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余亮（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导读】

近年来，中国各大社交平台上的政论类内容层出不穷，构成舆论场域的一道新鲜景观。它们的作者多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风格多谐谑活泼、嬉笑怒骂，对时政与文史拥有自己鲜明的观点。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新兴的内容样式与青年创作者？这些由非专业人士创作的内容背后，到底有多少噱头、多少真知？

本文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余亮指出，这些网络青年的知识生产应被视为我们时代整体思想生态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些看似不专业、不严肃的新话语中，蕴含着与今天中国伟大实践相呼应的新知识体系与叙事体系。

作者指出，从世纪初至今，青年的爱国主义已经经历过BBS时代、机构化时代与社交媒体时代这三波浪潮。在这一过程中，青年爱国主义的受众越来越广，姿态也越来越与西方平视。尤其是，在第三波浪潮中产生的“入关学”在对西方知识权力进行理论反转后，实现了一种“自居蛮夷”的自嘲式自信。这些非人文专业的年轻人所进行的知识生产，体现了一种贯穿文理、崇尚实践、不拘教条的新人文精神，也提供了超越左与右的另一种中国叙事，意味着新一代青年思潮走向成熟。而同属这一思潮的曹丰泽，其出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亲身经历则可视为新一代青年思想从话语到实践的落地，为“内卷”中的中国青年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

【正文】

从来没有一个词像“内卷”这样把握住今天中国从上到下的发展困境与焦虑。“内卷”式竞争，意味着发生在上升通道门槛之处的密集竞争，也意味着大量受过教育的人口具备能力参与竞争。这个有能力参与竞争的人群大致可以称为“新中产”，他们对未来发展既怀抱希望，又不免焦虑，对那些有望冲破“内卷”的事物抱有极大兴趣。在这样的背景下，曹丰泽的演讲“当一位清华本硕博放弃‘北京中产’，去往非洲”获得了广泛传播。

对于严肃的思考者来说，要追问的是，当青年曹丰泽把去非洲的可能性变成了他个人的现实性，这个个案有没有可能激发更广阔的想象并转化为某种普遍的现实性，而不是沦为又一个中产阶层寄托情怀的“诗和远方”？由此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曹丰泽这种行动背后的知识支撑和情感动力是什么，是否具有更广泛的能动性？

▍当代人文精神的“内卷”

这篇演讲的读者可能大多不知道，近年来广为流传的“内卷”一词，是被曹丰泽及其同道意外激活的。这个词是他参与创造的一套网络键政话语的副产品。这套话语的核心，如果套用国际学术规范来称呼，也许可以称作“山海关困境”：即以明清易代历史为比喻，讨论一个新兴大国被霸权大国全面压抑时产生的困境。代表人物知乎网友“山高县”“曹丰泽”“托卡马克之冠”，都是生于1990年前后的“粉红”一代年轻人。

曹丰泽的核心观点是“到非洲去”，以此提出突破“山海关”的方法论：“反内卷”。正是由于美西方打压封锁，逼迫中国人只能在低维度上重复竞争，从而产生“内卷”；为了反“内卷”，中国人要去帮助非洲人民搞建设，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超越自己。在曹丰泽真的去非洲前，他的主张被人嘲笑，“内卷”这个词却戳中了大家的软肋。

今天的“内卷”不只在经济、社会层面发生，也在人文精神和知识生产层面发生——尤其在学者、知识型中产以及作为中产后备军的青年学生身上，不分左右。在知行关系的层面来看，今天的人文学术生产进入了“不及物”状态，类似二次元文化，符号概念体系自我循环，缺乏现实能动性。西方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掩盖实际生产关系的虚假意识形态，面对危机陷入歇斯底里的空转。在它的对立面，西方上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左翼批判理论，失去总体性政治实践可能，成为一种在理论内部精致发展的价值主张。与此对应，在中国，无数自由主义者面对困境，反复要求回到“新启蒙”，回到20世纪80年代。大量学院左翼对真实实践充满洁癖和挑剔，仰望星空，却无法脚踏实地，反复空谈要开拓新的可能性，却无法认知已经出现的可能性。自由主义大谈观念水位，学院左翼纠缠理论正确，思政教育陷入念经状态,社科定量研究却无法产生定性洞察能力……精致而无用，这也是“内卷”的定义之一。

在生活和大众情感领域，各种以生活品质知识面目出现的“精致生活追求”日益繁殖，无异于中产阶层的自我规训；网络女权运动陷入各种男女规矩、界限的细致且强硬的塑造，使得“权利”变成了新的“礼教纲常”；抑郁症知识的泛滥，无异于医药资本与媒体流量合谋的巫术；各种入不敷出的知识付费则是知识“内卷”的市场形式。

在青少年身上，二次元生活本身就是“内卷”的。网络符号高度发达的另一面是三次元线下经验的缺失。某种意义上， 二次元马克思主义和网络“女权”/性别话语的泛滥，都是焦虑情绪压力下的话语“内卷”， 以一种怨愤的气质来表达争取现实利益的愿望。蓬勃发展的青年爱国主义正能量话语陷入流量“内卷”，表现在存量争夺、内部斗争，比如“胡锡进们”引发的批判和对于“恨国”行为的广泛细致的纠察。

但突破瓶颈前夕的“内卷”，毕竟不同于下坠中的“内卷”。新的实践与知识在艰难萌芽、发展。今天的中国有伟大实践，呼唤相应的知识与叙事体系。新体系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赖于政党话语、知识界话语和人民大众话语的良性互动。

▍青年新知识生产及其瓶颈

随着互联网渠道的发达，在政党话语和知识界话语之外，青年网络键政的兴起惹人注目。这套话语中充满知识生产的活力和机会，但其斗争性姿态往往掩盖了知识生产的一面。如果暂时悬置各种青年思潮、话语之间的龃龉，将它们看作一个时代整体思想生态中不同位面和张力的共生体，那么无论西化思潮、中国道路思潮、“内卷”意识或者出征意识等，都是这个生态的有机节拍。我们需要思考这个生态中积极的矛盾线索和希望在哪里。

此前笔者讨论过青年新爱国主义的三波浪潮，这里不妨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论述。

第一波浪潮与门户互联网兴起同步，主体以留学生和理工青年为主，其话语形态是“论坛强国主义”，话语气质表现为“论战与否定”，以小众边缘互联网论坛（BBS）为阵地。留学生对西方世界的理解从符号神话走向经验现实，现场体认当代西方世界的巨大问题。理工科青年对国家战略、工程建设的务实认知在市场化纸媒时代难以获得发表机会，却通过互联网完成了“被压抑者的重返”。2005年由网络论政青年自行编辑并正式出版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一书是这一潮流的代表。此书以理工青年在西西河、强国论坛、天涯论坛辩论国家发展道路的网文汇编而成，主旨是从自然科学规律出发，批判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比较优势”发展路线，强调发展独立自主完整产业体系的重要性，重视以数据和资料而非观念理想来论证观点。第一波浪潮包含了对中国经验的肯定性描述，但其话语主要以否定性面目出现，即不断批判以往流传的美西方神话。

第二波浪潮发生在2010年“推特革命”之后，动力源自部分新建制派精英与网络青年群体的结合，话语形态表现为“专栏”作品，话语气质表现为“稳健肯定”。在前端，其表现为观察者网、环球时报等新爱国主义媒介专栏作者的崛起，在后端则是新的建制化知识机构的发展，例如修远基金会（2009）、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2013）、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2014）、复旦中国研究院（2015）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发起人都是传统学界、商界和传媒界相对新兴/边缘的资深人士，代表了“改革开放”创造的新建制力量。这些精英群体普遍具有中西两方具体生活、工作经验，在对比中与西化派分道扬镳，以“文化重建”“中国模式”为旗帜，撰写严肃新锐政论回应政经外交重大问题，正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和经验，通过各类网站发表专栏文章并隔海互通声气，颇有美国崛起时代“联邦党人”开辟报纸专栏指点江山的气概。

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一定的政经社会建制资源，引入成熟的传媒、企业经验，开始尝试正规化的思想舆论组织工作，通过研讨会、研究课题、杂志发表、媒体建设等方式，构建一个“中国道路”派知识界的交流与生产机制，并且从相对边缘的新爱国主义青年中延揽人才，使得后者开始获得资源支持，同时从后者身上获得新式互联网意识和活力，以及对具体细分产业的实践知识。

第三波浪潮与社交媒体息息相关，动能来自Z世代及其消费与传播媒介，话语气质表现为小粉红式“出征”，话语形态表现为“饭圈（社交媒体）爱国主义”。Z世代嵌入在全球化消费社会与社交媒介之中，其爱国主义话语实践方式与饭圈实践模式相通，即依托互联网数字媒介，围绕品牌、偶像、符号、身份展开言论，在必要时进行破圈传播。

第三波的意见领袖不再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主体，不同于前两波的理念化、政论化特征，而是带有强烈的情感与身份共同体色彩，拥有丰富的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知识，例如饭圈声援与帝吧出征的参与者人员互通，不仅掌握娱乐业“知识”，也熟谙“翻墙”知识。诸多小粉红行动并非直接参与政治，却因为嵌入普遍的市场经济和日常文化生活，从而产生了一种“新文化”运动的效果。这些从情感出发、理论上显得不专业的话语行动，却能够把认同斗争升级到审美这样一个更高的政治层面，比如汉服运动与围绕“眯眯眼妆容”的激烈争论。

第三波浪潮在2020年疫情危机被克服之后达到了高峰。新冠疫情暴露了美西方国家的全面危机，正如14世纪黑死病流行暴露了传统西方宗教秩序的脆弱，早已出版却寂寂无闻的约翰·加尔通《美帝国的崩溃》一书突然流行。此时的Z世代中间也开始产生出自我理论的提升，“山海关困境”（俗称“入关学”）的叙事话语在键政圈脱颖而出。这套叙事因为其地缘政治的表象引起很多非议，但是很多批判对这种独特话语背后的戏谑性和反讽性并不了解。更重要的是，这套叙事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姿态，一种对不同知识体系和价值观等级的态度。简要说来如下：

美国掌握的“普世价值”好比大明王朝掌握的儒学，以文明自居，实质为软实力霸权。女真被大明视作蛮夷，而今天的中国不接受“西方普世价值”，也被美西方国家视作类似蛮夷的存在，无论中国实际工作多么好，也不会被西方承认，只会被反复抹黑。“入关学”既否定中国西化派想要向西方证明自己与西方接轨、“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徒劳想法，又主张中国人干脆不要再费力和西方舆论界“辩经”。既然辩经无法说服对方，不如就像楚王熊渠那般大大方方对周天子说“我，蛮夷也”，就此放下心理包袱，不再接受西方意识形态的“PUA”，一心一意谋发展。当中国政经实力全面超越西方并更新世界局势之后，中国才会被西方知识界认同——“入关之后，自有‘大儒’为我辩经”。

“入关学”看似无视意识形态，却釜底抽薪地改变了意识形态和话语层面的态势，以自居蛮夷的戏谑，反而获得一种身份自信。正如当下青年懒得听人说教时会说：“对对对，你说得都对。”

但总体来说，Z世代的身份认同仍是以日常性知识和情感为基础，在网络爱国运动中虽然显得声势浩大，咄咄逼人，实质却是一种被动性运动。符号层面的自我认同斗争总是“内卷”的，积极主动的主体则需要在生产、交互、创造领域生成，否则其能量就可能以消极内耗的形式体现。“出征”作为一种网络符号层面的运动，缺少主体实践性根基。较少的实践经验和风雨锤炼，过多的二次元性格和权利期待落差，意味着消费主义时代青少年的脆弱性，习惯顺境，不习逆境。当新冠大流行造成的世界经济不景气和防疫带来的社会约束弥散开来，其双重机制就彰显出来：年轻人谈到国家发展时充满自信，谈到个人发展时却充满焦虑，因而有“985废物”“脆皮大学生”等话语的流行。

精神性的出征如何才能有实践经验的坚实支撑？曹丰泽们的探索可谓同时超越知识“内卷”与网络“内卷”，向外拓展，探索突破思想的“山海关”。越来越多从事非科研类普通工作经验的青年参与到青年思潮生产中来，有可能促进青年一代一代走向成熟。

▍中国Z世代的思想成熟？

从西西河的留学生，到知乎的“入关”人，其中至少包含这样几条积极思想线索和启发。

（一）追求真实的全球视野与中国关怀

留学生通过亲身经历来感知西方，Z世代则通过发达的媒介，一出生即见识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世面。虽然Z时代的世界认知起于符号层面，但符号的多样化也瓦解了西方国家的叙事垄断。如果对亨廷顿作一积极理解的话，全球化带来的不是团结，更多的交流让人们因为互相了解而互相厌恶，那么全球化让Z世代获得了对西方的平视视野，不再轻易崇拜西方叙事。其中的先进分子不断寻找“非依附型”的自我主体意识。山高县本人对笔者的论述是：“曹丰泽生于东北，帽子姐@托卡马克之冠生活在云南，自己生活在中原，这些地点都是历史上华夏文明的国际化核心节点，体现的是以中国为主体的非西方体系的国际化秩序建构。”今天云南省政府与缅甸合作打击电信诈骗等行动，再次体现出这种既古典又现代的新国际秩序萌芽。这种有机的、重视解决在地问题的新型全球化实践，不同于“地球是平的”那样一种美式资本全球化叙事，更能回应世界上多数人的诉求。

中国人需要积极承担起引领创造新型全球化叙事的责任。借用孔元的说法，17世纪张扬资本主义叙事的英伦哲学横扫欧陆天主教文明，完成了一次知识“入关”。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现代化理论抢夺发展主义旗帜，是另一场文化“入关”。然而，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和叙事已然陷入危机。在中国知识界，从2013年强世功的演讲“中国法律人的新‘奥德赛’”到2023年王维佳等提出媒介领域的新型全球化知识生产，都吁求具体人文社科领域的全球化知识再造。新知识无法通过闭门造车与学院念经的方式完成，而需要以中国人的全球化实践为基础，在回答世界往何处去的同时，回答“我是谁”。然而，从事实践的人较少参与叙述工作，如曹丰泽指出的，在非洲的中国人很多，叙事很少。“我们做了好多好多事，但是没人知道，没人研究，也没人关心。”

热爱表达的Z世代也许会改变这个局面。曹丰泽们的微小行动对于热爱声称全球化的文学界也许有所启发，即不要只追求心灵秩序里的全球化，更要追求现实世界的全球化。文艺青年们与其在国内花式吐槽和批判生活，何妨去非洲开垦丰富的故事土壤，成就新时代的吉卜林与康拉德？

（二）以“技术实践理性”革新人文主义

无论“工业党”式社会评论，还是知乎大V、虎嗅作者等关于各种行业问题的专业主义回答，都已然是一种人文知识，但是常常会被流行的人文主义定义所排斥，认为这些知识是功利主义的、非人文精神的。

在现代性的起源阶段，科工与人文并不分离。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人文与科工失衡，以及市场与社会失衡，但是问题被思想家扭曲指认为“工具理性”所致。人文与技术的失衡，被理解成人文与技术的对立，并引发所谓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对立。

学院的专业分工加深了人文与科工知识界的潜在对立。以西方通识教育为典型，人文主义者往往认为科工人士尤其工程师缺乏人文精神。对此加以辩驳的著作已经不少，例如欧阳莹之的《工程学：无尽的前沿》及李伯聪、殷瑞钰、汪应洛的《工程哲学》等，后者以造桥举例，指出其中包含大量实际的人文、社会考虑。工程师因为总是与超出个人范围的项目打交道，要实干解决问题，从而更加重视考虑组织与真实社会。这套知识重视实际操作运用，较少抽象和理念成分，它可能区别于“向内转”的当代个人主义人文主义，但并不是没有人文内涵。

思想文化层面的分离并没能抹杀行动层面的实践理性。例如曹丰泽演讲刷屏的主阵地之一——虎嗅网，其核心作者和读者是创业者与企业运营者，他们浸淫于市场打拼，在抽象问题上容易接受市场自由主义的教条，但是在具体实务问题上，他们的论述也会展现出学院派无法比拟的务实——这也是他们能够接受曹丰泽叙事的基础。

曹丰泽和山高县都是理工科出身的业务工作者。与“工业党”一样，他们代表键政圈的一种“阶层”倾向，即以基层理工青年为主体，与技术官僚主义保持距离。在思想上，他们倾向于基层工匠专业主义精神，与中产阶层的下层精英意识匹配。他们生产并传播从宏大产业到细微工具的知识，并试图上升为一种人文意识，塑造具有战略、实践感知而非凌空蹈虚的实干型人格。这其中体现了一种解决人类大问题的“大科学”思维，即科学和技术不是作为审美崇拜对象，或批评对象，或关乎个人福利的健康生活指南（即“小科学”思维），而是从战略和现实试错的角度思考宏观问题的方法论，避免用先验教条对实干者品头论足，无论这个先验教条是左的还是右的。

这种民间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已经出现了积极的互动，结出学术改革的果实。例如严鹏的工业史系列研究、梁明德基于田野实地调查的全球区域国别铁路史研究，以及被重新重视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张国宝《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等都是如此。在美西方对中国展开小院高墙卡脖子扼杀时，这种人文思维和人格倾向更应该成为一种基础的人格和通识教育。人文专业不等于人文本身，也要不断改造和进步。与其把精力放在辩论“文科是否有用”问题上，不如积极汲取科工领域的精神，升级人文思维。

（三）潜在的经世派中学传统和史诗叙事能力

以“入关学”发明者山高县为典型，在其游戏化的语言背后，有一种中国古典寓言式的政论风格，文史哲不分家，擅长通过历史故事类比来讨论问题，以产生“会心”理解。义理在具体案例中现实展开，而非在义理自身中抽象空转“辩经”。山高县自称通读《资治通鉴》，喜读二十四史。对其言说方式，傅正的评价是：“相比较西方学术传统，中国古人更喜欢使用历史典故来讨论现实问题，而非发明新概念。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政界、学界大量使用‘春秋’、‘战国’的事例来比喻当时的国际关系。”

这里的“古人”方法论实质，指向中学重要一支，即经史不分家的经世派实践理性传统。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真实历史血肉写就的古典历史及其方法论。山高县喜欢王船山、顾炎武等清初“大儒”。对这些“大儒”来说，天下与天命不是一种自负，而是一种责任意识。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历史血雨中站立，谢绝清谈，着眼于把事情办成，面对残酷，勉力平衡。

在入关学游戏式的话语背后，又有着几乎超过代表人物年龄段的成熟与冷峻。这种成熟部分来自他们自身重视务实的专业主义素养，也来自他们没有身处被西方社科抽象叙事所规训的人文学科之内，即经史分家之后，哲学、史学、政治学各自成为学院“科学”，甚至陷入职称晋升的游戏。正因此，他们不像学院派那样凌空蹈虚、回避大问题、掩盖历史和实践的真实经验教训。

在这条脉络上，“工业党”思维类似工科版的经世派思维，“在事上练”“理随势变”；中国模式派的叙事，如热门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同样少谈理论，多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故事细节来阐发道理。在某种潜在意义上，它们共同复活了经（哲学）史（实践）文（叙述）不分家的实践理性话语传统。

这一脉话语之所以能够获得青年欢迎，一方面在于其“肯定性”能够填补自由主义与左翼两种批判性话语之间的空白，并区别于官方话语的笼统，能够回应当代中国以及中西方博弈的具体问题，接纳非人文学科青年的感知经验。另一方面在于其经史叙事传统在今天保留了讲长故事的逻辑能力。当人们在直播间听主播念诗句感受人文、在短视频APP上杀时间时，他们的系统阅读、思考和实践能力正在高速退化，而曹丰泽们依然保留着长阅读与长写作能力。 

（四）线上线下大熔炉与“接化发”

新中国几乎十年一变，试错改革不断。至新世纪，叠加互联网时代各种思潮交织，呈现出“热带雨林”式的万物竞争、共生、变异生态。各种思潮、话语彼此不断碰撞、擦边、窃取、挪用、组合、迭代、转向、文本盗猎、认知变异、适者生存，没有一种思潮可以绝对规划舆论场。主旋律依然存在，但是常常以间接方式产生影响。即便官方的互联网治理自身也只是生态场的参与者之一：给进化以压力，并不能规定进化——例如入关学话语正是在平台不断审查反美言论的压力下发明出来的。因此，互联网思潮的魔怔与成熟相伴，具有“你来我往、见招拆招、梗哏迭出”的“接化发”模式。

各类社会实践也如生物进化般开辟自己的道路。小粉红以二次元的方式出征，西化派以想象的方式完成自我与西方的对接，却都陷入符号化的“内卷”。相反，一批底层“润人”（“润”即英文run的中文谐音，表示逃离本国）以肉身实践方式“走线”美西方，如“讲师”“陈旺”“丁一多”“甜甜圈”等另类网红，在美国直播要饭，直播荒野求生，主观上恨国崇洋，客观上却以一种自我否定并遭人嘲笑的方式，完成了一种三次元出征，提供了新的实践性视角和知识。正如五百年前从英国流亡美洲的“润人”，未必不能开启新大陆。

曹丰泽则勉力以积极方式践行建设非洲的理想，走出舒适区，在与世界的实践交互中，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改造自我，改造世界，从而把政治成熟提升到实践层面。实践探索不必在意理论的纯洁，因势利导，八仙过海。“单纯指望理想不行，必须得有钱。”（曹丰泽语）不沉迷于理想主义的姿态，不过分在意任何政治正确，认识到艰难，着眼于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传统才可能实现有机的结合创新。正如在社会主义主旋律教育与市场经济职场教育之间成长的曹丰泽们，既接续了社会主义与第三世界理想，也接受了市场经济的世故，懂得计算，但谢绝过分“精算”。中国人要走出去，还要说出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生成文化想象力和叙事，为新型全球化创造一个精神家园。在这个意义上，史诗般的“一带一路”，正是当代中国人的“新西游记”。

▍结语：青年思想的一带一路

曹丰泽的个人行动能否转化为一种普遍性，在青年中产生带动作用？

土木工程系的学生们，仍然流行在B站看“大猛子劝学”——这位普通一本院校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在工地拍视频，劝人不要“打灰”，要去考公。曹丰泽的演讲在B站并没有击起太多水花。当我问起一些B站的年轻打灰人，他们说不愿意去非洲，因为离家太远，但是考虑去新疆的大有人在。

曹丰泽的非洲是个比喻，代表一切“边缘”地区或者被旧世界秩序忽视、贬损的“全球南方”。从中国新疆出发，到中亚，到中东，再到非洲……这里可能有一条思想、情感、认知上的“一带一路”正在生成，联结全球南方。在这条路上，已经有很多花朵绽放。青年探索者们武德充沛，比如毛克疾及其南亚研究爱好者同盟，申典启的全球旅行与华人故事记录，王丁楠在中东的默默调研，汪涛、雅信刘等商业人士开展的印度、中东研究叙事工作，B站网红王骁公开宣示去英国研究英帝国收集的非洲资料，等等，无不把实践调查与新媒体叙事结合，体现出新的面向。

在行动上，我们已知的推动青年走向“全球南方”的机制，一个是当代青年“新上山下乡”，这要求有一整套的机制支撑。50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有理想主义和社会制度配合，不是当代精细化教育和消费主义社会能够支撑的。另一个是西方列强国家向外殖民拓疆的方式，如《鲁滨逊漂流记》与《阿拉伯的劳伦斯》所述。我们仍然需要上山下乡精神，但不能走过去的老路，也不能走西方列强的邪路。在今天，有没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平衡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新路径？如何在机制上配合思想与情感的“一带一路”，打开想象空间并给青年创造更多的“全球南方”通道？这需要实干的政党、知识分子、人民群众一起行动与叙事，共同激活新的“知行合一”，努力合成一种新的天下主义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新思想话语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欧洲文艺复兴首先是黑死病年代的“内卷”、“躺平”和放纵，是《十日谈》《巨人传》里充斥的黄段子，但与此同时，大航海与“双元革命”正在地平线上投下醒目的影子。出征与“内卷”，这是新时代青年的内在知识与情感矛盾，也是创造新世界的双重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