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快要博士毕业了，转眼已经在北大11年，留下了本硕期间的一些写作业的笔记。即使撇除在中日韩交换的，作为长期从事亚太研究的中国香港学生，其实还是写了不少其他东西的，所以想趁机整理一些以往自己在本地主流媒体上发表过的国关社论，写《明报》及《香港01》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公开自己是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内容并不敏感，仅供大家参考、讨论。

*注：《明报》是香港知名报纸，创报人为金庸

【文章一】李冠儒：极端思想是中日民间交流的结构障碍【明报文章】2024年11月25日

中国外交部已宣布，由今年11月30日至2025年12月31日为止，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提供短期免签证措施，并将停留期限由现时的15天延长至30天。另一方面，“田中角荣的学生”石破茂在众议院大选后也再度当选日本首相，身边不少人开始提及随着中日官方关系升温，石破茂理应深谙“以民促官”之道，中日民间交流有条件再出发。但我依然对中日民间交流的态势感到悲观，因为极端思想、缺乏互信才是中日民间交流的结构性障碍，类似的障碍不减反增。

日本记者对香港的误解

举个例子：近日有日本友人向我询问，“香港现在还能上外国网页吗？”我回答“当然可以”之后，自己在网上搜寻了一下，发现类似的误解并不鲜见。例如台湾的央广电台张瑞昌总台长，就在今年9月2日与专研内地及香港问题的立教大学仓田彻教授、东京外国语大学仓田明子教授、东京大学阿古智子教授，一同参与涉及香港的座谈会；仓田彻在会上提及的一名日本共同社记者，就存在同样的误解。

该记者在港采访路人时，有一港人询问他是否来自日本的记者，随后表示自己注意到仓田彻在网络节目中有评论香港，希望该记者替自己向仓田教授致谢。听罢，该记者感叹：“我听了后，吓一大跳！（才发现）原来香港现在还是可以接收到外部资讯！”但凡有几个香港朋友，而且愿意开口问的，都不可能有这般错误认知。举例来说，仓田彻与沈旭晖等港人是好友，那他自然知道“港人目前还是可以接收到外部资讯”。

记者有义务去求真、为大众做“科普”、作为“第四权”对政府起一定监督作用，在日本大学的传播学课上，也是这样培养学生的。在上述案例中，该记者来自日本共同社，那是负责发布新闻给几乎所有日本报章、电台与电视网络的机构，责任重大。然而，该记者听信或者想象了如此极端情况，缺乏足够学力、识见及国内外人脉去辨别真伪，容易误导公众、散布偏见。若排除装傻抹黑的恶意，该记者实在不够专业，且长期生活在极端的回音室中，可谓“失格”。

若公众对外存认知偏差 舆论领袖应负责

与会的几名教授，在香港议题方面，确实算得上是日本的舆论领袖。撇除其政治立场，仓田彻有基于一手资料深入研究《港区国安法》，仓田明子从事大量关于宗教的研究工作，他们在国际社会亦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例如仓田彻的论文会在一些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讨论；仓田明子也曾围绕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枢机发表评论并引起关注；阿古智子亦是日本知名社会运动家。作为港人，自然希望这些日本学者能够真的令日本人客观地认识香港、认识内地。因为说白了，在科普层面，若日本人对外周认知上存在严重偏差，相关舆论领袖理应负责。

上述教授亦有积极参与中日民间交流活动，例如担任特定交流组织的顾问。在日本，这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不过作为舆论领袖、青年的明灯，实在不宜传播极端思想。因此，当我看到阿古智子与其他作者，在《月刊WiLL》2023年1月号署名发布一篇标题带有希望“咒杀”（某位国际领导人）评论时，我感到错愕。她当然可主张自己有合理批判香港、批判内地的自由，但作为教授，不应发布如此偏激的文章。我看到新闻报道介绍仓田彻教授在“日本香港人协会”教广东话、帮助港人融入日本社会时，觉得他确实有人文关怀，并欣赏他在自己所深耕的领域中，尝试理论与实践结合；至于阿古教授的极端评论，根本无助改善，甚至会进一步损害中日关系。

倘不改变极端认知 民间交流恐付东流

极端思想已令大量中方的中日民间外交代表却步。公开且极端反华的人物，不应在中日青年友好组织担任顾问。逻辑很简单：于大多民间交流代表而言，他们是来交朋友、推进中日友好的；一旦日方顾问是极端反华代表，于中方代表而言，活动就变得极其敏感，参会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往往黯然退出。日方顾问反华，中日亲善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可悲的是，现阶段中日双方似乎无人愿意点出其中矛盾。我仅是一名青年代表，人微言轻，惟自问参与民间交流多年，有保持克制，也愿指出中国问题所在。

今年9月深圳一名中日混血10岁男孩被杀后，我身边很多日本友人感慨：“你说，我们做（中日友好活动）有何意义。反日教育流行，即便努力，一出事，就归零。”该惨剧发生后不久，在社交媒体X上有一封署名为受害者父亲的信，笔者个人自然无法辨别信件真伪，但看到该信上有“我们不会憎恨中国……尽管风俗和文化存在差异……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不希望由极少数持扭曲思想的卑劣之人的罪行，来破坏两国的关系……我从事中日贸易的工作，担任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桥梁”等内容时，我深受感动。

我要强调，内地的确有不少人转载了该信件，并歌颂中日友好。无奈在第二天，我与日方代表都注意到但凡转载了该信的文章，均被悉数删除。我们随后召开研讨会，有中日混血者激动地表示这算“二次伤害”。我表示，即便个人能够理解内地高度重视安全的方针，但有关部门的做法“未免漠视中日友好支持者们的感情与贡献”。我也坦言，目前日本借香港议题批判内地的情况很常见，若不改变日本对内地及香港的极端认知，恐怕较中立的中日民间交流代表的努力，都会“啪”的一下付诸东流，或导致参与的代表不得不离开。

开放签证不会令问题迎刃而解

上述问题，并非开放签证后就会迎刃而解。因此，我自然寄望更多拥有话语权的代表们，能够做得更多、更好。例如香港驻东京经贸办也有责任“提高全球对香港独特优势的认识……加强香港的国际联系”，应加强对日开展基于客观事实的科普。

我在《明报》的第一篇文章，谈论的正是《为什么在日本说不好“中国故事”或“香港故事”》（刊2024年1月29日），距今已有10个月。笔者希望大家读完本文之后，能够意识到抵制极端言论及资讯的必要。港日民间关系依然友好，请大家务必主动向自己的日本友人介绍香港情况，但凡不极端，都有助于修正极端认知。

【文章二】【明报文章】为何日本青年普遍爱国但不爱政客 2024年3月18日

笔者早前发文分析在日本说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所需要的改革，岂料引起不少读者兴趣，表示希望理解日本青年的关注点。此时此刻，我们确实应该优先开展日本青年心态的相关研究，毕竟讲好故事，绝对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即便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刻板印象，青年的可塑性毕竟相对高一些。

日本青年普遍爱国 但常抱怨政府

参考“日本财团”（NPO）于2019年做的“第14回18岁意识调查”（下称“18岁调查”），可以确认日本青年普遍认为日本是十分优秀的国家。在提及对日本的良好印象来源时，受访者中有55.3%提及日本动漫，54.6%提及日本食物，50.4%提及日本景色，50.3%提及日本治安，43.9%提及日本非常和平。

于受访过程中，受访者都能罗列许多正面例子。而当他们被问及“对日本的什么感到最自豪”时，比例最高的回答是日本“良好的治安”，其次是“历史和文化遗产”、“文化和艺术”等。有61.2%受访日本青年对“日本人”身份感到十分自豪；虽较美国80.4%、英国75.6%低，但整体来说还算爱国。

然而，这些爱国的青年受访者却对日本政府的表现普遍感到不满。2019年的第8回18岁调查反映，有80.9%受访者认为政府没有在防灾对策方面有充分准备；53.3%的人认为政府没有基于预料之外的大量灾难，跟进并推广新的防灾政策，也就不能充分保护日本国民人身安全。而在公平与社会正义方面，参考2020年第33回18岁调查，48.9%受访者表示感受到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的“教育格差”。此外，对日本政府的防疫政策等亦有诸多怨言，在此不一一论述。

进一步深究，就会发现日本青年会严格区分国家与政府，认为动漫、治安、和平、有礼等优点，与国民自身修养相关。换言之，日本政府、政党及政客并不是这些优点的来源。他们认为，好的政策就应放大上述优点，而政府应赋予自己发挥这种优点平台；最低限度，也必须确保国民安全。

日本青年普遍对国内政治缺乏信心

承上，日本青年对政府感不满的原因，一方面是认为日本政府不重视自己声音；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认改变不了日本政治与社会。举例来说，2021年日本国立青少年教育振兴机构（独立行政法人）发表的《关于高中生的社会参与意识的调查报告——中美日韩的比较》（下称“高中生意识报告”），只有35.4%日本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能够改变国内政治，远低于中美韩等国。此外，许多日本青年也形容日本政治是肮脏的、是小圈子，于是对国内政治嗤之以鼻，认为讨论国内政治的人“高高在上”。这种情况下，难怪日本青年普遍选择不投票、不参与。实际上，日本青年对自己国内政治及经济现状缺乏了解，对国债问题等缺乏关心。

参考2019年第9回18岁调查，61.3%日本受访者根本不知道日本政府债务已逾1200万亿日圆。在被问及为什么日本有如此高的债务时，50.9%受访者表示是“因为政治家不够努力”，20.9%的人相信是因为“国民交的税太少”。而当青年被追问要如何解决债务问题时，59%受访者表示“要由日本国民全体承担”，愿意为国家奉献。但在谈及如何调整消费税时，青年却又希望“国家少收自己税”，显得矛盾。参考同年的第10回18岁调查，“地方创生”是创建城镇以增加人口和工作场所的长远计划，专门针对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并且纠正人口过度集中于东京都市区的现象，但能够认识具体含义的青年受访者不足20%。初衷虽好，却不被青年关注，充分反映青年不了解、不信任日本政府为保障公共利益所做的努力。正因日本青年普遍对政府感不满，认为国内政治腐败，因此2019年第9回18岁调查中，有48.7%受访者对日本未来感悲观。

日本青年乐于讨论香港等国际政治议题

尽管日本青年对讨论国内政治会有所顾忌，惟他们却可以很自然地讨论国际政治议题。我在日本的大学上课及参加活动时，会发现身边日本大学生讨论国际议题的频率，确实要比国内政治多得多。当时，我也经常思考“为什么日本青年社会政治参与程度低，却有那么多日本青年关心包括香港在内的国际议题”。

对此，有日本青年分享自己心态时向我提及：“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认定日本政治不可救救。相比之下，让国际社会变得更好的可行性，要更高一些。”他的回答看似很主观，不过日本国内的调查数据其实可以支撑这样的观点。同样参考高中生意识报告，在自认积极参与校外活动的日本受访者中，有90.4%的人参加政策相关的讨论会，79.5%人曾参加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

这是因为愿意主动参加校外相关政治讨论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志同道合者，天然汇聚喜欢讨论政治的日本青年，毋须遏抑自己表达政治立场及意见的欲望，也就不存在歧视。另外，因为是校外组织，校内的人理论上并不会意识到他们喜欢谈论政治，也就不担心讨论国内政治会影响自己在同学眼中的形象。

不过，乐于接触国际政治议题并不代表日本青年愿意出国学习。实际上，日本青年不喜欢与外界接触、抗拒留学，喜欢留在国内生活。2019年日本内阁府发布的《我国与外国青年意识相关调查》也显示，53.4%日本受访者（约1000人）表示自己没有出国经验，24.6%出国一次，22%出国两次或以上；其中，表示自己将来不希望出国留学的青年人数更是超过一半，不出国的原因主要是“日本很/足够好”。归根究底，国际视野是要通过身体力行的异国体验去培养的，而不能够通过说教或原教条主义，按着课本死板地“填鸭”。日本青年心理的纠结与复杂性，也正正彰显了青年工作不能只用一本通书看到老、做到老，而需要实事求是的调研与反思。

【文章三】【明报文章】为什么在日本说不好“中国故事”，也讲不好“香港故事”？  2024年1月29日

2022年发布的“Relaunch Hong Kong”项目调查结果反映，14个国家的被访者中，就数日本对香港前景最悲观，比英美被访者更差。无论是在内地还是香港，现时有不少朋友也希望能够把“故事”说好，初衷乃防止香港形象在部分别有用心的媒体妖魔化下持续下滑。

支持“说故事”的原意，乃鼓励大家在目前较为紧张的国际环境下，积极跟外国社会沟通。中央也就此对港寄予厚望，赋予香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定位，希望较为国际化的港人“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包括刘兆佳在内的资深学者，亦在全国港澳研究会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并支持香港在民间外交方面多做贡献。相信真正爱国爱港的人，都希望香港能在这些方面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是在上海、北京还是香港，均有不少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留学生，怎么反而在日本说不好故事了？

“说好故事”要因地制宜

第一，是因为香港的建设力量，往往试图总结出一套“说好故事”的范式；而讲故事前，却无深入调研观众想听哪方面的内容。在美国或日本认真讲好“香港故事”，以及在沙特阿拉伯或泰国讲好“香港故事”的方式，不应该是一样的。像政策一样，要因地制宜。要在日本讲好香港故事之前，是不是应理解日本常关注的一些buzzwords（“潮语”；例如diversity and inclusion和human security），以及日本读者如何了解香港相关信息？

具体点来说，是不是至少要知道学者阿古智子的《香港 何去何从》（香港 あなたはどこへ向かうのか）、仓田彻的《香港政治危机：压力与抵抗的21世纪10年代》（香港政治危機：圧力と抵抗の2010年代）等如何描述香港，以及部分从香港移民至外地的前政客又是怎么跟日本人讲解香港情况？有人当然会认为他们“反中乱港”，不满他们不断妖魔化内地和香港。是的，他们确实把香港说得死气沉沉、大不如前，与事实确实不符。不过从“讲故事”角度来说，即便标签了对手是对手、敌人，其故事既然已在日本产生了负面且广泛影响，那是不是至少要考虑如何中和（neutralize）或者有效回应？

还是说，我们在香港旗帜鲜明地把他们批斗一番后，日本人就会看到香港“由治及兴”带来的好处？这里想讲的其实是一种常识，同样适用于其他场合。举例来说，作为雇员，莫非还能写出一份万能的企划书或投标书？如果不能，觉得要有针对性地润色，那么我们凭什么能够打造讲好“香港故事”的“万能key”？综上，一切试图“说好故事”的“范式”，若脱离区域与国别研究，都是“豆腐渣”，无异于掩耳盗铃。

内地签证制度 难留亲华知华日本青年

第二，是因为内地方面当前的工作签证制度，让很多日本人无法留在中国从事中日友好工作，难以留住“亲华”或“知华”日本青年。从逻辑推论，日本人愿意往内地学习，本来就证明他或她大概率不讨厌甚至喜欢中国，是有条件讲好“中国故事”的友好人士。当中甚至不乏有志于通过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促进中日关系者，应多加珍惜。

然而众所周知，在内地硕士学历目前只是一块“敲门砖”，当前内地青年就业环境很一般，给外国人批出工作签证的条件又要求有硕士学历。同时，日本官方早前公布的大学生就业率高达97.3%，在那边工作普遍不要求硕士学位。调研时，日本被访者常反映“读人文社科的学生，除非搞学术，否则没必要读硕，读了工资不会高很多，反而容易在面试时被质疑当初是否找不到工作才继续深造”的观点。此外，工作签证申请条件还有“应高于平均工资”等模糊说明，中日友好事业也不是赚钱的事业。

于是迫于现实，即便这些“亲华”或“知华”日本青年喜欢中国，大多还是要选择返回日本发展，无法从事中日友好工作。当然，也不能否认在就业环境较差的情况下，给日本人放宽工作签证条件或许会诱发排外情绪，只是不能排除现有制度有“倒米”成分。中国学界有海量论文，讨论中日民间外交不仅让中国有机会在冷战下与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也推动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第一个站出来为中国“解围”的国家，大幅改善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追本溯源，东西汇集的特性正是港人对香港感自豪的重要原因。香港应当把中日友好的二轨外交与民间对话搞好，联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组织，落实并推动我们作为国家对外桥梁、把中国模式“国际化”的应有角色。

xxxx

第三，是因为目前未认真探讨或衡量国家安全与“说好中国故事”之关系的环境。国安必然是重中之重，在中共二十大报告等官方文件都有体现。去年年中，《xxx》等新闻标题在港也常见，于日本更是引起恐慌，自然对“香港故事”有负面影响。当然，香港方面有不积极响应的理由，毕竟涉及xx案件，均不宜对外透露太多细节。

可是日本有高原明生等专家一直表示，他们很在意有关案件涉及的透明性、人的安全、学术自由，证据是2019年几乎所有知名的中日关系研究者都参与了大规模联署，要求中国释放被指控为间谍的北海道大学教授岩谷将。我认为，我们需要明确以下现实：不解释虽然有其道理，但在宣传上就等同将解释权拱手让给对方。于是日本人往往就会信任被逮捕日本人的单方面说辞。

例如被指控为日本间谍的铃木英司就借《xxxx》一书，强调自己作为“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为中日友好奉献一生，却于2016年7月在北京突然因涉嫌犯间谍罪而遭禁锢，失去6年自由。在书中他推论自己是遭到因共产党内斗争所牵连，这是一种主观臆测，然而由于该书已在日本各大书店上架，只有这方面信息的日本读者难免有“恐华”情绪。

首要恢复对国际交流的信心

我们亟需修正讲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的思路，不能硬塞给听众他们不想听、不想要的内容。要让港人发挥他们所长、积极接触外国人，首先就要恢复各方对于安全地开展国际交流的信心。

事实上，以中日交流为例，于2023年因为日本人较难办理及取得内地签证，所以有不少中日友好活动选择在港举办，在这方面有一段特殊的机遇期。若不尽快检讨香港及港人在国际交流方面的现有优势，恐怕这些优势因为“回声室效应”等多重原因，将难免持续减少。

先顶后看

Homagod (早晚要来)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引言：快要博士毕业了，转眼已经在北大11年，留下了本硕期间的一些写作业的笔记。即使撇除在中日韩交换的，作为长期从事亚太研究的中国香港学生，其实还是写了不少其他东西的，所以想趁机整理一些以往自己在本地主流媒体上发表过的国关社论，写《明报》及《香港01》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公开自己是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内容并不敏感，仅供大家参考、讨论。

*注：《明报》是香港知名报纸，创报人为金庸

【文章一】李冠儒：极端思想是中日民间交流的结构障碍【明报文章】2024年11月25日

……

先顶后看，看完再顶

Homagod (早晚要来) 在 ta 的帖子中提到：

引言：快要博士毕业了，转眼已经在北大11年，留下了本硕期间的一些写作业的笔记。即使撇除在中日韩交换的，作为长期从事亚太研究的中国香港学生，其实还是写了不少其他东西的，所以想趁机整理一些以往自己在本地主流媒体上发表过的国关社论，写《明报》及《香港01》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公开自己是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内容并不敏感，仅供大家参考、讨论。

*注：《明报》是香港知名报纸，创报人为金庸

【文章一】李冠儒：极端思想是中日民间交流的结构障碍【明报文章】2024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