跑单数据,也成为骑手急速跑单的合作者和推动者,推动他们不断加速。骑手就被置于各种冲突和矛盾关系的第一线。

  通过对平台的管理逻辑和骑手适应性的策略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平台需要在算法设计,薪酬制度的设计,或者劳动保障方面做出改变。但是我们并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垄断性平台的自发性改变,平台劳动的劳动困境是一个行业性的问题,需要从更加系统和制度性的方面寻求解决方案,规范和约束平台的行为。结合我上面对骑手劳动过程和平台管理逻辑的两个讨论,如何改变这样一种劳动困境,有两点可以和大家分享。

2020年3月11日,云南昆明的蜂鸟配送外卖员在水坝喂养海鸥。摄:Liu Ranya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三、如何改变劳动困境

  首先,从比较的思路来看,平台劳动有着非常多不同于传统工厂劳动场景的一些特征,很多研究也都会提及,比如说骑手之间更加扁平和松散的人际关系,以及去科层化的管理模式,尤其是众包骑手跟平台之间的联系可能比专送骑手更加弱化。以及骑手之间的劳动背景、劳动遭遇也非常的一致。这些都使得骑手自组织空间能够得到扩展,有助于他们能够大规模地开展集体行动。

  但结合对这种传统劳动过程的一些已有的讨论和研究就会发现,在中国的劳动市场中,人际关系、亲属关系乃至是性别秩序的建构,都是影响劳动秩序建构的一些关键因素,会起到缓和劳资冲突的作用。比如说工头从家乡组建自己的劳动队伍,同时也需要对这些工人们负责,保障他们的收入和人身安全。因为他们之间除了劳资关系,还有人际关系和亲属关系——来自熟人社会的稳定牢固的关系网络的支撑。

  此外李静君对工人的研究也提到打工妹会受到性别规范的影响。工人会以不同于管理者的方式去建构自己对劳动的认知,劳动者更加注重劳动保障和劳动秩序建构等方面的认识。比如很多工人认为工厂的工作比较适合,因为它不仅能够提供收入,还能够增加他们找到合适伴侣的机会,并且工厂劳动所需要的忍耐和纪律,也被视为打工妹之后组建家庭所应当具备的品质。很多骑手实际都是从传统的制造业工厂或者电子厂转过来的。站长告诉我,在制造厂或电子厂打工的年轻人很多也都是为了找对象,才会选择坚持在高压力的工厂打工。这些文化性或关系性的机制的存在也起到保障劳动权益,缓和劳资矛盾,稳定劳动秩序的效果。

  显然,以往影响劳动秩序建构的因素在平台经济背景下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因为骑手的流动性强等因素,以往发挥维护劳动秩序的机制,比如亲属关系乃至上下级之间的庇护网络关系,其实都极大地被弱化了。目前,自由和高薪成为了当前平台经济最大的吸引力。物质利益成为平台对劳动者最大、最有吸引力的承诺,而这也是骑手卷入日常以速度和效率为核心的劳动规则时最大的期待。一旦平台难以兑现它的承诺,工人便能够迅速察觉到这些承诺的虚假性和资本的剥削本质,相似的不满和不公就有助于将骑手凝聚起来。当脆弱虚假的高薪承诺被察觉,外卖平台的技术管理机制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

  此外,我想到前几年有一篇文章质疑上百万青壮年劳动力是否用错地方。这篇文章认为外卖行业是典型的轻资产行业,不能创造出资本附加值。资本之所以愿意烧钱去投资这一个长期赔本的买卖,是因为希望消费者习惯于这种外卖服务,培育起市场;通过签约上百万的骑手,他们能够建构起他们的竞争壁垒。但是以工业化生产一贯的高效率,快递机器机器人的普及就是转瞬之间的事情。到时候这上百万劳动力应该何去何从?外卖平台能否为外卖服务劳动提供更加稳定和具有社会性的劳动意义,其实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此外,平台经济背景下,劳动矛盾呈现的方式更加剧烈,问题揭露的方式也更加引人注目。骑手猝死在送餐途中,自焚讨薪和街头集体罢工现象,这些都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有关平台劳动的公共讨论非常热烈,更多的共识也正在被达成。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知识分子,专业的从业者,媒体记者,还是说自发维护自身权利的骑手劳动者,都在积极参与到讨论之中,提出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改善建议:比如如何关注骑手的实际诉求,如何能够增强劳动者在弹性薪酬设置方面的参与权,以及算法设计如何能更加的开放公开,如何能够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减少平台和骑手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些都是非常真实并且具有讨论意义的问题。在平台经济流行的背景下,我们又能否培育出更加具有阶级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工人群体?我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更加系统和成熟的对劳动困境的公共讨论,更多的劳动者能反思自身的劳动意义,以及自身被赋予并且需要被保障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想要讨论如何突破劳动困境,尤其是平台经济下的困境,我觉得这是一些关键点。

  我的分享就是这样,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嘉宾,从劳动法的角度启发更多有关工人权益维护的问题。谢谢大家。


追加提问


提问1:站点的兼职骑手有同时在做众包的吗?

  一碗饭:兼职骑手还是属于专送骑手的。在我调研的这两个站点里,兼职骑手是没有同时还在做众包的。大部分兼职骑手都是新人,可能只干一两个月。他们可能并不想每天跑太多的订单,但是又没有其他全职的工作,只是每天跑的时间比较短,订单比较少。

  主持人:他们有正规劳动合同吗?还是属于新的灵活用工?就像另一位听众说的,可能有好多站点,不同的商家站点可能都会聘用,属于新的灵活用工的一种形式——共用员工

  一碗饭:我觉得不是,兼职骑手至少在合同方面跟站点其他的专送骑手是一样的,他们都属于专送骑手,但是他们可能会私下里跟站长说明在这里只会干一个月两个月。但一般来说,他们干一两个月其实还是一直处于新人的状态,每天跑单数会比较少。


提问2:如果把骑手改动策略添加进算法中,通过自下而上改善算法,是不是能达到优化个体和公司收益的效果?比如说骑手找出一些漏洞,然后他摸索出的东西被“逆练”。

  一碗饭:我不太抱希望。举个例子,美团的算法设置是骑手把单送给顾客,需要在顾客指定地点500米范围之内才能点击已送达。但是很多骑手会提前点击已送达,但其实餐还没有到顾客手中。后来为了防止接受提前点送达这个现象,算法就把送达的范围改为了300米。平台会非常严厉地处理骑手所谓的违规行为,并且会通过算法进一步缩小他们的自主性空间。如果说自下而上地改变,我觉得希望还是比较渺茫。





本文系讨论实录的第二期。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以下简称“义联”)连续几年发布了对外卖骑手职业伤害的调查报告,小法师(https://www.zhihu.com/people/hao-zheng-xin-80)作为义联的工作人员,从近两年的调查数据入手,介绍了外卖骑手的一些基本情况。此外,她还回顾了从外卖行业在国内兴起到现在,平台用工模式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卖骑手劳动境况的改变,从劳动关系的角度,为我们理解骑手的孤注一掷之举提供了一种角度。


被绕开的劳动法:外卖平台的发展与骑手劳动关系的变迁

  ——“单从法律诉讼的角度来讲,很多外卖员很难推翻注册时签的协议,基本上都会被认为与平台不具有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的保护。”

结绳志 x 社会学会社|2021-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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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日,一名美团外卖送货员在街道上休息。摄:Artyom Ivanov\TASS via Getty Images


  主持人:大家可以利用(小法师掉线的)这个时间关注一下义联,这也是我知道的国内非常少的主打劳动法、劳权的一个律所。阅读材料中的一个知乎问答(https://www.zhihu.com/column/c_1332636478497419264 )就是小法师自己写的。上面有一些我觉得可以比较快地破解现在新的灵活用工底下的劳动关系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到底什么是“劳动关系”,什么是“劳务关系”,什么是“承揽关系”,“外包劳务派遣”又是什么。

  确实,在外卖这个行业,很多时候这种关系的不同会不断地分化出不同的劳动者。像程序员就是正儿八经跟他们签劳动合同的,但专送骑手其实是外包劳务派遣给这些站点的,这些站点跟骑手之间有合同,但骑手跟平台之间仍然不存在这种直接的关系。所以像泰州这位骑手,他最后的悲剧其实是完全发生在他跟站点之间,尤其像前面一碗饭提到,一方面,专送骑手能得到管理人员和站点提供的帮助,甚至是一些小窍门。但另一方面,如果他真要对付你,你又是非常孤立的。如果用Lei Ya-Wen的话来说,这种管理有的时候可以把你的抱怨给消下去,但有的时候它如果要迎着你这个抱怨来的话,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会非常绝望。

  待会儿小法师可以进一步跟我们说明,为什么他(泰州骑手)走劳动法的成本可能会非常大。


  小法师: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法师,因为我一边做研究工作,同时也是北京一家律所的实习律师。因为是做劳动法方向的,所以我从2018年就开始关注外卖员,做了义联的志愿者,做普法活动、做调研,参与他们的活动。2019年毕业之后,我在他们机构做实习律师和研究员,一个人打两份工。其实我是一个可怜的打工人。所以之前主持人约我来做这个讲座的时候我非常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是周六日,作为一个打工人来讲,不喜欢周六日这种可能有变相加班性质的活动(笑)。但其实我自己关注外卖员也很久了,以前做志愿也都是在周六日,而且主办方他们非常有诚意,我觉得不能老是鸽了他们。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能给大家分享。我小时候家附近有一个粮库,粮库有两条大大的标语叫做“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现在在疫情中心的北京,我每天希望“平平安安上班去,高高兴兴回家来”,每天都抱着对工作的怨念,不想去上班。同时作为实习律师和事务所研究员,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工作压力非常大,尤其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律师行业内卷非常严重的地方。很难得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机构关于外卖员的报告已经做了两年,明年还会持续性地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服务。


一、2019年外卖骑手生存状况调查

  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2019年报告的一些基本情况。当然主要是针对北京地区的。一线城市应该差不多,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差别,比如深圳一些地方可能兼职外卖员会比全职的多一些,但北京、上海这种以服务性为主的地方的话,可能全职的外卖员会更多一些。稍有差别,还需要各地(再去)调研。

  就北京来讲,2019年的调研报告显示,首先从年龄上,外卖员以中青年男性为主,主要是80后和90后。就城市/农村的比例来讲,2019年我们没有做这个选项,但美团外卖他们自己统计了一个比例,77%的来自农村,57%的来自外地。所以很多外卖员就是新工人里面的农民工。包括我们援助的很多案例中,很多外卖员都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因为他们都是农民工的身份,所以基本上可以给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外卖员的工作年限不高,流动性很高。很多人在外卖行业干不到三年,其中一年的38%,一年到三年的就有47%。

  另外,我们大概调查了一下外卖员的书面合同签订率,虽然选项上是劳动合同,但在调研过程中很多——包括一些案例研究——签了所谓的(劳务合同)。刚刚一碗饭也分享到,外卖员主要分两大类型,一种是众包,一种是专送,专送外卖员基本上都会签合同,但他们的合同五花八门,这43%专送外卖员群体也跟我们调查的结果基本相同。专送和众包现在在外卖行业里面基本是各占一半,但是签了书面合同的签的不一定是劳动合同。我们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数据显示,他们的合同五花八门,承揽合同、合作合同、劳务合同,甚至还有承包合同,名字形形色色。外卖员往往会以为签了合同的就是劳动合同,因为很多外卖员学历不是特别高,但其实签劳动合同的现象非常少,即使是签了合同,它也有很多方法来规避法律义务。现在又出现了一种灵活用工的新模式,专门针对专送外卖员,让代理商规避劳动法的义务,待会儿我们会讲。

  另外,超时劳动的现象非常普遍。虽然一些平台会宣称,这些外卖员是自由灵活的自雇者,但其实上所有的外卖员工作时间都会在10小时以上。

  它的总体收入较一些制造业要高,尤其是沿海地区制造业需要加班,一般制造业的工人加班的话能拿到5000、6000,不加班的话2000到3000很普遍。但是像外卖员的话,他们基本上都能达到6000元以上,绝大部分都达到5000到6000元的收入区间,这是北京的情况,但月收入过万的其实非常少。

  外卖员罚款的现象非常普遍。请假超过规定的休息日、暴雨天不出勤、客户投诉及差评、工作中不穿制服等都是规定中的罚款项目。而快递员罚款更严重,严重在哪里?因为快递员丢一件快递要赔很多钱。虽然罚款频率没有外卖高,但它一旦罚款,数额是非常巨大的。

  百度贴吧里面有快递员的一些留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快递员在2018年双十一的罚款有15000多块钱:

  “在XX公司干了快两年了。给我第一的感受,就是如何接受总公司的罚款。对于总公司对你的罚款是无条件接受,没有任何回搏的余地。辛辛苦苦为公司服务,换来的只是无奈的忍耐。公司不考虑员工的付出,不考虑快递员的辛苦。双十一没白没黑的劳动,一个月下来,换来的竟然是更多的罚款。一个双十一付出的比平常多几倍甚至更多的努力,结果总公司给出的是更多的罚款,让快递员接受。2018的双十一我们总共的罚款竟然是一万五千多块,一万五千块相当于四五辆的大货车的快递白送。一万五千多件,一个快递员一天送500件也要送一个多月,一天送500件,一个月下来快递员就可以长期休息了。对于总公司一万五是九牛一毛,可对于我们快递员就是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养家糊口的钱,XX公司的冷血是在是令人发指。”

  这是一张网上的资料——一个快递员11月份的工资单,最后计算下来,公司还要倒扣他1582块钱,这还是挺严重的。



  在2019年的调查中,我们涉及了工伤职业伤害的部分,可以看到,工伤事故类型中主要是交通事故,还有来自第三人的意外伤害,跟商家或者跟消费者/客户关系紧张的时候发生的情况。

  另外,由于送外卖、送快递,导致他们的作息规律跟平常人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在外卖员中经常见的身体疾病,这些虽然没有被列入职业病目录里面,但是在他们群体中非常常见,包括胃病(由于饮食不规律)、颈椎病、腰椎疾病、关节炎等。这都是因为不管风吹雨打、冬天夏天,他们都会骑着自己的小车车,给大家送外卖,导致腰椎、颈椎、关节炎这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另外,很多外卖员的劳动保护用品,包括头盔、护膝、口罩、电动车的定期维修、高温和低温的时候必备的物品,都是外卖员自己来准备的。众包骑手的话,很少有代理商企业或者是平台主动给他们购买这些东西的。

  此外,受伤之后,有67%的外卖员都会选择啥都不干,自己忍着。一是怕麻烦,二是怕一旦去主张自己的权益的话,就会被站长开除,丢了工作。就企业而言,外卖员受伤之后,32%置之不理,22%敷衍了事,这是外卖员反映的一些情况。当然因为调查过程中,受伤的外卖员也比较少,所以样本量可能会小一点。受伤之后77%的受访者都没有拿到任何赔偿。

  最后2019年调研也希望让大家了解一下外卖员的诉求,看看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帮助:70%以上的外卖员主要希望有更多的法律援助和工伤保险,其余还有加强普法培训等等。

2021年1月17日,餓了麼送貨車手在北京東城區等待接種新冠疫苗。攝:Duan Dawei/Qianlong.com/VCG via Getty Images


二、2020年,外卖骑手劳动境况的新变化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年的报告。先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两年之间的报告的区别。我们在2020年主要是针对外卖员群体,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再进行涉及快递员的调查。另外,相较于2019年,新增了对于外卖员普遍的劳动权益,以及职业伤害情况的调查,主要是想调查对外卖员造成直接伤害的原因。调研方式除了问卷之外,还包括一系列的访谈。

  还有,今年的调研,其实要非常感谢盟主,因为2019年我们招募了很多大学生志愿者帮我们来发问卷来做,我就是大学生志愿者之一。但是到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我们调研进行得非常艰难。最后依靠盟主的帮助,完成了我们大部分数据的搜集。

  另外,2019年报告主要焦点是造成外卖员所面临的现状的原因,同时我们也有一些跟2019年报告不同的一些结论。我们报告的方法主要包括访谈和问卷,调研的地点都是在北京,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些地区一共搜集了300多份问卷。就我而言,我理解的这些所谓的“互联网+”的行业,很大程度上是钻了一些劳动法的空子,创造出来这样一种新的用工模型。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外卖里面有一对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在外卖行业、外卖平台和外卖员中,都把它们清晰地界定为两个群体。包括我们所接触到的法律实践而言,这两类骑手在法律意义上,不管是仲裁的判定,还是法律专家的解读,都把他们看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非常有必要把他们两者区分开来。

  专送骑手全部是全职工作,隶属于平台-加盟商-站点三个层级,接受严格的线下管理,三公里内配送价固定,每天也有固定的送单量,其一般与加盟商或者劳务派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众包骑手可能兼有其他工作,下载注册配送专用APP即可成为骑手,送单仅接受平台奖惩规则的约束,配送距离、工作时间和配送单量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主要是派单,也可以自己抢单。根据配送APP的协议,众包骑手与配送平台之间存在居间法律关系。

  普遍来讲,专送外卖员他们是有劳动关系的,但他们的劳动关系不是跟外卖平台,而是跟平台下面的代理商。平台会把自己的业务外包,往往一个商区会有三四家站点,把这里的业务承包给某一个,比如说叫北京小红帽货运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在这里设一个站点,这个站点的骑手跟代理商(北京小红帽)应该是有劳动关系的,但现实我们往往比我们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而众包骑手的话,一般不认为他们有劳动关系。众包注册的时候,外卖平台就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区间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另外,他们也没有直属的代理商。这就是众包骑手跟专送骑手在法律上的区别。

  相比于去年,今年的工作时长明显是要稍微高一些。每天工作11个小时的外卖员的占比增加达到了64.8%。另外,让我们很意外的是,外卖员的工作压力都很大。比如疫情期间,有一位在西城区工作的外卖员的流调轨迹公布,我们会看到他每天接30多单,一个月不休息的话就要接900单以上。绝大多数外卖员每月送单量都在700单以上。而且有的单很难送,我们在调查过程中遇到了几个“顶级”——在外卖员眼里是顶级难度,而且最不愿送——的单,在那种非常密集的、可能有几十层的写字楼,一个电梯都要等半个小时,外卖员说还不如自己跑上去。在那种写字楼,中午高峰的时候,外卖员都是跑着送餐跑着下来的,非常辛苦,他们都不愿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专送和众包、全职与非全职工作的比例,这是对他们的劳动关系研究的重点。专送跟众包这样这两大群体在外卖员中的比例基本上各占50%。另外,有一些平台,比如美团还推出了“乐跑骑手”,蜂鸟最近推了一个叫“优选骑手”,这些都是在众包骑手里面又进一步加强管制,让众包骑手接受专送骑手的管理,同时又维持作为众包骑手的法律关系。

  与外卖平台所宣称的“众包骑手都是兼职工作”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专送和众包的比例大约是各一半,但是在骑手总体里面有将近90%的骑手都把送外卖作为他自己的唯一工作,当作自己的谋生手段。如果每天都这样的话,其实众包骑手的工作强度、工作压力以及受平台的管控的程度,是不亚于专送骑手的。但从法律关系上来讲,他们是不一样的,很多骑手都是计件工资,大家都是了解的。

  关于超时投诉和罚款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对外卖员来说,最难办的就是客户差评投诉,以及禁止电动车进小区、学校。我还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外卖员来我们学校送外卖,不顾保安的阻拦,冲过层层障碍来到了我们宿舍楼下。但是保安随后就追来了,追来之后就要收缴他的车,那个外卖员当时就给他跪下了,其实是很让人心酸的场景。但这样的场景其实也很常见,不单是保安收车的时候他们会跪下。深圳最近在严厉打击无牌照的电动车,这种外卖员下跪的视频和图片就出现了很多。在外卖员的圈子里面,大家对此都是深恶痛绝的,盟主可能也看到过,这些事在骑手们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传得很厉害。(收车)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困扰。

  关于罚款跟罚款的频率,就罚款的主体而言,专送外卖相对于众包来讲会更加严格,而且罚得更多。先是平台罚站点、罚代理商,然后代理商再来罚外卖员。通过这样的一层关系,专送的外卖员罚款往往会比众包的更加严重,因为众包直接由平台在 App 上向他们罚款,比如说你超时或者产品损坏,系统中就显示对应种类的罚款。而专送外卖员,我们去调查的时候发现他们被罚了很多款,比如我今年下半年援助的一个美团买菜的专送外卖员,工作6个月,站长罚了他4540块钱。他非常生气。后来我们都帮他要回来了。

  但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对众包外卖员来说,可能一单超时就扣几块钱,但是对专送外卖员来讲,一单超时可能就要扣他一天两天或者是几天的工资,罚得很厉害,而且毫无理由。

  超时这个现象在外卖员中很普遍。在造成超时的原因中,有三个原因非常突出:一是商家出餐慢,二是平台设定的配送时间短,三是平台设计的路线不合理。这些都是造成商家跟外卖员矛盾的主要的原因。工作满意度我们就不分析了,普遍都不高。

  下面分析一下数据。我先给大家呈现一款众包APP的奖惩规则。最左边的是点进去后最先出现的一个页面,大家会发现,平台规则就一项,骑士管理规则有二十二项。但实际上你点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平台规则有很多,二十二项每一项点开后都可以再进行延展。所以,骑手的奖惩规则是非常严格和精细的,这导致骑手的劳动过程完全处在这个APP和垄断平台的精准的控制之下,动辄得咎,不得不在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规则之下。

  其次我想跟大家比较一下制造业流水线工人和外卖员的工作,给大家一些直观的体会和感受。

  恩格斯他曾经在《英国工人阶级经济状况》里面讲到,“雇佣劳动下的工人,他的活动被局限在琐碎的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一分钟固定不变的,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

  还有这首诗,是在富士康自杀跳楼的许立志所写的,我觉得其实可以代表绝大多数流水线上的制造业工人状态:


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

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

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

不会控诉,不会埋怨

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

驻足时光之初

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

赐我以迟到的安慰

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

拒绝旷工,拒绝病假,拒绝事假

拒绝迟到,拒绝早退

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

多少白天,多少黑夜 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许立志 《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大家可以体会得到,他的思想和思考,与他的身体是完全脱离的。身体在流水线上就像一台机器一样,随着流水线的进行,一个一个地进行操作。就像去年很火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所写:

  “系统要求骑手越跑越快,而骑手们在超时的惩戒面前,也会尽力去满足系统的要求,外卖员的劳动越来越快,也变相帮助系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短时长数据’,数据是算法的基础,它会去训练算法,当算法发现原来大家都越来越快,它也会再次加速”

  “在爆单时送餐,送到最后,整个人都麻木了,全凭本能在跑,没有了人类的情绪反应”。

  高峰时期爆单的时候,他们会提到“自己整个人都是麻木了,全凭本能在跑,没有人类的情绪反应”。不管是资本主义刚开始的时代里的工人,还是后来的流水线上的制造业工人,还是现在的骑手,大家都在这样的一个机器里。人在机器、在算法系统面前都是被控制的,这篇报道最后提出来程序员要有人道主义精神,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程序员的问题,他们其实都是雇佣劳动制下的劳动者。

  为什么我会讲到这里?下面我试图给大家分析一下,中国的外卖行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2019年8月17日,上海美團快遞員乘坐自動扶梯送食物。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三、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史

  从2012年到2013年初,外卖第三方订餐平台刚起步。在更早期,很多餐馆开始订餐是因为他们生意比较好,除了堂食之外还能外送。尤其随着写字楼增多,白领增多,慢慢产生了这样的需求。一般是一些生意比较好的餐馆,会给一些白领留下自己的电话,让他们通过打电话来订餐。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出现过网页订餐。

  盟主曾经跟我讲过,他自己在北京闯荡的这么些年,他所在的餐饮跟外卖行业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待会儿如果有时间可以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契机是,随着移动互联网跟智能手机的普及、技术的发展,第三方的订餐平台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在2013、2014年的时候,像美团跟饿了么,开始以APP的形式普及开来。

  扩张期是在2014到2015年,我依稀记得当时补贴大战的盛况。2014年,美团跟饿了么的大战首先在校园开始:“饿了么每单减5元你知道吗?”“美团外卖低调减单你知道吗?”这大概就是当年补贴大战时抢占市场的情况。不管对外卖员、对商家、对消费者这三方来讲,都是一个利好时期。因为平台投入了很多补贴,但这样的补贴期往往是非常短的。

  已经过了将近7年之久,我们很难找到这些平台2014年的那些资料,但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当时的新闻报道里的截图:一位姓陈的骑手每个月有500单的任务量,早上10点下班,晚上6点下班,8小时工作制,每个月能拿到4000多元的月工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轻松的。

  2014年是学生市场,2015年百度外卖率先进入了白领市场。我觉得这个投资眼光还是很好的,因为就订餐市场来讲,白领绝对是订餐、吃外卖的主力。

  2014年、2015年差不多形成了美团、饿了么和百度三足鼎立的局面。2015年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变化——很多早期进入这个市场的外卖员就有经历——美团当时招外卖员是签劳动合同的,不缴纳公积金,但是缴纳五险,包括像工伤保险这种强制性社会保险都是缴纳的。但随着众包模式的上线,美团就不再直接雇佣了。

  现在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比如新疆,平台想要开拓市场,可能找不到这样的一级代理商、二级代理商,就会考虑直接雇佣一些人来开拓市场。但是在东中部、东部这样一些发达城市里,平台直接雇佣的情况几乎已经绝迹了,绝大多数都是众包和专送的外卖员,也就是劳务外包或者所谓灵活用工的模式。

  接下来是第三阶段,也就是2016到2017年的垄断形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融资并购事件。直至现在,美团和饿了么平分秋色,一些规则也越来越不合理。我们不光能看到外卖员的情况,还可以看到垄断平台形成之后,一些入驻平台的商家也被迫在饿了么、美团之间做选择。这对消费者、商家也好,外卖员也好,都是很不利的。完全垄断意味着平台拥有这样的话语权。

  2016到2017年,情况发生很明显的变化。报道中这位陈姓外卖员说:“8小时工作制成为历史。”中午11:30到下午2:30必须在岗,晚上5:30到8:30也得在路上,而且随之而来的规则和罚款越来越多。这个案例只是给大家大概参考一下,因为很古早的这种2014、2015年的资料都很难找到了。

  在2018年的时候,一家网约车公司滴滴曾经试图跟美团、饿了么竞争,当然前提是因为美团自己想要开拓网约车业务,滴滴随后进行商战,要来推外卖的业务。于是它们在无锡相遇了,开始补贴大战。在这个时期,外卖小哥郭俊一天就接单了1000块钱。之所以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给大家复原一下,平台最开始扩张期间的这种不理智的野蛮扩张的行为。他接了7天的单,但两三天后就草草结束了,因为当地的反垄断机构约谈了他们,后来就停止竞争了。

  2016到2017年,我们从扩张讲到垄断形成,形成垄断之后,外卖员的境遇其实落差很大,也出现了很多众包、灵活用工的模式。另外就是2018年至今,即时配送行业出现了更加恶性的竞争。原来只送外卖,现在城市里的短途配送,比如买菜等模式出现。美团上线美团买菜,顺丰上线了顺丰同城,很多原来做物流的企业都纷纷上线一些这种模式,直接导致配送行业有更多的资本涌入,带来更加恶性的竞争。这个时候,平台对外卖员就不再是用劳动关系来吸引了,而是直接通过灵活用工的模式来缩减自己的成本。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历史,因为我觉得研究历史最能帮助我们了解外卖员的地位是怎么产生变化的。现在各大垄断公司都有自己的研究院,它们想通过自己的研究院来发声、影响政策。美团点评研究院上线后,2018年跟中国物流协会做了这样一个报告,把整个行业里面从扩张到垄断实现的过程完整地呈现出来了。2009年是饿了么上线,2010年是这样的一些平台上线。最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节点,是2015年,各种众包模式上线,京东众包、美团众包、蜂鸟众包,把这种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全给偷换成了这样的众包关系,缩减了很大一笔用工成本。

  另外,在2018年,也就是恶性竞争发生的这几年当中,像阿里、滴滴这样一些互联网的巨头都开始送外卖,叫即时配送。它们不只送外卖,还会送商超、便利、文件等等。“闪送”就是同城送文件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当然,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用工模式的变化,2018年的报告里面讲,它们主要有三种用工模式。第一种叫自营,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运营方式,对应的是平台还直接招募外卖员,跟他们具有劳动关系,这种目前非常很少了。另外有加盟制,就是刚刚给大家讲的专送外卖员。专送外卖员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所谓的加盟制组织下的。另外就是众包模式,当然就是平台之间来定。

  除了自营、加盟、众包,2018年之后还出现了一种模式——当然可能不止2018年,更早的时候也有,但2018年之后大规模的很多——我们在做法律援助和在调研过程中问到了一种情况。大家可以看这个平台,叫“订个活”。我记得2020年国家网络研究中心出了一份共享经济年度报告,推了一个企业叫“好活”,这些平台都叫灵活用工平台。

  它们的逻辑是什么?求职者,比如外卖员,注册一下“订个活”的APP,就可以一键创建个体户,他就有了营业执照,成为了个体工商户。作为个体工商户,跟代理商企业合作的话,其实你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认定为劳动关系的,而是会被认定为合作关系。很多劳动法义务,比如说最低工资、加班费、工作时长、法定节假日不许加班、强制性地缴纳五险一金等等,这些义务,企业都可以不用负担。

  如果打官司,单从法律诉讼的角度来讲,众包外卖员是很难推翻他注册时签的协议的,基本上都会被认为不具有劳动关系。但就专送外卖员来讲的话,一般只要证据充分的话,还是能认定成劳动关系的。我自己今年下半年以来就援助了好几个专送外卖员,大概有一半能被认定为劳动关系,另外一半证据不充分的就输了官司。

  但是“订个活”会更“可恶”。比如说,众包公司招了一个专送外卖员,它会告诉外卖员:你要下载这个APP,注册一下我才能给你发工资。以这样的一个名头让外卖员下载“订个活”。有的甚至都不是APP,让外卖员注册个小程序,之后通过APP/小程序发工资。等到上了法庭,就会看到外卖员跟某个安徽的公司签订了一个承揽协议,安徽公司又跟把他北京的公司签了一个合作协议,所以当庭他们就会主张专送外卖员跟代理商平台是合作关系或承揽关系。其实我从法律分析上来讲的话,专送外卖员应当是一种劳动关系,而且如果证据充分是毫无疑问的劳动关系,但经过这样的操作后,专送外卖员的法律地位其实变得跟众包差不多,都成了承揽或者合作的关系。


  主持人: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初级小法师”的知乎(https://www.zhihu.com/people/hao-zheng-xin-80 )她应该是刚开始写配送平台的历史,有个栏目叫“畅游史海”。配送平台的历史不仅是她所说的商战史,同时也能呈现出骑手的劳动权益、劳动关系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尤其是她最后讲的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我觉得第一步要把中间的这些“骗局”——可能骑手朋友不一定真的会去读的这些条例,像站点或者是平台叫你注册的这些软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给厘清。另一步就是互相之间建立联系,就像有过外卖骑手经验的盟主已经在做的一样。在第三篇的文章中会有盟主给我们分享的内容。




本期主讲为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盟主同我们分享了他的外卖配送工作经历:从2009年开始在电话订餐的餐馆送外卖、到2012年自己做网站订餐、到经历外卖平台间激烈的“补贴战”、再到2018年开始跑众包……从多年相关工作的经历感受出发,盟主谈到了骑手劳动的种种细节,尤其是在行业大背景下所面对的各种困难与需求。盟主还介绍了骑手互助、交流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是怎么逐渐形成的。

  本篇的后半部分记录了讨论会的问答环节,围绕的核心议题包括:外卖工作的灵活与平台严格管控间的张力、外卖员对“自由”的诉求与理解、骑手们的情绪劳动与损耗等等。


与系统对抗,如何做一名外卖骑手之间的组织者? 

  ——“2018年冬天的时候,我做骑手时出了一次交通事故,在医院躺了7天,后来慢慢因为交通事故想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就走到现在了。”

结绳志 x 社会学会社

https://mp.weixin.qq.com/s/lvfPDC6LKoYOmvc_MKn7Qw

2020年3月27日,荆州一名外卖员驾车在商贩前经过。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主持人:盟主可以简单地从你的角度讲一下,从你最早给餐馆送外卖的历史开始,后面怎么开始做了一段专送,到现在做众包?你体会到的大家现在最核心的几个诉求是什么?你的公众号之前写了不少大家很关心的保险到底怎么交、讨薪到底要怎么讨等问题,其实也跟我们今天一开头讲到的泰州骑手的事情相关。你也可以讲一讲对我们的展望,在你们的诉求可能(实现的)办法不多的时候,你会希望社会起到一些怎样的作用?

  我们后面会有更多的问答,我觉得也会有很多问题是给你的。你不妨先讲一讲我刚才所说的自己接触外卖行业的历史,讲一下你们可能最不满的问题以及诉求,像工伤、像保险、像讨薪、像觉得平台可能单方面修改的条例。讲完你们的不满和诉求之后,可以讲一讲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些什么,或者社会可以多提供一些什么。


一、十年外卖经历

  盟主:我是2009年的时候开始送外卖。2007年来了北京,那时候我给一个亲戚看工地,后来他因为家庭的原因回去了,我也因为种种原因就没有再进那个公司了。2009年我在上海,想着说送外卖也还不错,于是阴差阳错地,找了一个餐厅给他们送外卖。因为我工作能力比较突出,人比较善良,对工作也比较负责,所以也较为受老板的赏识。

  那个时候就是电话订餐,早上我们会去发传单。有人打电话订餐,我们就给送过去。那时候相对现在来说的话,其实还是现在这会儿稍微好一点,因为那时候五险一金这些肯定是没有的,当然罚钱就没有那么多要求。那时工资第一个月是1200块钱,然后第二个月就直接给我涨到1800了。给我开1800其实赶上厨师的工资了,因为我工作能力跟业务能力特别突出。在那干了一年多,由于我不是特别认同老板对顾客的这个理念,后来就没干。

  接着,我2011年5月份开始做外卖。做外卖也是找了两个送餐的,找的小时工。我给小时工提供了电动车和对讲机,给了100块钱零钱。结果他送餐收了200块钱,电动车骑走了,对讲机拿走了。我当时是崩溃的,我还拿对讲机一直叫叫叫,让他回答。后来做得也不是特别好,做了几个月,到2011年年底,基本上就是跟挣个工资差不多,也没挣到什么钱。

  到2012年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做网易订餐的,专门往写字楼送餐,他们专门为一个写字楼建了一个订餐网址,那个网址上面有个两三家餐厅。我也是因为跟这家网站对顾客的一些理念不相符合,我一想干脆自己做个网址算了,于是我找人做了个网址,也是这样做了一年多。到2013年的时候,饿了么先进入了北京市场,后来是美团,再后来是百度。我一直住外面,中间也开过其他小店,倒也还不错。

  2015年的时候不是有315嘛,曝光外面一些黑作坊啥的,当时那时候我没看电视,也就没知道这件事。后来正好有个比较大的一个酒楼转让,我就把它接下来了。接下来后也是一直都是搞外卖的,自己雇的外卖员。因为我给送餐员开的工资相对比较高,相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是更高的,所以我招人也比较好招。刚开始的时候,美团或者百度都没有“自配送”,说也就是说物流是商家自行负责。因为我招配送员也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就占了先机。那时候不是说外卖没人点,而是说你能不能把它送出去,因为时间长的话送过去顾客是不要的。有的是线下收钱,那个时候线上还不是像现在这么普及,很多人还是不愿意线上支付的。当时是送过去再给钱,只要你能送过去的话,基本上订单是很多的,生意是非常好的。

  后来就遇到美团跟饿了么打补贴战。之前我因为配送人员比较多,那段时间挣了很多钱。那时候我就说过,这外卖平台现在为你花的每一分钱,早晚有一天它得再吃回去,确实是如我所言。即使我知道这样,我还是得陷进去了,没办法。这东西就是,知道早晚会有这种结果,你还是得跟着上。大势所趋,谁都挡不住,没办法。

  就这样做了好几年外卖,加上一个餐厅,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从2015年到2018年的分利息付了差不多40万。最困难的时候还拿过高利贷,10万块钱吧,一个月是一万五,我刚好用了两个月。然后有20万是一个月7000,我用了两年。不付利息,我一个月7000付了多长时间。但是没办法,那时候因为有流动资金,你开着店,你这利息不付的话,人家可能会来店里搞乱啥的,这是没办法的事,不像现在一样。后来这个钱后来还是还了,我店转出去就还了,但是店转了40万。

  2018年的时候就坚持不下去了,中间也换了很多项目。后来店盘出去了后,就闲了一两个月,也是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因为没有事情做的话,整个人是很迷茫的。那也得生活对不对,还有房租啊这些,这跟以前开店不一样。我以前那些员工都出去自己送外卖了,跑众包,那我正好也就加入了。2018年冬天的时候,出了一次交通事故,在医院躺了7天,后来慢慢因为交通事故想认识更多的人,现在就认识这么多人,然后就走到现在了。

  这个就是我大概的在外卖行业的一个经历。在外卖行业里,经历从商家到骑手的一个角度。加上跟有些兄弟聊天,接触下来,基本上这里面的很多东西吧,我差不多都弄得明明白白的了。你们有什么要问我的,你们就问。


二、外卖工作的困难与诉求

  主持人:盟主,你觉得现在,或者说这几年的变迁里,大家的诉求,或者大家觉得最不满的都是哪些点?有哪些大家不满的点,在这两年里可能会激化?

  能不能也点一下题,谈一谈像泰州骑手讨薪的这个事情。因为他是专送骑手,理论上是受劳动合同保障的,但为什么最后选择用这么极端的方式?

  盟主: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和他个人的原因有关,他个人的情绪控制能力占了很大的原因。这东西不是你想干你就能干的。你想干你敢干吗?谁敢干我都不敢,是不是?想干的事情多了,不是想就可以去做。

  还有咱们法律制度也是导致送餐员自焚讨薪的一个原因吧。其实我觉得讨薪真的很困难,我们小法师老师也知道,他要走法律程序的话,是要很长的时间,不是说一下就能把钱要回来的。其实我觉得可以把法律稍微改一下,如果情况属实的话,那企业又不是没有支付能力,尽快支付了不就完事了。非得要等到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甚至要两年。欠钱就是欠钱,欠他工资就欠他工资,为什么非得要走很多繁琐的程序,外卖员他等着用钱。这钱拿不到,所以他着急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来。

  其实美团或者饿了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可以用那种合理合法的方式剥削和压榨我们,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很痛苦,也很纠结,肯定也很难过。因为对他们的影响实在是太那什么了。

  你看像配送价格,一般他减我们一毛钱两毛钱,根本就没人感觉出来,但是一天下来,他就能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眨个眼睛的事,他稍微在后台动一下手,动一下数据。美团我记得是哪年来着,说他们的订单量已经是仅次于阿里巴巴了,是3000万单。如果一单少一毛钱,那就是多少钱?所以说这种事情也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话,跟咱们法律制度,以及骑手自身的个人心理素质都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他采取了比较极端、过激的方法。其实像这种事情说实话我也想过。2019年国庆节的时候,我被(平台)封号了。其实我认识了很多很多被封号的,所以说他们老讨论工伤保障,工伤保障这些都是太遥远了,连职业保障都没有,他想让你干就让你干,不想让你干就不让你干。有的人干了好几年了,然后说不让他干就不让他干,不用通知你,直接就不让你干了。不会说什么抱歉或者咋的,反正你就是不能干了。

  像我认识有一个骑手他都快五十了,他干了三年的外卖了,后来平台给他封号了,他就用别人的账号跑单,然后出现了交通事故。他之前就找我租过电池,当时钱不够,我还只收了他四五十块钱,他说一个星期后还我那个钱,后来一直没联系我。半个月以后了,他来联系我,说他出交通事故了,他买的那个保险,因为用的是别人的账号跑单,每天三块钱的保险,不能给他报一分钱。这个是比较尴尬的,老师们说工伤保障,其实基础的职业保障都没有,谈什么工伤保障。

  可能你们认为工伤保障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根据我接触到的很多人,他们对工伤保障倒不是特别在意,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把骑手当成一个真正的职业,或者说一个真正的工作,这只不过是特殊时期的过渡阶段而已。凡是有一点比较有远见的人,他绝对不会干这个职业的。像在工厂里面打工的话,很多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他至少还能找个女朋友是吧?送外卖的话,你除了能挣点钱,说实话真的什么都学不到。没有职业的升职空间和发展空间,又没有收入的增长空间,这个只会越来越少。

  所以说大家对于工伤方面或者社保的需求都不是特别大,有很多让他上社保,一说要扣他钱,他就不愿意了,说我不如不上了,你直接把那钱给我。因为他只想他当时能拿到多少钱,多拿点钱,反正过段时间他就不干了。他对职业没有一个规划,没有一个失望,只求它会变成什么样,我们都已经麻木了,都知道是这样。

  要说我们的诉求,对于订单价格这个是倒是要求比较高。你像其他的诉求的话,因为像工伤保障离我们太遥远,人总以为自己不会出事,所以对此兴趣不是特别高,反而对订单价格真的特别敏感。就像你们现在的工作一样,你说你现在本来这工资是往上涨的,对不对?之前送外卖的时候,一个月挣七八千,甚至一万也是挺容易的,因为订单价格比较高。像我以前刚干的时候,他周奖励的最高奖励是550,然后就变成325,直接砍掉一半,后来变了好几次。你们以前工资一个月是6000,然后到2020年,它应该工资是每年都往上增长,但是它往下降。我们对这方面的诉求是最高的,就是这个收入在不断的下降,这个才是最核心的关键。然后我们又无能为力。就像你眼睁睁地看著一个人跳楼一样,你还是救不了他,你就眼睁睁地看著你订单的收入减少,然后你还没有什么办法,你只能拼命地干,只能拼命地跑,这样的话你才能维持之前的收入。

2020年11月29日,美团的送餐快递员在上海的交通信号灯旁等候。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主持人:单价下降这个主要是众包是吧? 

  盟主:不单是众包,专送也都是这样的,所有都是这样的,官方也都是这样的。官方的像以前都是10块钱一单,甚至11、12块,然后逐渐变成9块,8块,7块……像小城市的话就更低了,北京的话,他们是有一个进阶:你跑了500单以后,是8块,跑过900单以后,是9块。那就只能拼命跑,这样他就挣的更多了。


  主持人:前面有同学有提到,像美团他们做广告,经常会提一两个明星骑手,他们收入特别高是吧?他们可能也是等级、KPI、评价这些都特别高。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骑手中间两极分化是很厉害的?像“单王”这些就赚的特别多,但是大多数可能会不怎么样。

  盟主:分化也不是那么严重吧,反正就是任何一个行业都有那种特别优秀的人。他这个个例不能代表大多数人,他只是极少数人,我们的话没有多少“单王”,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那种的,咱们不能拿那种人做例子。美团他拿那种做例子,就是给其他人洗脑,让你们所有人都向他学习。就像马云给咱们洗脑一样,这个很正常。


  主持人:如果你去给你的骑手兄弟们普法,你最希望普及的是哪些方面的法律,或者一些意识?

  盟主:普法的话,我觉得还是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因为送餐跟保安等社会人员的接触,以及在路上的摩擦还是比较多的。动不动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后果。前段时间,小区的保安不让他(一个骑手)进,他想出来人家不让他出来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矛盾,保安把那个骑手给打死了,这种事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发生这样的事情,说实话是普法力度不够。我觉得咱们国家的法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全的。但是因为一些人知识水平有限,对法律的敬畏缺失,还有对法律的了解比较少。像我的话,其实我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这些了解都是来源于我自己的经历。

  还有因为我经常浏览新闻,一些案例给我的启发和教训也是比较深刻的。像这种事情的话,其实完全可以报警解决,对不对?他没必要跟保安产生冲突。虽然说是可怜人,但是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造成的后果是他自己死了,然后保安坐牢了。但是问题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他为什么不报警呢?对不对?如果保安知道他的职责,他是没有权利限制人家的自由的,他没有权利处罚外面送外卖的小兄弟的,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你看这些都是缺少对法律的敬畏,还有对法律的无知。

  我有困难找警察。不让你出来,你报警不就行了,你跟他争执。争执了,你一激动,我想着你还敢跟我对着干,我就不让你出去。(另一方觉得)你还敢跟我对着干,我非要出去。就跟他吵,一吵一激动,打起来一不注意,一下子就完蛋了。这种事情真的是一种悲剧。

三、骑手交流与互助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盟主特别可以跟大家好好解答一下——骑手之间会怎么互助?

  盟主:骑手之间的互助说实话还是比较少的。我认识了很多骑手,相对于网约车司机还有其他行业的话,素质真的是参差不齐。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去送外卖,你不知道一个商家或者顾客的位置。你问我的话,我不知道的话我会告诉你,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很忙的话,我告诉你对不起,我很忙。但是有些骑手他问了我,我告诉他以后,他直接就走了。连一句最起码的谢谢都没有。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是吧?人家告诉你了,你要道一声谢谢。其实素质常常真是太不一样了。还有对交通法规的普及意识(很差)。很多人发生了交通事故演变成二次伤害事故。

  因为一个交通事故,两个人直接干架。两个一打架,就造成了对方受伤。这种事情真的很多,在我身边发生过很多。我一直在群里告诉他们,不要跟别人发生这种伤害别人,然后对自己又没有好处的事情。

  他们的交通知识也比较欠缺。我记得前年,2019年,我遇到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我在前面走,突然间没注意看红灯,没注意看交通标识,然后我急刹停住了。

  后面有一个骑摩托车的骑手就撞着我了。然后你猜他怎么着?他骂我,说:“你他妈几岁的,你为什么要急刹车?”我说:“前面有车我不能撞上去,大哥。我撞上去了,我自己不完了吗?”

  然后他就还跟我吵。像这种情况我特别的难受,你知道吗?特别的纠结你知道吗?跟他吵了几次嘴,他好像还想动手打我的意思。但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发生呢)?因为他需要对交通规则的了解,还有对交通规则的支持。他从后面撞我的话,这个是他的责任。

  如果说他知道这些东西的话,他第一时间应该跟我说的是“对不起兄弟,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事?”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他反而怪我为什么要急刹车。他相当于追问我,说是我的原因。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还是需要普及的。还有平台对咱们骑手的培训,简直就是凤毛麟角,没让我们学到任何东西,知道吧?然后也没有通过一些案例让大家眼睁睁地感受到这些交通规则,(培养骑手)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来没听说公司去给他们培训一下。我觉得公司如果可以定期举办这样的知识讲座或者培训,对于咱们骑手来说的话是很好的。


  主持人:有好几个同学都问到,遇到封号怎么办?这平台是想封就能封,封了之后有没有任何办法把这个号给这样找回来了?

  盟主:正常的角度来说的话,他想封就封。因为他的企业他说了算,他可以随便找一个理由,一个借口就给你封了。罚你的钱的时候,像我们被投诉了,你不知道是哪个订单。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是哪个顾客订的订单,你被投诉了罚你钱,但是后来你就看不到了。

  他说他要保护个人隐私,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我都不知道是哪个订单罚我钱。我都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他就投诉你服务态度不好。但是你一天送这么多单,你真的想不起来,因为什么事情罚你。就像这个封号一样,有人投诉你服务态度不好或者特别严重,他也可以封你号。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他想封就封,因为没有人能够监督。

  像我就挺尴尬的。你找他们公司,他们公司就说是公安局的意思。公安局就说是公司的意思。互相推脱嘛。


  主持人:要不盟主你先回答一下,可能这是最后一个专门针对你的问题,然后后面我们就开放了。你是怎么变成盟主的?是怎么建立你的威望?怎么开展互助工作?

  盟主:有些兄弟确实是能受我的影响,做了一些相对来说帮助别人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影响能持续多久。可能因为像我的话,我帮助他们我确实是能从中受益,或者说得到一定的好处。

  但是有很多人他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可能做了一两件事情,他们没有收获,对他产生不了实际的好处。他可能就感觉没有意义,可能他持续不下去。

  然后盟主这个称号的话,说实话就是我自己吹牛逼瞎起的名字。对于这个称号来说,说实话没什么意义。你如果担心被平台封杀,我已经被平台封杀了,所以说我已经所谓了。我去年都还能注册一个闪送,后来发现闪送也把我拉黑了。我2017年的时候就注册了美团,但是后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拉黑的。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倒是可以解决。

  但是现在的话,因为我不指望送外卖来收入,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说他拉不拉黑对我来说,说实话没有多大意义,只要他不告我就无所谓的。

  怎么做到盟主的呢?2018年我进入外卖的时候,我进了一个工作群,总在群里聊天。我也比较活跃,因为社会经验比较多。然后到2019年春天的时候,工作群里面第一次聊到调整奖励。比如说一个星期假如你跑五百单,一天相当于六七十单,那奖金是500块,后来降成420块。你跑了三百单的话,奖金是300块钱,后来降成200块钱。

  第一次是因为降价,所以在工作群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强势的人,谁敢说这平台的不好,就把这些人给踢了。正好之前我就建了一个群,我就把被踢的人加上,把他们拉回来。就这样慢慢群里面的送外卖的兄弟就越来越多了。

  后来也是认识这个平台的,他们说我认识人多,招人或者说咋的。比如之前蜂鸟推全民送时,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的部门。他们有一个市场经理找到我了。让我做一个小队长,帮他招人。我去了就给他找了好多人。

  后来顺丰也说让我帮他们介绍点骑手。反正经历过乱七八糟的,加我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后来就说聊天也不认识,要不在餐上贴上标志啥的。但我知道这个标志的话是不能有的,因为标志的话,你又不是公司又不是组织的话,是不允许的。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

  我就说贴个广告牌吧,这个他管不着是吧?贴个二维码。就这样贴上二维码。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七八十个人。短时间之内人数就提了,每天都会有个几十人扫码加我。我就拉他们进群。但是后来因为9月份的时候被封号了,加上群里本来就反映单价又变低了,奖励又变少了。

  然后后来我去他们北京的总部找他们沟通了一下,他们不跟我讲这个问题。当时是出于个人的考量,还有其他兄弟的反馈。我就说要不咱们就在家呆着不就行了吗?也不上街,也不咋的。

  蜂鸟、饿了吗,咱们就是暂定一个区域方圆两公里三公里之内不配送,也不影响其他地区。因为之前很多兄弟做的方式,风险是比较大的,容易搞事情,我们控制不住。我说到那天大多数人你们就互相宣传一下,这个区域里面咱不接,能够引起平台的重视,让他能跟我们沟通,能够知道我们的诉求,准备是这样做的。

  其实这样做的情况下,我觉得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我跑众包嘛,我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谁也强制不了对不对?再说了很多兄弟要维持生活是吧?要有收入,我不会影响你。

  你可以那两天不跑蜂鸟了。这个区域不跑,你可以去其他区域跑,你无非就是少挣个几十块钱,一天少挣个百八十块钱的事情。你能够保持一定的收入,或者你不跑蜂鸟你可以跑美团。但这样的话确实能够引起平台的重视。那边的订单是什么情况?你要调查一下是咋回事?他这样来找我的话就可以给他沟通了。

  是这样计划的。后来我想这样宣传力度也不够。我就随便印了一张(宣传单),然后就发到群里了,让他们在各个群里发。

  我那时候微信从早响到晚,每天都是三四百个人加我,一直都在添加好友。我就应付不过来。然后加好友时(我)发现乱七八糟的,哪儿的人都有。还有广州、上海、深圳、杭州的,还有东北的。我想这事情不对。这太乱了,我要把它们分开。后来我就申请了5个微信号,重新印了宣传单。这印出来还没发出去。然后之前有些在深圳的兄弟就仿照着我,也是印了贴在他们餐箱上面。大家也是特别支持。当时真的是一腔热血,感觉自己在干一件大事。

  然后就印了准备发出去,还没往群里发。因为微信拉群的话必须实名制,还得绑定银行卡。当时就去办银行卡,路上就被警察给抓走了。后来在里面20多天出来以后,我就改了个名字,改成外送江湖骑手联盟。

  后来因为老是在群里面给大家指导一些他们遇到的事,就包括生活或者感情。因为我自己负债,很多负债的发现我比他们负债还多,所以愿意跟我做朋友。加上我也比较热心,愿意帮助他们。

  特别是做短视频自媒体以后,很多事情我可以用视频的方式展现给他们。之前的话一直是在群里聊天。或者说遇到什么事,拍个视频给大家说一下。或者说以文字形式告诉大家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但是这样的话后来进群的人就不知道前面发生的事。因为短视频的话,可能他关注你了,他就一直知道我们发生的事情。加上我就是乐于帮助人,时间长了大家都明白了,觉得这个盟主还不错。确实通过视频的话,他只是看著我的一部分,因为我不好的一部分我肯定不说了,视频也展现不出来。可能有的时候我也着急。骑手有时也比较操蛋,我也骂他或者咋的。但视频只是展现我好的一面。

  所以说导致大多数人认为我这是无所不帮,什么时候只要找我都好使。这事情我也挺尴尬的,很容易造成对我的道德绑架,是吧?加上我微信名叫盟主。别人问我叫啥,我说你就叫盟主。然后就这样坐上盟主之位了。

2020年8月11日,北京一名外卖送餐员在工作。摄:Gilles Sabrie/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四、讨论环节

  听众A:盟主您好,首先很感谢今天晚上的精彩分享。我有一个关于外卖员职业选择的问题,您认为外卖工作的灵活自由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就业者到选择外卖工作的决策,或者说,外卖是不是因为没有技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同时外卖工作也没有很高的进入门槛,所以选择做外卖。

  除此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趋势,如果说以前外卖员工资的收入还不错,但是现在外卖员的收入相对降低了,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年轻人选择干外卖呢?你觉得这是现在经济增长的一个好的体现,还是说这就是一种经济就业的蓄水池?

  盟主:就是说这么多人抱怨这个工作不好干,收入还减少,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干? 

  听众A:对。这是我希望您回答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我想知道这个职业的选择,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选择这种职业,不是其他的职业。

  盟主:在咱们国家来说,外卖工作的收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以的。其实我觉得灵活度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人这一生追求的无非自由,咱们努力地工作,拼命地挣钱,无非到最后就是自由。实现自由,自己想去哪就去哪,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自由的话,我理解可以分为精神上的自由,还有一种财务上的自由。外卖工作跟企业相比是最大限度上的精神上的自由。我那时候进过工厂,很多工厂8小时里除了吃饭的时间都是在不停地忙,手不停地动。甚至有的工厂比较严格,你连跟你同事沟通聊天的机会都没有。但外卖在相对的时间空间里给了你最大限度的自由,我觉得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而且它的收入比工厂甚至还要高出一点,所以说才有那么多人愿意不停地流入外卖行业。

  再说了,咱们国家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一个月挣个七八千,吃喝之后还能剩个五六千,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中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都在1000块钱左右,很多人就愿意做外卖员。而且外卖工作还不压工资,今天干明天就有钱了,而且可以随时就结束掉这个工作。

  像工厂里面,你突然间有一个事情想去做,你得提前辞职,还要等着结工资。所以我觉得相对较大的自由和比较可以的收入,是导致很多人不断流入外卖行业的原因。但是国家没有正确的倡导也是很大的原因。其实真的人人都送外卖对咱们国家来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对于社会,对于政府而言,对于国家而言,对于个人而言,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发展优势。又没有五险一金,老了又没有保障。但是还是不停地有人来干,很多年轻小孩都愿意来干,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我不知道我的回答你满不满意。


  听众A: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像之前一碗饭和小法师分享说,其实因为一些系统原因,骑手的时间并不是像我们想像当中那么自由。所以您所说的这种外卖员的灵活自由度,我个人认为似乎还是有很多骑手并没有那么高的自由。

  盟主:外卖是在相对的时间和空间里面把这件事情交代给你,你把它完成了,你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去。但是如果你在工厂或者说在饭店的话,站在前台迎宾的那个人,手机都是不能看一下的。你看像送外卖的话,至少还能划拉手机玩。而且我们送外卖特别忙的时间段是比较少的,你们能看到的外卖员特别忙一般是午高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送一单或者两单,根本没有那么忙。

  我举一个很尴尬的例子。有一次我去一个商场取餐,当我拿着那份餐走到扶梯口的时候,扶梯上面有三个年轻人。他们本来站得挺乱的,突然间就站成一排了,然后看了我一下。我真的很尴尬,我不着急,但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兄弟,快,我让开,你快走,你快跑”。我不想跑!我只想慢慢地走,我不着急,我就拿着一个订单。但是我很尴尬,没办法,就提着外卖跑了。所以说,你们以为外卖员非常忙,是因为有订单的时候非常忙,但不是一天24小时都不停有订单,很多时候都只送一个单两个单。


  主持人:我觉得像这种站在外卖员角度理解自由跟在我们角度不太一样。盟主提出另外一点就是纵向比较,确实之前很多人是在厂里上班,然后重新来做外卖这个行业。

  盟主:我很小的时候在工厂里面上过班,那时候在广东,那个厂里面做了个流水线,压根没有说话的机会。不过现在待遇这些方面都改进了,但是我的认知还停留在那时候。2006年,我进了那个厂。早上8点上班,12点吃饭,这4个小时除了上厕所的时间,一直是在不停地干活,想看一下手机都看不了。看现在手机的普及程度,让你几个小时离开手机是什么感受?工作的话其实离不开手机,因为工作可以开小差嘛,可以划拉一下手机。但如果一天几个小时不看手机的话,是比较痛苦。因为外卖确实是真的给了很大限度的自由。只要把订单完成,其他时间爱干嘛干嘛去。但是在工厂里面不是这样,这个任务完成了,如果上级看著你在这站着不动不干活,他就总会给你找点事情干。就像我自己当老板一样,我看到员工在那不干活,根本没有声音,我就是不得劲。因为我给他开了工资,他站在那竟然没事干,好吧,我给你找点事干。这送外卖就不一样。你把这些事情做完了,没有人盯着你。

  主持人:不过专送跟众包肯定也很不一样是吧?

  盟主:一样的。专送比众包还要轻松。他们订单更少。

  主持人:但它会有那种什么恶劣天气,然后疯狂给你派单的情况。

  盟主:恶劣天气的话,你就必须得上了。这个很正常,但是恶劣天气毕竟只是占少数,还能天天有恶劣天气?恶劣天气也有一定的补助。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希望有点恶劣天气,因为订单价格比较高。

  我还记得刚才说有个同学说,怎么样能让我们外卖小哥比较方便比较高兴,你就正常点外卖就行了,只要骑手去了你接电话就完事了。你不接电话就尴尬了。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外卖员上楼去,那栋楼没去过,上面又没有标门牌号,然后打电话是静音,这是最尴尬的。放在哪儿也不是,也不知道放在哪,客户又不接电话。订单不能取消,或者说你不能不送,因为不送是没有钱的,送完才有钱。客户也不是说不接你电话,这样在平台上是报备不了的,只有联系不上你才能报备。关键是电话能打得通,就是不接,但是又不知道是哪一家,又不能挨家挨户地去敲。而且有的写字楼不让进,打电话不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后面的餐延迟了。

  其实在社会上大家工作真的非常不容易,包括你们,包括我。生活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委屈,没有必要说可怜谁同情谁,因为社会分工不一样,人生下来本来就分三六九等的,没办法避免。唯一可以避免的就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像外卖大约什么时间到,不要让人家联系不上,找不到你就完事了。比如像我这个手机都是经常静音的,人家给我送的快递过来了,没联系上我,给我打电话外卖员语气真的特别不好,但是我都会感觉到真的很抱歉,都是我原因造成的,我自己心里都会感觉很对不住他。其实只要正常地尊重一下就可以了,做你就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平台坑人的原因在于,很多不是我们的责任要抛在我们身上。商家出餐慢,会导致我们送餐延迟,到最后因为超时罚款会算在我们身上,这个是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最简单的例子,知道吧。明明不是我们的原因,但它就算在我们身上。所以说我一直不满意的都是在这些事情上。

  其实相对其他工作来说,我自己还是比较热爱这份工作的,毕竟它也是一份不错的收入,但是不公平的地方确实是挺多的。对于专送骑手来说,现在已经还算好的了,以前一个差评、一个投诉罚款五百元,极其苛刻,因为算一算一天工资,一下罚款五百元的话,相当于一天、两天白干了。虽然你看到钱不多,但是有的时候很让人崩溃。可能很多人认为“他真是为了五千块钱工资就自焚了,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那是因为你没有站在那个角度,所以你无法理解。我被扣过五十块钱,我的心里都是崩溃的。

  有一次我有一个顾客,一个女孩,她是让一个商家送化粧品吧,地址写错了,她非不承认她错,她说她一直写的是这个地址,别人(送的时候)都找到了。但我导航了几遍都没找到。送过去了以后我保持了我极大的耐心,就给她讲道理。她半天才开门,开门之后来一句,“你想怎么着?”我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地址写错了。她不承认。后来她的室友出来了,告诉她确实是错了。那个地址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特别深刻,你知道吗?她只要说一句,“对不起是我搞错了,抱歉”,这事就完事了。但她一直认为她没错。她说,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我说我不是想要钱。因为她的订单,我有四个订单都超时了,真是特别尴尬,当时我真的特别想骂她,但是因为我害怕这份工作没了,害怕她投诉我,我没有骂她,没有说脏话。

  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她打电话她要投诉我,我说你投诉是你的权利,没事。投诉之后真罚了我五十块钱,我申诉还不通过。我特别憋屈你知道吗?我有什么态度不好?这又不是我的错。所以当时我也是真的崩溃了。后来我自己安慰自己,我开饭店赔一百多万都没怎么的,为了这五十块钱我至于吗?然后我就在群里说说,自己安慰自己,算了,都是些小事情。

  但是很多时候造成一个人崩溃的原因,在大多数人认为不可理喻的情况下,真的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公平真的很重要,谁的责任谁来负。

  主持人:对。包括情绪,我觉得一定得考虑进去。送外卖,除了体力劳动之外,也明显是一种情绪劳动、精神消耗。包括泰州那个事情,盟主你也说可能问题在他自己,也许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控制住情绪。但最后出问题的也就是情绪,也就是他不断地跟他的站点想进行沟通而不得,陷入了这种绝望。其实说实话,如果真的还原理性的思考,五千块钱跟条命比,那又算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有很多分析可能都没有考虑到。

  盟主:对。我真的挺为他惋惜的。这跟他自己接触到的人,还有受到的培训也有很大的关系。你说五千块钱怎么能和命比呢?你那条命,能挣多少个五千块钱了啊?主要是咱们的法律也不太健全。你说这种事情,还用打官司吗?欠钱就是欠钱,他一投诉,证据一拿出来,国家行政机关完全有能力、有条件要求这个企业必须马上给他支付。这个事情很好解决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涉及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条条框框的法律让维护权益变得这么困难。

  主持人:小法师前面分析到,即使是专送骑手,美团这个平台也有可能通过APP把他劳动关系取消。但具体说到泰州这个案件,中间确实可能有一个操作的地方,就是他不是提前一个月辞职,就加入了另外一个外卖公司。所以他要重新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的话,可能不能完全按照它的规章制度来,而是要从举证开始,这样的话成本就会大很多。我们肯定可以想像,站点经理只要抓住一点点对自己有利的道理,就是你没有提前一个月辞职,他就可能地拿这个东西来赖。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很多站点它其实也是自负盈亏的,能拖就拖,能赖就赖,他可能没有想到骑手会这么快地用这么极端的这种方式来讨薪。

  盟主:对,他一想,反正能赖掉,这就又省下一笔钱。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骑手会做出如此过激的举动。这一下他损失的不止五千,五十万都不止。


  主持人:一碗饭有什么想向盟主提的问题吗?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先看一看别的问题。有个朋友想让你多谈一下“心态炸了”这个问题。

  一碗饭:这句话意思是说,骑手在送餐过程中会遇到非常多零碎但又非常有直接性影响的一些问题。比如刚刚提到,电梯不来、顾客迟迟不下来取餐,或者商家不出餐、堵车。

  外卖本身涉及的空间范围很广,它会涉及到非常多的主体关系,无论是跟商家、顾客,还是交警、保安,等等。但所有这些主体关系的处理、打交道,全都需要骑手自己去解决。但平台只会给一个非常死板、简单的规定,就是你不能超时,你必须符合我技术算法的监测或者评估。但是,这个规定真正要去实施,会遇到非常多琐碎的东西,这些都会非常影响骑手送餐的情绪。

  我觉得在这种情绪之下去送餐,在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自然很容易爆发一些冲突。我觉得很能理解。一边是订单催促着你快要超时了,另外一边有人拦你,或者顾客不下来取餐,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影响情绪的,所以他们都会说“情绪炸了”。这个情况非常普遍。


  主持人:对,在我看到的外卖研究里面,讨论情感劳动和爆发的角度还挺少的。以后我觉得可以再发挥一下。正好有一个朋友问,有团队开始关注骑手的心理健康并提供援助吗?我不知道一碗饭和盟主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尝试援助的团队?

  盟主:没有。

  一碗饭:好像没有。如果是专送骑手,站长一般会承担帮助他们缓解情绪的角色,或者做他们的出气筒,这是站长跟我说的原话,“站长就是骑手的出气筒”。他们有的还跟我说,他们会直接跟美团系统的客服打电话说他们遇到的问题,希望美团解决。其实这种客服一般都是推卸,根本解决不到实际的问题,他们可能只是通过对客服的一番发泄获得了情绪上的安抚。但没有人真正能帮他们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


  主持人:对,在Lei Ya-Wen的分析中也很明显,专送和众包比较大的一个区别是专送好歹有一个站长,站长如果比较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这种安抚。但有的时候站长也是压倒你的最后一根稻草,像泰州那个例子一样。

  一碗饭:其实我觉得还挺考验站长能否处理好骑手的各种关系的。有些站长会比较好,比如一个订单,顾客因为各种不满把订单退掉了。这种情况需要骑手垫付这笔外卖的钱。很多时候站长会比较好心,帮骑手来垫付这十几二十几块钱。但有的站长可能就不会管这些事情。站长的调节作用还是挺明显的。

2021年1月6日,辽宁暴风雪期间,饿了么外卖员在公路驾车送餐。摄:Wang Hua/VCG via Getty Images


  主持人:我看上面的讨论,我不知道能不能请Lili讲一下整个人口红利,包括农村教育,与现在年轻人都想去送外卖的关系。

  Lili:谢谢主持人。我刚才也发现,在聊天栏里好像有些误解,谢谢给我机会说明一下。

  我听到盟主说外卖这份工作比较“自由”,想请大家重视一下。而且这个“自由”并没有价值判断的意味。盟主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重视自由?这也让我想到我前一阵刚审过的一篇人类学文章,作者是在昆明做的关于收废品的田野调查,那篇文章的核心讨论是关于从事收废品的人会认为这个工作“比较自由”,这是他的主人公小杨跟他说的。他们为什么觉得做这件事情是相对自由的?这个“自由”是怎么回事?

  当年我在河南农村做调研的时候,村里人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很有意思。在北京收废品的很多是河南人,村里的婶婶们曾经当着我的面开玩笑说,还要去城里打工的话,相比年轻人去工厂里打工,他们因为已近中年(四、五十岁),他们就去捡破烂、收废品。他们说,因为这个“自由”,跟村里的生活节奏差别不大。

  所以刚才盟主说到自由,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很多。我觉得他所说的这个“自由”是挺值得去想的。

  在聊天栏里会提到教育,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参与了一个农村教育的公益组织。当年在我做博士论文的村子里,之前做调研的时候我没有太多接触农村的孩子,大多是跟大人聊天。住的房东家里也没有上学的小孩。我参与这个公益组织之后,到小学里面去接触孩子,我才发现面对教室里一群四处乱窜、“无组织无纪律”的孩子,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他们根本就不可能静下来去听你说话。你必须得大喊大叫,你只能对他们“凶”。我们之前曾经对村小老师有过诸如“教育不够以人为本”的抱怨,结果发现站在教室,面对这些孩子,我自己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进一步了解你会发现,因为众所周知的教育不平等,在农村的学校本来面临师资、配套设施等教育资源的不足,又只有上大学这一根窄窄的独木桥,大多数学生就是会觉得上学很无聊。当年我自己的博士研究包括村里出去打工的年轻人,我曾经去温州了解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基本就上到初中,甚至初中不毕业就走了,因为上学很没意思,老师也简单粗暴。对他们来说,在学校被这样无聊地规训(根本见不到出路)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在学校,他们觉得不自由——这也是一个反复被说到的词。

  也许我一下子联想的有点多。刚才盟主说到,“其实真的人人都送外卖对咱们国家来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个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我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么多的年轻人做外卖,只需要靠体力,不需要太多的一技之长,不需要多高的教育投入,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来的?农村的年轻人,要不然是去上大学,完全跳出“农门”,而这些只是少数,大多数出门去工厂打工、去城市送外卖,教育体制把他们给分开了。外卖行业的这些事情让我直接联想到了整个教育体制的糟糕,这是我刚才想到的。

  还有一个,因为聊天群里不停有朋友在说国内外怎么对比。而国内的用工单位就是这个态度:有的是人来,你随便。这让我想到“人口红利”这个耳熟能详的词。当然,劳工法的问题是更为紧迫重要的问题。法治也不仅仅是因为人多管不过来,就有借口一直不健全,不会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人口红利也是一个相对更大的话题,我简单说一下。

  我的博士论文于2016年成书,最后一章提到了“人口红利”。当时还是有不少媒体在提人口红利,我讨论的是媒体宣称要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让农村人去县城买房。因为当年大搞基建,盖了太多房子,卖不掉了。于是有“专家”建议给农村的人转成城市户口,也是加大“城市化”的一个步骤,那样正好可以让农村人到县城去买房,消化掉大批卖不出去的房子。说这是“人口红利”,非常无耻,但就是这么赤裸裸。所以,我觉得城乡分隔的社会状态到今天还是非常严重。

  前一阵项飙提出“从社会人到系统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和项飙同龄,在我们上中学的80年代,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贬义词:“社会人”指的是正规体制之外的人。现在,“社会人”貌似被纳入了系统,但是在这个系统中,我们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我们当年说的那些“社会人”,被正规体制抛弃、依然没有保障,如今更是被资本残酷剥削的一个群体。

  最后我把刚才说的关于自由的这件事情再重复一下:这个自由是怎么来的?刚才我提了一下生活在农村的中年人,他们觉得干农活就是忙的时候忙、闲的时候闲,有自己的一个把握。不像工厂,一天到晚把他们绑在那里了。这是我说的habitus,收废品和送外卖有相对的灵活性,即盟主所言的“自由”。关于学校,想想农村孩子糟糕的教育环境,他们不觉得在学校是个好事,学校也是要把他们绑在那里的,“不自由”。而且这个学校里所有的人,包括老师们都不愿意在那里待,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也可以说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他不会有刚才提问的朋友所暗示的“在相对约束的框架内才能够生产出更好的自由”(的感觉)。

  刚才不是有朋友在群聊天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你怎么能这样来理解自由?他们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这实际上是非常值得去深思的,打引号的自由。


  主持人:感谢Lili,非常好。再来看一下之前积累到的问题。“我好奇一碗饭或者盟主有用过美团的心理热线吗?或者,有听说过心理热线起到过什么作用吗?”

  盟主:我来回答还是她来回答。

  主持人:都可以。

  一碗饭:盟主先说吧。

  盟主:我听说过,但是好像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人用过。其实心理热线对大多数人来说压根就没有用。多挣点钱、让他骑手多拿点钱,比啥都要实际。打心理热线起不了任何一点作用,因为它又不能让你多挣钱,又不能让你多跑单,你还能寻求到心理安慰?你说他当法又当法官又当警察的,这有啥用呢?

  要是第三方成立的心理热线,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自己也就自己就把关。


  主持人:非常搞笑一点就是,他(外卖公司)不把钱和精力用在改善用工环境上,但是自己拼命搞一些心理热线、骑手的满意度调研(等等),这些有时候也挺混淆视听的。

  盟主:这个就完全是为了做给别人看,告诉别人“你看我们对员工咋地咋地”,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玩意儿,说老实话,对他在在公众中的形象比较好。


  主持人:他们的垄断已经不是一般的垄断了,已经通过公关和广告进入到大众媒体,包括各种其实应该由第三方来做的事情。这已经不仅是他们一方中间两个巨头垄断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二位都应当回答一下,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女性骑手非常少,可能占10%,甚至都还不到。他们的工作状况怎么样?其他骑手怎么看他们?如何看到他们?”谁先来?

  一碗饭:我先说一下我的观察。我调研的那两个站点中有一个站点只有一位女骑手,但是我觉得对他们的劳动来说,是没有性别差异的。我个人觉得,男女骑手是一样的,其实他们骑手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很强、很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倒没有太看得出劳动过程中的性别差异。

  主持人:盟主觉得有差异吗?

  盟主:女骑手有的比男骑手能干多了。女骑手没有男骑手那么事多,她们任劳任怨。中国大部分女人不都这样吗?你说啥就是啥,她只要能挣钱就行。其实我真的挺敬佩她们的,感觉特别不容易吧。特别是女骑手相对来说对外界事物的应急处理能力,跟男骑手相比的话差距也是很大的,但是有的女骑手特别的能干,我是相当的佩服。你看像我这有个女骑手,前几天受伤了,好像是骨折了,得休息一个半月。她一个月能挣15000,说了你们都不信。她比其他男骑手都能干这个。

  女骑手,说实话,真的是比较少,真的特别特别少。然后,我们怎么看待她们。对于我来说的话,一就是说我只有佩服,还有尊重,其他的看法的话倒是没有。我倒是认为,她老公怎么忍心让她干这种活,就是这种想法。

  主持人:她们一般是为什么会选择去送外卖?

  盟主:反正都有很多个人生活和家庭的原因。你说她不送外卖她干啥,反正也是一份工作。在北京的话,要么做服务行业,要么就是有点脑袋的话,那就做销售、脸皮厚的活儿。很多人做销售的话,脸皮又不厚,学历又达不到。农民工除了进厂,除了在餐厅端盘子洗碗,送外卖相对来说收入还是比较可以的。

  就像我说的那样,还是在相对的时间空间里能够给予最大的限度。像在餐厅上班的话,想加班的话,人家饭店下班了是吧?送外卖的就不一样。像我认识的这个女骑手,她有的时候晚上干活,白天就是骑手,基本上就是通宵。这样的话,晚上的订单价格比较高一点。在餐厅上班的话,想加班人家不让你加,下班了没工作了,你想多挣点钱,他不给你这个机会。送外卖的话,要多挣点钱就多付出点时间。而像其他工作的话,不是说你愿意多付出时间,人家也有工作机会的。


  主持人:好。有一个同学的问题问了好几次了,我觉得如果盟主可以回答的话,还是回答一下比较好 :“电动车都没算到机动车相关的法规里面。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骑手一般会怎么算?算意外保险还是什么保险?” 

  盟主:意外保险。


  主持人:行,我们也就到11点吧。有人问我们什么组织,我们不是任何组织,我们只是比较关心一些议题,可能有一定的社会关怀。主要是两个公众号一起主办这次活动,一个叫“结绳志”,一个叫“社会学会社”。但我觉得公众号只是一个载体,关键还是有这个议题。我觉得可以聚拢这么一次讨论,也非常的感谢大家。

  感谢盟主,感谢小法师,还有一碗饭。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非常感谢大家!



签名档

发信人: watern ( ), 信区: sysop

标  题: 啦啦啦(转载)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20年06月15日23:16:29 星期一), 站内信件


就算做不了人,有些狗,也是可以选择不当的。

※ 来源:·北大未名站 bbs.pku.edu.cn

 最后修改于2021-04-09 23:33:16
  • 发表于2021-03-12 12: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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