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在“理性个人”与“社会个人”这两种基本假设下，形成了不同的行动逻辑和责任划分方式。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个体行为上，也深深影响了制度设计、社会治理和文化认同。

基本假设回顾：西方的核心理念——人是理性的、自主的个体；价值取向——个体自由、权利优先；哲学基础——古希腊哲学、启蒙思想、契约论。中国的核心理念——人是关系网络中的存在者；价值取向——社会和谐、责任优先；哲学基础——儒家伦理、宗法制度、天人合一。

西方：基于理性个人的行动逻辑：自我导向，个体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做出决策，强调主观能动性和自我实现；目标驱动，注重结果导向，重视效率、竞争和个人成就；契约精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平等、自愿、可预期的基础上，如合同、法律等。表达性行为，鼓励个性张扬、自我表达，如公开辩论、批判性思维。行动原则：我思故我在；我的选择我负责。

中国：基于社会个人的行动逻辑：角色导向，个体的行为依据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如子女、父母、下属、上级）来决定；情境适应，强调“看场合”，灵活应对不同人际关系与环境，讲求“情理法”的平衡；义务先行，先尽责再享权，例如孝顺父母、服从集体、维护面子，间接沟通，避免正面冲突，讲究含蓄、委婉、留有余地。行动原则：我是谁取决于我与谁在一起；责任重于权利。

责任划分机制对比：

西方：责任来源，权利与义务对等，源于契约与法律；责任主体，个人承担为主；责任范围，明确界定，边界清晰；责任追究，注重规则、程序正义；典型体现，法律责任、合同违约、公民义务。

中国：责任来源，源于身份、角色与道德规范；责任主体，个人与集体共同承担，尤其强调连带责任；责任范围，弹性较大，随情境而变；责任追究，注重后果与关系修复；典型体现，家族名誉、社会责任、面子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两种假设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出现了融合与冲突并存的局面：西方越来越重视“社会责任投资”、“可持续发展”；中国也在推动“个人发展”、“创新自由”、“法治建设”。在企业管理中：西方强调绩效与透明，中国强调忠诚与稳定；在教育领域：西方鼓励质疑与探索，中国强调纪律与传承；在公共治理中：西方倾向分权制衡，中国倾向集中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