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昭公二十年）：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原文释义：

齐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遄台侍候着。大臣梁丘据（字子犹）也驾着车飞驰而来。

齐景公说：“只有梁丘据是跟我‘和’的人啊！”

晏子回答说：“梁丘据只不过是‘同’罢了，哪里算得上‘和’呢？”

齐景公问：“‘和’与‘同’有区别吗？”

晏子回答说：“有区别。‘和’好比是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煮鱼和肉，用柴薪烧煮。厨师加以调和，使味道适中，味道淡了就增加调料，味道太重了就加水冲淡。君子吃了这样的羹，内心就平和了。君臣关系也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其中也可能有不可行的地方，臣下就应该指出其不可行之处，从而使可行的部分更加完善；国君认为不可以的，其中也可能有可取的地方，臣下就应该指出其可取之处，从而去掉其中不可行的部分。因此政事平和而不相互冲突，百姓没有争夺之心。所以《诗经》说：‘也有调和的好羹，已经告诫厨师要做得平稳。神明领受祭品，此时没有争执。’先王之所以调和五味、谐和五声，正是为了使内心平和，从而成就政事。声音也如同味道一样，由气、体、类、物、声、律、音、风、歌等要素相配合而成。清浊、大小、长短、快慢、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疏密等各种声音相互补充、协调。君子听了这样的音乐，内心就平和了。内心平和，德行就和谐。所以《诗经》说：‘德行完美无瑕。’现在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国君您说可以，他也说可以；国君您说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这就好比用水去调剂水，谁还能吃呢？又好比琴瑟老是一个声音，谁还能听呢？‘同’的不可取，就是这样。”

核心思想解析：

“和”与“同”的本质区别：

“和” (Harmony): 是差异性的统一。它承认并包容不同的意见、元素（如五味、五声），通过相互补充、调节（“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达到一种动态平衡、恰到好处的状态。这种状态能产生新的、更优的结果（美味的羹、动听的音乐、平和的政事）。

“同” (Sameness/Conformity): 是无差别的重复。它抹杀差异，只求一致，表现为一味附和、随声附和。如同“以水济水”或“琴瑟之专一”，单调乏味，毫无生机，无法满足需求。

理想的政治模式——“和而不同”：

晏子认为，理想的君臣关系应像“和羹”或“和乐”。君主提出决策（“可”或“否”），但可能有疏漏或偏颇。忠臣的责任不是盲目赞同，而是基于道义和国家利益，指出其中的不足（“献其否”）或肯定其中的合理部分（“献其可”），通过这种建设性的批评与补充，使决策趋于完善，最终实现“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的和谐社会。

对“佞臣”的批判：

梁丘据的行为正是“同”的典型——“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这是一种典型的谄媚、迎合，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道德责任。这样的臣子对国家有害无益，只会助长君主的错误，导致决策失误。

“和”的终极目的：

“和”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无论是调和五味、谐和五声，还是君臣相“和”，最终都是为了“平其心”——使君主内心平和、公正，进而“成其政”——成就清明的政治。内心的平和与德行的和谐（“心平，德和”）是良好治理的基础。

历史与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典范： 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儒家“以道事君”的思想，强调臣子的谏诤义务和君主纳谏的胸怀。它为后世开明政治提供了理论模型。

对现代组织管理的启示： 在团队决策中，“和而不同”鼓励多元意见的碰撞与融合，避免“一言堂”和群体思维（Groupthink），有助于做出更全面、更科学的决策。

个人修养的借鉴： 它提醒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真正的和谐不是无原则的附和，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与互补。

晏子以日常饮食（羹）和艺术（乐）作喻，将深奥的政治哲理讲得生动易懂，展现了其卓越的辩才和深刻的政治洞察力。这段“和同之辨”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