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变迁 迁儒道为国为民所用1
[复制链接] 分享:1、问题,变了什么,以致于于儒家思想要跟着变、可以跟着变?
1)、服务对象变了,传统儒家思想其实明白以“修身、治国、平天下”突出了服务对象
,那就是封建社会的“王”,儒家早期王指的是君主,后期指的是帝王,儒家在孔子哪
里,即强调“礼乐”宗法秩序,孟子则游说君主“修君德以使民”,后世的儒家更突出
“忠孝礼智信”。现代从政成为社会一门分工,服务于人民,从政者也是人民的一员,
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
2)、内涵变了,由于服务对象变了,所以在政治上内涵不在是使“仁政“-“实惠于民
”,不再有为了保住统治阶层的地位施舍民众恩惠的味道,而是变为“为人民公仆”意
涵。
3)、承载儒家思想道统的人群身份变了,从战国时代的“士”,到后来的“学而优则仕
”,都是指读书人,特别是其中参与国家治理的精英,现在指知识分子。而由于社会分
工,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职能也成为专业研究者或者直接成为社会的一员,前者指大学里
研究群体和事业单位研究群体,为各层级的社会治理提供专业建议,本身不参与社会治
理,也没有让从事国家社会治理的知识分子必须听从他们建议的权利和责任,后者就成
为市场经济一员,在市场经济中奋力前行。而从事社会治理的知识分子也大体可分为“
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这里借用了西方的概念),都是在用自己劳动为人民服务
。
4)、责任变了,都在自己服务的领域尽到责任即可,没有了传统儒家读书人以天下为己
任的责任,社会富裕支撑社会职业高度分化的现实下,使得跨领域的责任也很难成为现
实,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将成为社会普遍共识。
5)、道德要求变了,普通公民身份的知识分子和从政的知识分子,道德标准要求不同,
不再像传统那样对读书人都以“君子”道德标准要求,但从政知识分子的要求由于人民
的监督能力的提升而越来越实在,传统读书人都读圣贤书,但从政以后腐败现象道德败
坏比比皆是。在中国,腐败一直是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死穴’,但自共和国以来从政
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极高的道德标准在实践的,虽然市场转型时出现过乱象,但腐败被遏
制的越来越紧,从政知识分子的私德也被高标椎严要求。
6)、思想多元化汲取,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来源之一而不是唯一,但儒家思想塑
造的国民性格和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仍是大国文化底蕴。
7)、儒家不再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也不在具有神圣性。心平气和,客观评价
、汲取儒家,更好的说是传统文化的条件已经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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