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市、镇、村三位一体的“大行政区”                           

引言：

历史上溯三千年。

话说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灭了商王朝，天下归周。周天子“分土封诸侯”，(除了王室直接管辖的地盘以外)将天下土地分封给世袭的诸侯。“分封”导致封建割据，处于社会底层的“庶民”，在封建领主的“井田”里卖苦力。尔后，王室衰败，地方诸侯崛起，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天下大乱，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

古代中国内陆地区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早在春秋时期，“铁犁牛耕”就开始出现了。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争斗，促成了这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原地区逐步普及开来，一大批庶民离开“井田”，成为拥有小块耕地的自耕农（小农）。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中国，在上层建筑领域，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郡”与“县”这两级地方行政机构的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免，权力集中于中央成就了中国特色的“大政府”。上层建筑（“大政府”）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使得一家一户铁犁牛耕的小农经济（“小社会”）遍及中华大地。从此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长逾二千多年、“大政府，小杜会”的农耕文明时期。

号称“中国通”的哈佛学者费正清，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有如下叙述：“从汉朝到清朝中叶的两千年间，┄┄，在各个朝代的全盛时期，基层行政单位‘县’的数目是：汉朝1180，隋朝1255，唐朝1235，宋朝1230，元朝1115，明朝1385，清朝1360” 。由此可见，承载小农经济（“小社会”）的基层行政单位“县”，两千年基本不变；它的治理方式──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地方行政长官的传统也是千年不变。无论中国怎样改朝换代，社会历经多少变迁，以县为基层行政单位的统治格局一直延续下来了，它传承了中华文化丰富的内涵，中华民族历经沧桑仍青松挺拔。“县”制自秦汉以来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它凝聚着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共同的智慧，一个和谐的社会单元——“县”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历史的步伐向前。种种迹象表明，因农耕文明而生，维护“大政府，小社会”的“县”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今天蓬勃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需要了。

 “大政府，小社会”

 纵观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发现它有一条“铁律”，叫做江山（这里指“政权”）易改、禀性（这里指“社会”）难移。要想真正理解今天的社会，我们不妨从千古名著“红楼梦”说起，这本书讲的是生活在一个精致编织的金丝笼（大观园）里的芸芸众生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善美的世界，也是一个窒息自由、泯灭人性的社会。在书中，作者让你窥见他们跌宕起伏的内心世界，带你走进他们斑斓纷呈的生活，细细品味人生；当你留连忘返之时，又催你红楼梦醒，感悟人生。总而言之，他们的人生离不开以大观园为背景的社会舞台，这是一个小社会；他们的命运，完全由权势（大政府）所主宰。自古以来，王权（家天下）思想深入人心，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打造了一种颠扑不破的“大政府，小社会”格局 。 从古到今的“大政府，小社会” ，一切的一切总离不开“大政府，小社会” ！

儒家思想，诞生于乱世（春秋时期），当时，诸侯纷争，民不聊生。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他以“圣贤”的精神来提升全民意识，又以伦理道德来约束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孔子的良好愿望是建立一个由清官真君子和顺民组成、有秩序、有崇高理想的社会。可是，一枚硬币总有正反两面。实际情况只可能是清官与贪官、真君子与伪君子、顺民与刁民共生，扯儒家大旗和稀泥的社会。南宋的朱熹说得很透彻，他说：“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怎么办？这位哲学大师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尔后，掌握话语权的历代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总是动用儒家之“理”去“灭”民众正常之“欲”。“大政府”里，道貎岸然的贪官、伪君子专制刻板，“小社会”中，封闭保守的民众昏昏噩噩、愚昧无知。在以后八百年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欧洲社会走向文艺复兴、科学技术腾飞。我们有的只是主子奴才戏天天演，这样，我们才有了西方文明入侵，落后挨打的宿命。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受到外来势力的剧烈冲撞，沉睡了千年的中国社会被唤醒了，革命狂澜一浪高过一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因势利导，成就了两大伟业：第一，中国（大陆）社会重归统一，统一在共产党（它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之下，第二，建立了一个官清而民智的公有制社会（在群众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官清、民智）。但是，“新中国”毕竟还是属于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官民社会体系的范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政府”的权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愈来愈强化了。在经济领域中，可以说，大政府充当了小社会的保姆，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都由政府计划安排，虽然物资匮乏，但是，老百姓过日子就像一首儿歌里唱的：“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社会不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群众运动使社会风气变好了。另一方面，“小社会”则是变本加厉地被制度化了，比如，一个从学校毕业（或者从部队退伍）的青年被国家统一分配到某单位工作，那么，他的工资待遇、职务升迁、生活福利，婚姻子女等等都归该单位管辖，他不被辞退，也别想走人。就这样，“新中国”被旧的文化传统裹挟，走不出“大政府，小社会” 的宿命。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不认同“大政府，小社会” 的宿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因为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的开拓进取，才使得我们后来在邓小平时代顺利地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毛泽东以其毕生的精力实践了“否定”（革“旧制度”的命）；“肯定”（建立新中国）；再“否定”（革“旧文化”的命）的伟大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也许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市场经济摧毁了“小社会”，亦推动了参与市场、服务市场的“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只要我们把握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那么，以“小社会，大政府”为标志的几千年来的官民社会体系必将瓦解，一个建立在新的基础（“大行政区”）之上，既传统又现代的新社会体系必将诞生。

市场经济下的思考

（一） 和谐自由市场

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哲学范畴：

西方哲学认同“自由人”的理念──“人生而自由”。世界是一个竞技场，一切事物都处于“角逐”状态。它促使人们去研究事物内在的规律性，制定并遵守相应的“游戏规则”，这导致自由市场的理念，也就是相互竞争的理念。

东方哲学认同“社会人”的理念，认为社会如同一个大舞台，舞台上的每一个个体都是“角色”（ 君臣父子的角色、被“礼”约束的角色）。人们讲究权谋，着力于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这导致和谐社会的理念，也就是抱团取暖、相互依存的理念。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西方人将自由市场的理念强加给全世界，带来了世界市场的繁荣。但是，“游戏规则”是由人来制定的，它体现了强势群体的意志，它始终离不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以说，西方所谓的“自由市场”实质上是由强者主宰的“强权自由市场”。

随着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崛起，东、西方文明频频“过招”，世人已经感觉到“强权自由市场”的理念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自由市场理念──“和谐自由市场”的理念正在逐渐为世人理解和接受。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在逐渐为世人理解和接受。

（二） 外生式现代化

上个世纪末，发达国家专注于自己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急需利用国外的制造业为他们生产物美价廉、大众化的商品。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之下，资金、技术和（国际）标准进来了，凭借廉价的土地与劳力，中国现代产业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沿海地区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跨越了西方发达国家要用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时间才得以完成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今天，“MADE IN CHINA”已经进入了西方社会的家家户户。出口的东西多了，冲击了人家的市场，人家“不得不”针对“中国制造”设置种种限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大力引进属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产业，引发了生态环境危机。应该看到，这是一种被深深打上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烙印的现代化──“外生式”现代化。只有打造“大行政区”，开拓广袤的国内城乡大市场，立足于“内生”市场，我们才能最终摆脱受制于人的窘境、走出生态环境危机。

我们迎来了天使(高增长的GDP)而打翻了潘多拉盒子，放出了恶魔（环境恶化）；我们拿了农民廉价的土地与劳力去博取国外市场，农民工反而成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三） 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一次又一次的起义，不是被利用了，就是被镇压了。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农民才能翻身。解放后，历经人民公社的探索，大办乡镇企业的尝试，一直到亿万农民工进城，催生了沿海地区一个又一个外向型经济区，他们一路走来，波澜壮阔，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但是，他们的双重身份（农民工）和双重生活（打工攒钱、回家过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进到城里，作为工人，他们看到城市经济蓬勃发展，但是在城里却难以找到自己安家之处；回到农村，作为农民，他们看到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而自己那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之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这里，我们不妨对问题稍加分析：

A. 亿万农民离开土地，只身进入得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的东南沿海市场，这是中国特色的群众运动，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中国的“世界经济奇迹”。

B. 农民工从偏远的农村走来，他们缺资本（土地成了别人的资本）少知识（因为他们生长在落后的农村），这是社会问题，这种社会不公平，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也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

C. 农民工问题，说到底，就是三农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历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只有构建一个城市•农村统一大市场，才能最终解决农民工问题。

“中部崛起”

市场经济的进程必然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当前，这一进程正在从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扩展，这一伟大的变革必将载入史册。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共有3.61亿人口，比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中部崛起”模式必将影响以至于决定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应该看到，这一地区农村人口2.44亿，占了它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主要分散在401个县份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2005年）〉，县平均人口仅51.5万〈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3年）〉。中部地区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而言，是比较落后和封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在县域经济和社会的架构内搞市场经济改革会遭遇到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从社会文化的层面来说，由于县域经济的主体是一种在权力庇护之下安于现状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与自由市场的理念相悖。

其次，就管理体制而言，县制是官本位制，过去，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层层管死、不出乱子”。今天，它显然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了。

第三，就财政状况而言，如今许多县一级政府机构财政来源紧缺。于是，巧立名目圈耕地，大干快上房地产，让少数人暴富；还有，搞粗放的资源开发利用，破坏了生态环境。

第四，产业结构现代化，要求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中、配套，形成一种优化的科学发展体系。县域经济势孤力单，搞不好，就会重蹈覆辙，像过去绝大多数乡镇企业那样，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垮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很难在“县”这一行政体制架构中成长起来。如果我们想根除几千年来中国儒家官民社会体系——“小社会、大政府”的顽疾，我们就应该摒弃“县”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好形势下，重新打造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市、镇、村”三位一体的大行政区。

一个健康向上的市场，在它发展的进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前些日子，当北京城里房价暴涨的时候，在郊区农村，一些按捺不住的农民，经营出售违法的“小产权房”。也许，“堵”不如“疏”：允许农民拿农村的“宅基地”换取特定的卫星城（或者说：“镇”）里一小块有待开发的土地。条件是：如果农户将自己承包经营的耕地上缴给政府，那么，“弃农”的农户就可以拿农村的宅基地（按一定比例）去换取卫星城的一小块土地，他可以拿了这块置换来的“土地”去抵押、买卖、或者投资房地产，于是，从农村进入卫星城（镇）的农户再也不是赤手空拳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工”，而是有了“土地资本”参与市场公平竟争的成员。

事实上，如今在许多地区，一些有条件的“市”，已经或者正在兼并它周边的“县”，县政府所在地也就成了卫星城（镇）。“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市、镇、村三位一体“大行政区”的时代正在到来——“先立后破”（先立“市”，后破“县”）的新时代正在到来。为了加快这一历史进程，应该让亿万农村民众参与开发卫星城（镇）房地产，大批农户搬迁进卫星城（镇），也就盘活了房地产市场。同时，在大城市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理所当然积极参与开发所在地区卫星城（镇）的房地产，为的是摘“农民工”的帽子，安居落户所在地的卫星城（镇）。就这样，在今后数十年的时间里，由于卫星城（镇）的开发所拉动起来的房地产业仍然是中国国民经济首屈一指的支柱产业。在现阶段，房地产业“兴”中国经济兴，房地产业“衰”中国经济衰。因为：在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当中，（本国居民的）“消费”为重，房地产又是“重中之重”，无可替代。

其次，中心城区（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卫星城（镇）转移，解决了原有的“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存在的难题。城市不再为水资源短缺、空气污染、道路拥堵、垃圾处理等问题所困扰。将中心城区（市）打造成先进制造业基地，同时，中心城区（市）也是一个具有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寸土寸金的花园市区。

第三，在平原地区，可以将整村的农户搬迁进卫星城（镇），或者有计划地合并自然村，农村耕地趋向集约化，利于使用大型机械、搞节水农业。在中心城区（市）统一主导之下，以卫星城（镇）作为纽带，带动农村迅速走向农业现代化。

一个资源优化整合、城市农村网络化、生态平衡的“大行政区”——市、镇、村三位一体的“大行政区”秉承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

我们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只讲“和谐” 不谈“崛起”

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只讲和谐，不谈“大国崛起”，这又不是那种有规则可循的奥林匹克竞技比赛，没有什么好谈的，此“起”总有彼“落”之嫌。从理论上，实践上来说，“大国崛起”的观点都是要不得的，我们为什么要去捡一个“大国崛起”的包袱背？背着大包袱走路，能走多远？我们需要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做一个负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尽力去帮助世界上那些需要我们帮助、值得我们帮助的国家和地区。当今世界的发展，跨越地区，国家和民族，真个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世界面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内部矛盾导致其生存发展危机等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让我们携起手来，去面对这一共同的挑战。

                                                                                                                                                        2024春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