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哀公十六年）：

楚大子建之遇谗也，自城父奔宋。又辟华氏之乱于郑，郑人甚善之。又适晋，与晋人谋袭郑，乃求复焉。郑人复之如初。晋人使谍于子木，请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诉之。郑人省之，得晋谍焉。遂杀子木。其子曰胜，在吴。子西欲召之，叶公曰：“吾闻胜也诈而乱，无乃害乎？”子西曰：“吾闻胜也信而勇，不为不利，舍诸边竟，使卫藩焉。”叶公曰：“周仁之谓信，率义之谓勇。吾闻胜也好复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复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从。召之使处吴竟，为白公。请伐郑，子西曰：“楚未节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请，许之。未起师，晋人伐郑，楚救之，与之盟。胜怒，曰：“郑人在此，仇不远矣。”

原文翻译：

当初，楚国太子建遭受谗言陷害时，从城父逃奔到宋国。后来又为躲避宋国华氏之乱而逃到郑国，郑国人待他非常好。之后他又前往晋国，与晋国人密谋要袭击郑国，并为此请求返回郑国作内应。郑国人不知其阴谋，像当初一样接纳了他。晋国派间谍与太子建联络，约定行动日期。太子建在其封邑中暴虐无道，封地的百姓向郑国控诉他。郑国派人调查，查获了晋国的间谍。于是郑国杀了太子建。

太子建的儿子名叫胜（即后来的白公胜），当时在吴国。令尹子西想把他召回来，叶公沈诸梁劝阻说：“我听说这个胜为人狡诈而好乱，恐怕会成为祸害吧？”子西却说：“我听说胜为人讲信用而且勇敢，不会做出有害的事。让他居住在边境上，让他保卫边疆。”叶公反驳道：“符合仁德才叫‘信’，遵循道义才叫‘勇’。我听说胜这个人喜欢轻许诺言而又热衷于招募敢死之士，恐怕是怀有私心吧？轻易许诺却不顾后果，不是真正的‘信’；使人赴死而不惜，也不是真正的‘勇’。您将来一定会后悔的。”但子西没有听从。

于是召胜回国，让他居住在靠近吴国的边境地区，称为“白公”。白公胜请求攻打郑国（为父报仇），子西说：“楚国目前还没有整顿好（或：时机还不成熟）。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忘记这件事。”过了些日子，白公胜再次请求，子西答应了。但还没等出兵，晋国就讨伐郑国，楚国出兵救援郑国，并与郑国订立了盟约。白公胜闻讯大怒，说道：“郑国人还活着，我的仇人就在眼前，报仇的日子不远了！”

关键点解析：

白公胜的身世与仇恨：

白公胜是楚平王之孙、太子建之子。其父太子建因费无极谗言被逼出逃，最终在郑国被杀。因此，他对郑国怀有深仇大恨。

其父被杀的根本原因在于晋国的阴谋和自身的“暴虐”，这预示了白公胜可能继承了父亲的性格缺陷。

子西与叶公的争论——远见与短视：

叶公（沈诸梁）：代表清醒的政治家。他准确地看出了白公胜“诈而乱”的本质，指出其“好复言”（轻诺寡信）、“求死士”（煽动极端）的行为背后隐藏着“私心”（即为父复仇的私怨，而非为国）。他重新定义了“信”与“勇”——必须以“仁”和“义”为基础，否则就是祸乱之源。他的预言极具洞察力。

子西：作为楚国令尹，出于亲情（同为王族）和对侄子的同情，一意孤行。他仅凭“信而勇”的片面印象就决定召胜回国，并将其安置在军事要地。他低估了私人仇恨对国家利益的破坏力，也高估了自己对局势的控制能力。

“请伐郑”与“楚救郑”的戏剧性冲突：

白公胜的核心诉求是伐郑复仇，这是他存在的全部意义。

子西口头答应，实则拖延（“楚未节也”），反映出他并未真正重视白公胜的诉求，也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

当晋国伐郑，楚国出于大国责任或战略考虑而出兵救郑并与之结盟，这一行为在客观上彻底背叛了白公胜的期望，成为点燃其怒火的直接导火索。“仇不远矣”一句，既是愤怒，也是宣战——他已将楚国的盟友视为自己的敌人，甚至可能将不帮他复仇的楚国本身视为新的仇敌。

“复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叶公的这句话是哲学层面的深刻批判。真正的“信”是基于仁爱和大局的诚信，而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轻诺”；真正的“勇”是为正义而战，而非驱使他人送死的狂热。白公胜的行为恰恰是后者的体现，注定会走向极端和毁灭。

历史背景与后续发展：

此段是“白公胜之乱”（公元前479年）的前奏。白公胜因伐郑无望，且对子西等人不满，最终发动政变，杀死子西、子期，劫持楚惠王，一度掌控楚国政权。

叶公闻讯从蔡地起兵勤王，击败白公胜。白公胜兵败自缢，楚国得以恢复稳定。叶公也因此功绩短暂执政，后功成身退。

这场内乱严重削弱了楚国国力，是楚国在春秋末期逐渐衰落的重要事件之一。

思想内涵与启示：

用人须察其本：子西因亲情召胜，忽视其性格缺陷和潜在威胁，终酿大祸。叶公的“知人”之明值得借鉴。

私怨不可凌驾于国事：白公胜将个人复仇置于国家外交政策之上，当国家利益与个人情感冲突时，极易走向极端。

“礼”与“义”的崩塌：白公胜的行为虽有“孝”的成分（为父报仇），但手段极端，违背了“仁”、“义”的更高原则，最终成为“乱臣贼子”。

领导者的责任：子西作为执政者，未能妥善处理宗室成员的诉求，也未能预见政策反复带来的严重后果，体现了其政治上的不成熟。

总结：

这段文字通过子西与叶公的争论，以及白公胜“请伐郑”而不得的遭遇，深刻揭示了政治决策中情感与理性、私利与公义的复杂博弈。叶公的远见卓识与子西的妇人之仁形成鲜明对比，而白公胜的悲剧，则是一个被仇恨吞噬的复仇者形象。它警示后人：治国理政，必须超越个人恩怨，以“仁”为信，以“义”为勇，方能长治久安。一场因“伐郑”而起的恩怨，最终演变为颠覆楚国的内乱，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