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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看一下人民大学!

创建人:celiachen

最后修改于 2001-03-18 15: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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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baggio (hui), 信区: SIS

标  题: 请大家看一下人民大学!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Mon Mar  5 08:53:43 2001) , 转信


我所了解的中国大学 断剑目前,大学存在的问题很多。多年来,大学脱离社会发展的整体

进程、远离改革浪潮的冲击。“6.4事件”以后,在大学校园里一直喊“稳定”,多年听不

到“改革”的呼声。近年来,上海北京的有些大学进行了后勤分离、定级顶岗一类的改革

,新闻记者也大量宣传。但是知道内情的人都清楚,大学的管理状况并不必国营企业好,

甚至问题更加严重。说搞了什么“有力的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大学改革需要多次“攻

坚战”,现在只是个开头。作者并非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本文只是根据自己的体验,谈

一些看法:  1.缺乏学术自由:  虽然大学里有许多教师思想很解放,但整体看来,

大学的观念落后于全国改革的步伐。90年代初期,在大学里是“左”比“右”好,反改革

比支持改革好。当时有个词叫“自由化倾向”。北京某大学的一个很有名的哲学教授,就

是因为被视为有“自由化倾向”而一直评不上博导。实际上,这个教授一直是系党委书记

,他仅仅是发表了一些很抽象的哲学论文,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所不同而已。

这个事情说明大学里并无学术自由。后来又换了一个新词叫“学术倾向”,是一个具有同

样威力的炮弹。到9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口号喊响后,有的学校、院系

便宽松了一些,而有的地方则是你说我“反社会主义”,我说你“反市场经济”。这种争

论同60年代朱光潜、吕莹等人的美学争论不同,那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讨论,这是暗地里

扣帽子,用致命的政治子弹打黑枪。  从远的历史看,这是中国人窝里斗的老传统;从

近的历史看,这是“文革”遗风。“与人奋斗”要比与学问奋斗容易,扳倒竞争对手的最

有力武器是政治帽子。有的人乐此不疲,打棍子、扣帽子成了习惯性动作。这种状况再加

上近亲繁殖产生的师长权威,学术自由就没有什么发展余地了。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不断

提倡“学术自由”,却对校园影响不大。大学里没有学术气氛,只是有一些文化气氛,连

顶尖大学也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只有炮制文字垃圾最保险,思想创新总是感到一种巨大

的精神束缚。  2.过度官僚化:  目前,中国大学里的“干部”太多。国外的大学,

一般只有校长1名,副校长1-2两名;系主任1名,副系主任1名或者没有。而中国的大学,

几乎都是“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正常情况,大学校长、副校长达5、6人,此外还

有党委书记1人、副书记数量多者也达4-5人;学校的常设机构,有的大学多达40多个处、

室,精简后也有20多个,但是精简的办法是“拼盘法”:把几小盘菜装进一个大盘,实际

上数量没有减少。每个处里有1名处长(或部长)、至少2名副处长(或副部长);,下面

还有许多科级干部。在每个系里,有系主任1名、副主任3名、主任助理1名,党委书记1名

、副书2名;在教研室一级,有主任一人,副主任1-2人,党支部书记1人,副书记1人。此

外,还有团的和工会的自上而下的系统;还有学术性官僚机构:校级、片级(比如文科、

理科片等)、系级三级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校级、片级的委员会都有十几、二十几

名委员,系里的委员会一般有9名委员。  仅这些数字就已经决定了大学的管理无论如何

搞不好。相互摩擦、权力争夺、踢皮球、开会、没事找事干,等,构成了每日官僚事物。

首先是信息高度地分散化:有的管教学、有的科研、有的管职称,谁也不知道教师的整体

信息。西方大学的校长能对全校几百名教师情况了如指掌,而中国的大学校长可能只知道

几个被人为地树立起来的“突出”或“优秀”人物。其次是权力高度分散化。一些很简单

的问题,却在相互推诿中不能解决,因为谁也没有决定性的权力。系里也是同样情况。“

领导班子”这个概念只是增加了官,没有带来效率、民主和透明度。系办公会讨论的常是

无意义的话题,领导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分配“大锅饭”:尽量向学校要更多的钱、职称指

标、各种奖励名额,然后在系里搞分配。由于政府始终不能解决教师待遇问题,可怜学者

斯文丧失迨尽。有时为了十几元钱的补贴、几十元的办班提成,七、八个系办公会成员,

要接连开几次会。系学术委员会的职称评审,基本上也是忙忙碌碌地分配大锅饭和论资排

辈,对提高教授质量没有作用。它采取匿名投票的方法,目的是要达到公正,结果却南辕

北辙,并且,匿名投票给某些委员搞人情关系和打击报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果出了问

题,反映到学校,学校也无力解决,因为“不能搞行政干预”。一大群官僚把事情推得一

干二净。但是,如果走通了私人关系,则什么事情都能办到。所以,有些人为了提教授、

博导,不得不提前几年时间搞人情关系。  总之,这个体制实现了最大的权力分配,带

来了最低的管理效率。它既没有“集中”又没有“民主”。有的大学,是校长负责,还是

书记负责?对此,谁也搞不清。有系也不知是谁在管理。另一方面没有民主和透明度。如

果说有民主,只是“班子”里的人在争论,普通教师说话是没有作用的。没有严格的规章

、制度、标准,有了也常是一纸空文,一切都是在不透明中进行的。  3.“官”的磁石

:  这与上一个问题有关。目前,“官”对于许多大学教师来说,是一块有巨大吸引力

的磁石。在有的名牌大学的有些系里,尊重学问和学术权威的传统还在,系主任远远没有

名教授那样受人尊敬。尽管如此,作个系主任、处长什么的官儿,并不是没有人干,而是

象“臭豆腐”,都说臭,却都想吃,一吃就上瘾。而在多数大学里,系主任则是威风十足

,对于人们的吸引力就可想而知了。为了作个系主任、系副主任、处长、副处长什么的官

儿,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的聪明才智。每当领导班子换届之时,便会出现一场激烈的明争

暗斗:小报告、匿名信、诬告诽谤、造谣中伤、相互串联结党、走后门、逢迎讨好……无

所不用其极。组织部的工作量很大,马拉松式地同系里所有的教师谈话,辛辛苦苦地工作

半个月,产生的新班子大家还是不满意,顶多是新鲜几天,不久又会有人开始骂新班子,

并盼望再换新班子。一是新班子的确有问题,一是有人想当官。  在这种体制下当官,

的确毫无意义:(1)耽误许多时间。校领导、校职能部门的干部自不必说,系级干部每周

至少有3天时间被白白地泡进“工作”中去,这包括开会、值班、在家中为工作接打电话、

为工作心情烦恼而浪费掉的时间,等;(2)干不了事。这种体制本来就不是干事的体制,

而是一种消耗能量的体制;(3)丢掉原来的名声。许多人当官之前名声很好,一当官就马

上会有人指你的脊梁骨:“没时间做学问了”、“官瘾大”、“无能”、“牟私利”、“

主观武断”等,最好的人至少也有两顶帽子。  然而,为什么“官”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呢?总是有一些好处吧:(1)锦上添花。如果学问做好了,再当一当官,是一种肯定或荣

誉。在中国人眼里,既有学问又当官,才算个功德圆满。因为自古以来就是官、学不分;

(2)对提职晋级有帮助。在学校什么部里当官,即使你教学和科研不行,可以下达个硬性

指标给你;此外,每个大学里都有“思想政治工作教授”、“调查研究员”一类的职称,

你总不至于笨到连“思想工作“都不会作吧?在系里任职,便于同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搞

好关系,提职称时自然是近水楼台;当然,你必须会搞“官官相护”,如果坚持原则得罪

了什么人,还不如不当官;(3)有物资利益。尽管大学穷,但也有各种企业、创收办班、

各种奖金福利分配,还是为某些想捞一点儿的人提供了许多的机会。大岗位有大机会,小

岗位有小机会。“大小做个官,总有利益沾”的格言在大学里还适用。这些说明,当官还

是比做学问来得快。做学问是何等的苦事。不仅需要天才,还要经常忍受寂寞、苦闷和失

败的痛苦,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吃这种苦,绝大多数人都不行。这种艰苦再加上生活条件的

艰苦,有谁个受得了?相比起来,作官就容易多了。尤其是在目前的官僚制体制下,棒棰

画两只眼睛就能当官,谁不为之、谁不争之?  4.权威的缺失:  许多学科目前没有

学术权威,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改革以来,第一代学术权威是“历史文物”:比如

冯友兰、朱光潜、王力、费孝通这些在解放以前就成名的人;第二代学术权威主要来自西

南联大毕业者和一些解放前从国外留学归国者,由于有了好的知识功底,在改革开放以后

做出了成就。第一代人基本上早就去世了,第二代也是除了少数长寿者外,多数都已经去

世。第三代学术权威是解放以后毕业,在改革开放后作出成就者。但是这样的人数量不多

。连北京的一些顶尖大学里,公认的学术权威也很少了。  没有学术权威带来一系列的

问题:在文史哲这些老学科,当没有权威后,立即呈现出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教师们纷

纷宣布自己是“权威”。而在那些历史短的社会科学学科,问题更是严重,大家都差不多

,谁也不服气谁,甚至经常你说我水平差、我说你水平差,无休止地相互攻击。这个问题

与“学术倾向”斗争、权力斗争搅和在一起,把许多系搞得乱七八糟。评职、定岗必然带

来一场大混乱,因为谁也没有资格说哪个行哪个不行。  权威缺失还要从成果的评价体

系上理解。目前,没有那家刊物能够算得上是“权威刊物”。一些刊物的位置很高,但其

中很少有创新性成果,学术刊物的最大读者群(研究生)基本不看这些刊物;而一些办的

很好的民间刊物,又不被学校承认。据说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近年来在刊物评价体系方面

做了一些工作,根据刊物的实际水平来划分档次;而多数大学在这方面基本是无所作为。

院系执行的情况则是更是“多样化”,许多都是当权者自己任意宣布,连报纸和一些通俗

性读物都被定为“核心期刊”。这样就没有什么标准可言了。一个系里的学术委员会主席

说:“我们没法判定一个人的科研水平,只有靠字数来判定。”这句话说明许多问题:首

先,他本人不是够格作学术委员会主席;其次,他的系里没有学术权威;其三,目前的评

价体系混乱。  各种各样的科研项目审批和评奖同样没有权威信。国家和教育部的项目

的审批,每年都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组织,但是人们却一直对其作用有怀疑。自然科学

的实情不了太清楚,人文社会科学则可以说是在浪费钱财。每年组织申报项目,中青年教

师都态度极其冷淡。系领导再三动员,还是没有几个人申报。因为大家都知道项目审批过

程不透明,所谓“不透明”就是“黑暗”。评审委员很多,每人分一个项目,就所剩无几

了。许多项目本来就是他们为自己设计的,他人岂能有份儿?少量的项目没主,那是需要

人情关系。听一个外省大学的教授说,他一个项目得到3万元,而为了评上这个项目,托人

情、走后门、送礼、拉关系、在北京活动、住宿、往还车费,共花了4万多元。他实际上得

到的资助是负1万元。但是,可不能小看这负1万元资助的项目,它对于申报者的前途作用

可大了,甚至对学校也是一个光荣。所以,每个大学的科研处,抓“国家项目”是头等大

事。  这些项目,带头人水平高的,还能出一、两本好书,水平不高的,连一篇象样的

文章都写不出。多数都是找几个、十几个熟人合伙编一本书,然后通过关系出版。有的书

只印1-2千册,甚至几百册。就这还卖不掉。卖不出去没有关系,留着评奖。评了省部奖,

再评国家级奖。评奖对于有的人难于上青天,对于有的人却是易如探囊取物。因为,评奖

过程同样是不透明。黄鼠狼烤火——各往自己怀里扒。然后是熟人关系。只要进入了这个

网络,很差的书也能评上个“三等奖”。这样一来,项目和评奖没有任何的权威信,人们

对它都是一笑置之。但另一方面,它却很有用处。有的国家项目的成果,尤其是有些“史

”类的项目,长达十几卷书,参加编写者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如果得了奖,每人都可以复

印一份奖励证书,拿去评职称。学术委员会没有学术权威,谁也不敢不认它。一个国家项

目如果获了奖,能够帮助一大批人晋升职称,其中许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水平。一本

书使一堆人提上教授的例子十分普遍。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些“科研成果”一直在给大

学的管理添乱!  5.最后的一招:  最后的一招就是“评先进”。这和上面说的评奖

有联系,因为评奖也是评先进。西方国家也有评先进的事情,比如推举“优秀市民”、“

时代佳丽”之类,但在西方这仅仅是为了点缀社会生活,大学里不搞这样的名堂。而中国

的大学则是“动真格”,在其他办法不灵光时,把这作为撬动杠杆。在中国,评先进模范

人物始于汉代的察举制度即“举贤良”制度。“举秀才”、“举孝廉”、“举贤才”、举

“清官”、“节妇”、“烈女”等等,两千多年历史上的确举了不少。文化大革命是举“

学毛著积极分子”和“斗私批修积极分子”,出了不少的“钢队长”、“铁姑娘”、“硬

嫂子”之类的模范人物。  但是,整个历史上的种类都加起来,也没有现在的大学的种

类多。近年来,北京的有的大学花样之多,令人吃惊:“优秀教师”、“模范党员”、“

优秀基础课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人才”、“优秀思想工作者”、“优秀

研究生课程”、“优秀本科生课程”、“优秀人才”、“优秀老教师”、“优秀中青年学

者”、“突出贡献者”、“跨世纪人才”、“百人工程”、“优秀项目奖”、“优秀科研

奖”、“中青年科研奖”,等等;此外还有从海外、国内公司拉赞助设立的奖,其数目也

不下几十种。一个大学有这么多的奖励,说明奖励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有的院系,每个

教师都能抱出一堆大红皮子的“奖励证书”。  人才工程好象是高校改革的“尖端武器

”。目前,高级的人才工程有好多种,比如国家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等。这些重要的

人才工程,入选者一般都有一定成就。但是,这充其量也只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的一

个蹩脚措施。人才不是选拔的、也不是靠行政力量“培养”的。人才是在适合人才生长的

环境中成长出的,不大力改变环境土壤,而去树立标兵,实在是本末倒置的措施。各种人

才方案,决定是否入选为“人才”的参数很多,比如年龄规定、职称规定、人缘关系等,

并不只是根据“才”。许多真正优秀者不能入选。一个系主任经常向人夸耀他系里的有“

2名国家级人才”,并且,他的系“是藏龙卧虎,几个更大的人才还没有入选,因为年龄大

了1、2岁”。这是笑话。  北京的两所高校从去年7、8月份开始的、令其他高校眼红如

血的定岗改革,其效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人才分“校级人才”和“系级人才”两类

,校级人才为1(每年补贴5万元)、2(4万元)、3(3万元)档,系级人才为4(2.5万元

)、5(2万元)、6(1.5万元)、7(1万元)、8(7千元)、9(5千元)档(另一个大学

是倒着排,9级最高,1级最低);此外还有15%的不进档。方案设计是很好的,如果落实好

了,的确会带来巨大变化。但是,在多年远离改革浪潮冲击的大学,这个方案不可能落实

,只适合在报纸上宣传,以鼓舞不知情者的干劲。实际的结果,却基本上是按照年龄和职

称搞论资排辈。两所大学,谁越是论资排辈,谁就越是“改革平稳”,谁越是不论资排辈

,谁的乱子就越大。各个院系也是同样:平稳和安定属于那些搞论资排辈的院系。完全论

资排辈的,就没有人闹。尽管有些进“校级人才”岗的老教师根本不够水平,但中青年教

师看见他们就快退休了,不忍心与他们相争,只是心中闷气。所以,越是无能力的院系领

导,在“改革”之后越是有资格夸耀自己院系的“稳定”。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哀。  而

那些没有完全论资排辈的系,由于有了横向的比较,就闹成了一锅粥。老、中、青都怒气

冲天,有的贴小字报、有的向信箱里塞传单、有的写告状信、有的罢课、有的跳槽……总

之,这次改革给学校带来沉重的打击,到新学期的9、10月份,校园象刚生过一场大病,元

气大伤。这情景煞是可怜见!在下面,有的县长任命一个副局长,便可收入10多万元,有

的乡长搞一次村干部换届,便可收入20多万元。而在中国最高的镶牙塔里,知识精英们却

为1万元、5千元的差距而“与人斗、其乐无穷”!  6.结语:  大学机制病入膏肓,

决非几个疗程的汤药能够医治,需要动大手术、需要输血和换血。作者曾经在一年前出版

的《现代化通路》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学成了最后一口‘社会主义大锅’,里面

排着长长的吃‘大锅饭’的队伍,而许多‘改革’好象是在给这口大锅添柴加米。”现在

看来,这段话没有过时。这种状态不能怪某一层领导或某部分教师,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

。目前,大学在理念上、价值观上、知识体系上、管理运作上,都远离现代大学的境界。

甚至有些教师在讲授新知识、新价值观,但是自己的思维和行为的方式却是很陈旧的。科

学观点、理性原则、效率原则、包括“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大学没有起到应有

的作用,而意识形态过敏症、平均主义理念、大锅饭意识、人情关系原则、家长作风、官

本位价值观等控制了校园生活。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极其胶着的结构,任何好的政

策方案、好的意图、好的领导干部都对之无能为力。在这种体制下,不知有多少聪明才智

被消耗掉,无数的优秀人才在大量无意义的琐事、争斗、气恼和苦闷中最终变成了庸才。

  “一流大学”至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充足的资金、自由的学术空气、优胜劣汰的竞

争机制。象牙塔不仅因资金缺乏多年失修而摇摇欲坠,而且内部堆满了垃圾和尘土,需要

彻底的大扫除。【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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