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P大和山鹰社已经七年了，无从知道现在的情况，但是从楼主的描述和多年前的经历，大概可以想象。在我本科时候，明显感觉到山鹰社的许多架构有着九十年代延续下来的历史惯性，同时又和我国“任何关于学生的事情都是学校和舆论的事情”有莫大关系。我是一个天生反骨又没有领导能力的人，当年的我和楼主有过类似的想法，并提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最终我算是把锅都甩给队友的典型。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想怎么做，只要不搞违法犯罪，去做就是了。

我21年登山后久不再参与山鹰社活动了，那算是我与社团或者说我学生时代的和解。我明白社团随着时代在变化，社团终究属于在校生。岂止是社团，整个学校乃至社会国际形势都在迅速变化。我那时候的P大数院男生宿舍一到晚上几乎成了网吧，然而这波当年的网瘾少年不少人已经当上世界各地的教职了。据说现在数院的风气已不是如此了。

今年六月在湾区还见了几位当年的登山的队友，大家早已不再谈起社团的情况，但是对山的热爱和队友的情谊，或许可以维系一生。

也未必，送一句文明里的名言，Nothing lasts forever——plastic maybe

Udling (掉毛的小白兔)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有感而发，不针对任何人。请大家牢记参与社团是一件自愿的事情，拥有随时退出的权利和自由（别跟我杠野外半路能不能退出，觉得自己是贝爷就退）。

我固然相信在此相聚的同学们都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有着清醒头脑、冷静判断与炽热心灵的活生生的人。鉴于社团性质本身存在着高度的集体化，并且出于情结或好奇，不少人（比如大一的我）会高度认同这种集体化氛围，并将自己内化为集体的一分子。这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带来意义，带来归属感，但也不要忘了我们是人，我们面对的也是人。我们不是庞大组织机器的螺丝，不要将自己或任何其他社员去人格化。

无论我们多么认同这个集体，这个集体的每一步行动，也得依托于每一个参与者的意志。诚然，高度认同（于集体中的身份）会极大减小沟通成本，极大减少合作摩擦，快速将成熟经验推广，而无需每个人重复试错过程，承担试错风险与成本。此时对身份的信任超过了对个人本身的信任，每个人在身份认同的约束下也会珍惜这份信任，通常不会干出太出格的事情（通常哈，别迷信身份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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