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必然能够使得犯罪率下降，但是严打并不是使得犯罪率下降的唯一要素，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否认过。依照你所例举的人口拐卖为例，如果说经济发展对人口拐卖具有根本决定性作用，那么如何解释经济总量更大的80年代人口拐卖率却大于经济总量不发达的60年代这一悖论？

“刚建国时百废俱兴，针对国家基本秩序和社会安定团结的维护是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各级政府以及司法机关用了十年左右时间积极治理，在全国人民上下齐心协力下，至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陆拐卖人口的犯罪现象几近灭绝”

我始终承认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但是我对于您对政治和司法上层建筑的作用过于轻视的倾向并不能苟同。如果只靠经济发展使得人们都有好的出路从而不走向犯罪道路，恐怕现在我们坐车到一半会被车匪路霸劫去钱财。如你所说，为什么扒窃路匪这些犯罪率到本世纪初才降低，经济发展是一方面，但是全国监控天网系统的建立、警察对相关犯罪的侦查手段的提升以至于这些犯罪行为一旦实施就很有可能被逮住判刑也极其重要。80世纪的严打只是一个开端，其后整个政法系统的成体系的努力才是主要的剧幕。只不过这些稳健系统性的努力没有80世纪严打那么集中爆发因而惹人注目了，于是有的人以此来草率地说司法执法没有用。事实上，你所说21世纪的偷窃相关犯罪行为几乎没有了，这恰恰是因为严打本身，而不是“仅仅”因为经济的发展。正是因为严打及其后的司法努力，使得那些想通过偷窃、抢劫、拐卖人口劫取钱财的犯罪分子从之前的车匪路霸变成了电信诈骗，再从国内逐步转移到国外。如果按你所说等到经济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国人甚至全世界的人民富足而觉悟从而使得电诈犯罪率降下来，那么我国这两年的跨境联合执法就是没有必要。但是显而易见，现在电诈犯罪率较之前有所降低，大家接到的电诈短信和电话也显著感觉减少。尽管，您一定会说，这不过是暂时的遏制，现在电诈也没有根本消除，之后甚至还有复发期。这些都是必然的，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难道因为历史的曲折和黑暗一方的发展，就完全否认光明一方任何行动的意义吗？黑暗一方力量的增长和形式的发展反过来刺激正义一方的相应发展，而正义一方的发展必然会使得非正义力量自身需要进一步发展，即所谓俗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并不否认这个历史的基本规律和曲折路线，以及不断螺旋发展的历史过程本身，但我更不会否认任何正义一方行动的积极意义，包括严打，包括跨国抓电诈分子，包括反对吸毒记录封存。这些本身就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环节，也是我们作为社会个体的一种价值选择。

BlancRedCesc (Le Professeur)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你抠的是我的表达逻辑，我承认确实有不妥当的地方；两个逻辑链条确实无法都被证伪，这些我都虚心接受。

至于严打究竟是否有效，我援引一些数据：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8129095

“经过1983年严打后，在1984年、1985年两年内全国范围的犯罪率急速下降，但1986年以后就触底反弹、直线飙升。到了1987年，全国逮捕的拐卖人口犯罪分子数量比1986年又上升了46%，1988年至1990年继续呈上升趋势，此可谓拐卖人口犯罪的回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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