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得到电子书，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史，片段不足以充分表达原来的思想：

什么建议都不听，那一个国家还怎么变革，怎么进步呢？

王夫之给了一套解决方案，一共是四句话：“创制听之前王，修举听之百执，斟酌听之长吏，从违听之编氓。”

展开解释一下：

第一句：“创制听之前王”。这个“前王”指的是开国之君。当年先祖创业的时候，面对的情况是最复杂的，解决问题的条件是最充分的，所以，他们制定的制度框架有非常大的合理性，不要去动。

第二句话：“修举听之百执”。百执，就是各个垂直领域的专业干部。政策要不要调整？项目要不要举行？听他们的。言下之意，不要听外行的。郭德纲不是讲过这么一个段子吗？“比如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烧煤，还得是精选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这是一种尊重专业的精神。

第三句话：“斟酌听之长吏”。斟酌，就是执行政策的具体分寸，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轻一点还是重一点，要听谁的？地方长官和部门首脑的，这叫“长吏”。确实，基层的情况千差万别，要是不给基层官员这种斟酌的弹性，他们什么也干不成。

前段时间，我看有个基层的村官，在网上分享工作经历。他说，我们这村子里村民爱赌博，本来家家穷的叮当响，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玩几把牌就输光。去劝吧，是不听的；去抓吧，要是在红白事那些场合上去抓，很容易引发冲突。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组织大家跳广场舞，定期举办广场舞大赛，请音乐学院的教授来当评委，还弄了个排行榜。就这样消耗村民精力，参加赌博的人就少了。但是这事，如果你要让一个外面的人来看，一定会说，这个地方的干部强制老百姓参加文化活动，这是搞面子工程。他们哪知道，我们的真实目的是不让村民赌博。你看，有时候政策执行的那个分寸、那个劲道儿，还真的只能让最接近老百姓的官员去拿捏。不是身在局中的人，很难插得上嘴。

好，还有第四句话：“从违听之编氓（méng）”，编氓，就是编户齐民组织起来的老百姓。当时，老百姓只有被管的份儿，但是他们其实也有发言权，这个发言不是说话，而是用行动来投票。所谓“从违”，就是指老百姓是配合还是不配合。如果政策不合理，你放心，老百姓自然有办法钻空子、找漏洞、非暴力不合作，或者干脆走人，这个政策也是搞不下去。

你看，有了这么四句话，王夫之勾勒了一个完整的政策调整逻辑。1，大的制度框架，听开国之君的。2，政策该修该补，项目该干该停，听专业官员的。3，分寸该多该少，力度该松该紧，听地方干部的。4，配合还是不配合，愿意还是不愿意，最后看老百姓的反应。王夫之设计的这套方案，有点像某种机械结构：先有一个稳定的框架，再有一些粗调的旋钮，还有一些精细调节的旋钮，一层一层地，让整个社会治理体系，既有稳定性，也能随机应变。

保守主义到底在说什么？

保守主义这个词，怎么听都像是一个贬义词。

这没办法。过去200年的中国人，时代主题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思想底色都一样，都是主张变革，反对保守，都是觉得现状要改造，明天更美好，都是“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当我们听到“保守主义”的这一套观念的时候，难免会觉得是奇谈怪论，匪夷所思。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试着花一点点时间，来理解一下“保守主义”到底在说什么。理解之后，我们再做决定，要不要同意它。

保守主义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抱着传统、现状和老祖宗的话不撒手吗？是老古董吗？不是。保守主义的出发点是“不信任”，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是学习思想史的一个小窍门：咱们先别看一个思想家在主张什么，而要先看他反对什么、恐惧什么、甚至是厌恶什么。找到他的反面，再猛回头，看到他那一脸的气愤、恐惧和厌恶，你才能豁然开朗，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些主张。

理解保守主义也一样，先看他们的反面：

他们觉得，一个人运用纯粹的理性思考和概念推演，就能得出一个改造世界的方案，那这个人也太狂妄了，他的结论也一定是一个乌托邦。人类社会可不是一台机器，哪里坏了修哪里；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没有任何人的智慧可以洞察它运行的全部规律。局外人，能看得到一项变革带来的好处，但是往往看不到隐藏的代价。我举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假如一个见习编剧，正在看一个剧本，突然冒出来一个新想法，我在故事里加进一只猫的角色。这个主意听上去怎么样？好像还挺靠谱的，只不过多了一只猫，猫又不要片酬，而且戏里有宠物，肯定招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啊。但我得跟你说，这个编剧一定没看过一本书，叫《美剧编剧入行手册》，这本书就提到一个细节，千万不要写婴儿戏和宠物戏。为什么不能写？因为孩子和宠物非常难配合，拍摄现场搞不定，没准就要加班，片子的成本和复杂度就会上去。所以，别看只是给剧本增加一个看上去讨喜的角色，隐藏的代价却是巨大的。

你看看，就这么个小事，你不在局中，你就不理解一个变动带来的潜在的代价。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利不百，不变法”。没有一百倍的好处，都不要尝试做变革。按说有一倍好处不就可以搞变革吗？不，还要留下99倍的好处，来对冲那些不可知的、潜在的风险和代价。要对人类理性的缺陷做充分的估计啊。

对，这就是保守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不相信人类理性。

这下，你可能就更能理解李沆为什么说，我不听那些兴利除弊的政策建议了，“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这和西方的保守主义传统是一样的。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埃德蒙 · 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他不是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是不相信举着这个口号的人就能改造出一个更好的社会。

好了，说到这儿，保守主义者还没有说完，他们要求谨慎变革，并不是不让变革。那他们怎么变革呢？

这是一个非常开脑洞的思路。

保守主义主张，把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请到会议室里来，大家都参加投票，一起来做决定。但重点来了，谁是利益相关者？可不只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保守主义者说，在我们这代人之前，这个世界就已经有了。

在我们这代人之后，世界还要继续存在。那这个世界什么样，当然就不能只由我们活着的人说了算。死去的人，未来的人，都有份，都要发言。

这就是埃德蒙 · 伯克那句名言了——这本书《评法国革命》里的：“国家不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活着的人、已死的人和将出生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那既然是合伙关系，就得让他们说话，让他们参与决策。

政治保守主义者，就是我们祖先的代言人，不管我们想干什么，他们在牌桌上都会喊，“别光看见好处，多考虑一点代价”。财政保守主义者，就是我们子孙的代言人，不管我们想干什么，他们在牌桌上都会喊，“不许吃干扒净，要给子孙留一点”。

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切斯特顿，还有一句话讲得更透彻，他说，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亡者的民主”。尊重传统，本质上不是不变革，而是让死去的亡者参与到我们的决策过程中。

这样的决策过程，才是一个思虑周全的过程。经过这样过程的行动，才是负责任的、谨慎的变革行动。

你可能会说，死了的祖先又不会说话，他们怎么参与决策呢？他们不用说话。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的做事方式，和父母在旁边的做事方式会一样吗？即使父母什么都不说，你也会正经得多，对吧？只要我们意识到祖先在这个会议室里，他们即使什么也不说，他们也在参与。

就像宋代史学家范祖禹说的，（我们现在是在1003年，他要到将近40年后才出生，他也是《资治通鉴》的编纂者之一），他跟当时的皇帝宋哲宗说：“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你干每件事的时候，就想着祖先就坐在旁边，他们经常可能问问你做这件事的理由，你只要怀着这个念头，天下就坏不到哪里去。

哎，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可能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古人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要讲“遵祖制”的原因了。

说到现在，不管你是不是认同保守主义，你至少理解了一件事：保守主义者并不狭隘，不是只看得见过去。不，他们其实穿透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一种更广阔的视野。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有点抽象，从李沆的一句话开始，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我知道，即使我做了这么多解释，那句话听起来还是很刺耳。“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你怎么就那么横呢？

正好我手边有一本书，金纲先生，我很喜欢的一位民间思想者写的《大宋帝国三百年》，其中也提到了李沆这句话。他说，理解李沆这句话，需要三样东西：“需要有一点对大宋创始人太祖太宗，在五代以来经验形态下点滴立法的温情体认。”开国君主创建制度的深意，我们真的全盘了解了吗？“还需要有一点对士大夫阶层好大喜功、躁竞求名弱点的审视”。急着提意见、搞改革的人，真的想好了吗？

“更需要有一点对史上‘无为而治’之圣贤理念和现代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领悟力。”中国古代圣贤和西方保守主义的逆耳忠言，会不会也有一些道理呢？

micoloveu (一点爱)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本文摘自得到电子书，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史，片段不足以充分表达原来的思想：

什么建议都不听，那一个国家还怎么变革，怎么进步呢？

王夫之给了一套解决方案，一共是四句话：“创制听之前王，修举听之百执，斟酌听之长吏，从违听之编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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