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80年代耶鲁大学的一名“愤青”，来自纽约下城的美国青年柯安迪（Andrew Collier）曾经在论文里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大炼钢铁”运动进行辩护。他在文章里提出，因为离生产工具更近，所以人们比在大工厂里更有动力干活。

“我的爷爷是美国共产党，我那时就是美国的左派。”他说。

柯安迪跟我的对话用英文进行，但讲到“左派”时，他切换成了中文。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郁的外国人腔调——就是经常在相声里被嘲笑的那种，因此我反应了两秒才听懂。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般，他笑着说，“我的中国同事经常笑我的普通话口音”。

“你现在还是 ‘左派 ’吗？” 我问。

“我的观点应该更接近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他说。

10月的一个工作日，香港天气晴朗。下午6点，柯安迪跟我在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一家咖啡厅碰头。 他身高1米77，偏瘦，穿着黑色外套，黑色T恤，牛仔裤，戴眼镜，颇具乔布斯气质。

柯安迪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James Collier是一名有30年从业经历的记者、作家，也是一名音乐家。柯安迪继承了父亲的双项特长——音乐和写作。

每周末，柯安迪和自己的爵士乐队都会在南丫岛或者湾仔的酒吧现场演出。他对待音乐很严肃，拜师纽约职业鼓手 EJ Strickland ，通过Skype上课，每周一小时，每小时学费80美元。就在我们见面之前，柯安迪还在香港南丫岛的家里，花了一个半小时练习打鼓。

柯安迪的爵士乐队——"Lamma Quartet"（南丫岛四重奏）的脸书主页略显寂寞，有166次点赞。封面图片是乐队全体成员合影。神色肃穆的柯安迪和三个神色更加肃穆的大叔像古惑仔一般站在一面墙前，一动不动。四个人清一色穿牛仔裤和T恤，双手插在裤袋里。

“我是一个比较另类的金融从业者。”他一边喝着白葡萄酒，一边跟我讲他的故事。

1 再见中国时，我泪流满面

柯安迪的职业生涯横跨金融界和新闻界。在成立自己的研究机构前，他曾先后在贝尔斯登香港、香港《南华早报》北京站、中银国际纽约工作。柯安迪至今还是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他最近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评论标题是《中国西南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风险》。

柯安迪和中国——这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国家——结缘于大学时代。新中国和美国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81年，美国国务卿黑格应邓小平之邀访问北京。就在同一年，柯安迪进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部学习中文。柯安迪本科就读于俄亥俄州知名的文理学院Oberlin College，取得了法语和打击乐的双学士学位。

柯安迪告诉我，1980年代的美国大学校园，中文还被认为是一个颇具“异域色彩”的专业。“那个时候比较受欢迎的专业是核武器和苏联研究。”他说。

1983年，柯安迪和其他15名美国学生一起到北京大学交流了2个月。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

“那时候的中国和我想象中的一样封闭。”柯安迪回忆到。他和美国同学被安排住在北大勺园留学生公寓。

作为1990年代末期的北大本科生，我和我的室友们挤着六人一间的宿舍，都曾经深深羡慕住勺园的留学生——因为他们住单间，还有自己的洗手间。柯安迪回忆，1980年代，北大附近能活动和娱乐的地方很有限。由于嫌食堂为外国人准备的西式煎蛋“太油腻”，他每天早上喝豆浆吃油条，“饮食很难适应”。2个月交流结束时，他瘦了15磅（6.8公斤）。

到现在，柯安迪说他出差去内地，都会习惯性地吃豆浆油条当早餐。那个时候难以忍受的食物俨然成了他中国情结的一部分。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柯安迪再次回到北京，已经是15年后。1998年，柯安迪再回到中国时，被“彻彻底底地震撼了”。当时他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儿一女，在香港一家国际投行上班。

“我1983年到中国的时候，飞机场除了我们的飞机，就只有一架从广州飞过来的军用飞机。机场门口是一条单车道。1998年，机场出来已经有高速公路了。”柯安迪说，“我一下飞机立即哭了起来。”

“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老套。”柯安迪笑着说。那一次，柯安迪的太太带着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7岁），在他之前飞到北京。她们在北京饭店跟他汇合。在北京的第一顿饭，柯安迪吃到了最爱的麻婆豆腐。

在香港工作的那几年，遇到节假日，柯安迪身边的老外们都跑去东南亚度假，他却带着老婆和孩子往中国内地的城市跑。“我们跑去上海、北京和广州玩，我太太非常喜欢逛当地的跳蚤市场。”柯安迪说。

跟柯安迪见面几天后，柯安迪的女儿Abby Collier 在电话里动情地跟我回忆起儿时父亲带她和全家去中国不同城市旅游的经历。“一起在中国旅游，让我跟家人的感情更亲密。”

2003年，柯安迪带着家人搬到北京，成为了香港《南华早报》的一名财经记者。他在北京生活了两年，主要报道中国银行。他住在顺义，每天早上坐巴士上班，晚上打车回家。工作之余，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在当地的饭店演出。

“我非常爱北京。”柯安迪说，“生活在北京，每一天都非常刺激，感觉这个国家每一个星期都在变，而我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近50年最伟大的故事里。”

“你写过的最难忘的新闻报道是什么？”我问。

“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不能写出来。”他说。

2 股市不影响我看好中国

柯安迪于2012年在香港成立研究机构“东方资本”。他的客户是投行、对冲基金和境外投资者。柯安迪给他们提供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和公司的独立分析。

“开始真的很难，特别是到了我这个年纪，要重新做一摊事情，你并没有很大的空间去失败。”他说。

柯安迪很幸运。他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客户需要什么。这两年，他慢慢建立了客户群，公司营收开始稳定起来。

现在的柯安迪过着相对自由的生活。如果不是出国或者出差，他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先阅读四份中英文报刊杂志：《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南华早报》、《财经》。接着他会花30分钟跑步或者做HIIT（高强度间歇训练）。柯安迪尽量把上午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书和专栏。下午他通常会做市场推广。当然，每天下午，他还会雷打不动地花一个小时练习打鼓。

“到了晚上，我就来中环 ‘饭醉 ’（他的原话是"wines and dines"）。”他笑着说。

柯安迪的居住和办公地——南丫岛，是香港明星周润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小岛环境优美、房租相对港岛便宜，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居住，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光临。他从公寓走到南丫岛码头只需要3分钟。从南丫岛到中环，他需要坐30分钟的轮渡。

介绍我认识柯安迪的是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成都的金融从业人员小邓。在我跟柯安迪见面前，我问小邓：“柯安迪到底是干啥的？”

“感觉他有立志要当西方资本在中国桥头堡的雄心。”她说。小邓最近一次接待柯安迪是几个月前。他带领一家美国的对冲基金，去成都考察项目。

“他在美国有资源，在中国又足够本地化，所以起到了很好的桥梁沟通作用。”小邓这样评价柯安迪。

柯安迪对中国宏观经济充满热情，喜欢去搞清楚推动中国前进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但他绝不夸夸其谈。在报告里，他不急于下结论，擅长用细节、数据、表格和一手采访得来的信息支持自己的论点。

事实上，柯安迪的使命就是通过独立研究，用自己的语言去跟世界解释中国在发生什么。除了写报告，做问卷，他每年都要受邀去欧洲、澳洲、美国和加拿大，跟关心中国的国际投资者讲解中国的情况。

上个月，一群关心中国经济的澳洲投资者邀请柯安迪去讲课。短短4天时间内，柯安迪一共开了10个会。他们有些是做大宗商品的投资者，有些是对冲基金。“开完会，我就累瘫了。”他说。

柯安迪说，澳洲投资者非常关心中国本次股市波动、资本出逃，想知道他们还能在中国做什么安全的投资。

“因为中国的资本流动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大，我需要解释很多国情，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他不费吹灰之力地抖出一连串金融监管机构的英文缩写字母。

柯安迪认为这次国际市场对中国的股市动荡反应过度了。

“西方并不理解中国，一下子乐观，一下子悲观，就好像对待这次的股市，大家认为中国政府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认为是个大灾难。”柯安迪说，“因此我需要解释，股市对于中国的整体经济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中国政府和其它所有国家的政府一样，有时候知道自己在干嘛，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相比股市，柯安迪更关注中国的地方债务、国企、资本出逃，以及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他认为二三线城市的房市可能会遭遇非常严重的下滑。“我不关心股市，我看都不看股市，因为股市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几率。”柯安迪说。

在总结报告《澳洲思考》中，柯安迪写道：“中国的顶层的1%会遭受资本外逃影响，较底层也会有消费缩减，但中上层阶级财务上还是健康的。较大一些的城市会因为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存在，受影响程度能得以缓冲。”他在报告中提出，“大众奢侈品”、“医疗保健”依然是有投资潜力的领域。

“中国经济是有问题，但那些是长期、结构性的问题。”柯安迪告诉我，“我曾经对中国悲观了六年，但是我现在对中国非常乐观。”

3 好老板和好老爸

90后中国姑娘Juilice是柯安迪的得力干将，她驻扎在上海。2012年，Juilice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正好从网上看到柯安迪招聘分析师的广告，就投去了简历。两人一直合作到现在。Juilice的工作很繁忙，我跟她约电话访问，前前后后来回发了10封电邮才确定时间。

“我们非常注重独立调研，我需要从本地银行的信贷部门，或者企业CFO（首席财务官）那里拿到数据，跟统计局那里的数据不一样。”Juilice在电话中告诉我。

“你认为Andrew是一个好老板吗？”我问Juilice。

这个问题一抛出来，就引起了Juilice的抗议。

“你要叫他Andy，千万别叫他Andrew。我有一次叫他Andrew，他告诉我说，只有小时候在爸爸对他非常生气时，才会叫他Andrew。”英文里，"Andy"是跟"Andrew"相对应的昵称。我立即回忆起来，柯安迪给我所有的邮件回复落款都是"Andy"，而非"Andrew"。

“Andy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板，思维很开放，非常理解有关中国国情特色的一些东西，也会教给我西方人思考的逻辑。”她说。柯安迪几乎每个月都会去上海，或者跟团队一起去其它城市出差。

Juilice告诉我，有一次他和柯安迪帮一家对冲基金做关于吉利汽车的尽职调查。因为吉利很大一部分营收来自政府补助， 对冲基金觉得这很有风险，盈利难以维持。但Juilice和同事做了一些独立调研工作后，发现吉利汽车在中国的最主要几家竞争对手都在接受政府扶持。

“Andy告诉我，西方人会认为政府补助是对优胜劣汰的一个扼杀。但汽车制造业对中国的GDP如此重要，我们认为政府一定会持续补助，这是一个常态。因此我们需要跟对冲基金解释这个国情上的差异。”

“你和老板观点发生冲突是会怎么处理？”我问。

“我们会花很长时间打电话或者面对面沟通，聊聊差异在哪里。他会引领我们在金字塔的模式下来解决问题。大家先讲结论，再讲彼此的论据。再冷静地思考，互相看看论据。一起来找出论据不同之处在哪里。我会拿着他的观点和结论跟基金经理沟通，他会拿着我的观点和结论去跟对方沟通，最后我们会达成折中。如果发现他错了，他会承认。”

Juilice告诉我，柯安迪除了是老板，也是她非常好的朋友。“他会坚持冥想，坚持锻炼，并跟我讲冥想的好处。我如果去香港，也会去看他的演出。”

正如柯安迪“子承父爱”一般，他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女儿的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在跟我谈起父亲时，柯安迪女儿Abby的语气充满了温情。

“我爸爸极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他不仅把我带到中国，也点燃了我对中文和中国的兴趣。”柯安迪的女儿Abby在Skype采访里告诉我。她跟我对话时，登陆的是柯安迪的账号。

Abby 4岁半就跟随父亲搬到香港，10岁搬到北京。她从4岁半在香港生活时就开始学中文。她本科在父亲的母校Oberlin College学习中文。Abby曾经在《财经》和香港《南华早报》实习。她目前是纽约CBS This Morning节目的记者。

Abby告诉我，父亲有个习惯让她很头大。就是无论全家走到哪里，他都不停地跟旁边的人说话，提问。不管对方是出租车司机，酒店职员，还是陌生人。“如果他发现全家人住的酒店很空，他会问酒店工作人员为什么生意不好？最近入住率都很低吗？还是有什么其它的原因呢？”

“这让我觉得很尴尬。遇到对方是女性，我会特别担心人家以为我爸在故意搭讪。”Abby说，“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他能当一个好记者和好分析师的原因，因为他总是会问问题，而且问的都是关键的问题。”

柯安迪谈起女儿时，也更像在谈论一个亲密的好朋友。他说，女儿Abby在纽约过着“嬉皮”的生活。

“中文的‘嬉皮’怎么说？”他问我。他对我的职业和人生充满好奇心。在我拷问他的人生细节时，他也不时向我抛出问题。虽然他的普通话有口音，但词汇量很大。我每说一个中文单词，他都能迅速反应过来。

“你为什么这么爱穿黑色？”我问。两次见面，他都穿着黑色。在他乐队的照片里，他也穿着黑色。

“在纽约，大家都穿黑色。”他哈哈笑起来。“这是我们的Fang Su”。

“风水？”我没听明白。

“No, Custom.”他用英语解释了一遍。

“哦，你是说风俗。”我终于反应过来了。

在那一刻，我像我讨厌的相声演员一样，在内心暗自取笑了一下这个老外的普通话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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