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交易门专栏

圣诞节早上8点半，我赶车出门，在空空的巴士上遇到Alan。Alan浓眉大眼，穿着休闲羽绒背心，推着一辆儿童自行车，跟他戴着头盔、五官标致的儿子站在一起，感觉两人可以去演一集《爸爸去哪儿》。

不用问，我也知道他要去哪儿。作为小区里远近闻名的“模范爸爸”，Alan明显是在这一大清早就担当起了“带孩子玩”的重任。

Alan是我的邻居，也是交易门计划采访的对象。他任职于某外资投行的私人银行部，负责债券业务。

做投行的人，时间都不是自己的。几个月前我就想找Alan聊聊，由于档期不合而一直推迟。几天前，我们终于约在香港中环一家日本餐厅吃午餐。

餐厅并不打眼，座位却很抢手。它藏在兰桂坊狭窄的小巷里，离我几天前偶遇老牌港星谢贤的中环电梯仅百米之遥。如果你12点28分到达，老板娘会告诉你在门口站候两分钟，因为“我们12点半才开门”。餐厅食客大多是在附近上班的白领。小店忙碌而有条不紊，点菜买单，迎来送往，一切都在有限的空间里高效地进行。

Alan今天穿着合身的浅色西服。常年坚持早上6点起床健身给了他一副良好的身材。在不少同龄人已经开始发福的年纪，Alan身上似乎看不到一块赘肉。

服务员递来茶水和菜单。我俩瞄了一眼，齐齐决定点这家餐厅的招牌套餐——“lunch box”。套餐含寿司，生鱼片，牛肉，汤和米饭。当然，我猜测健身狂人Alan肯定不会碰那碗米饭。

存在主义哲学家说，人生不过是你自己做的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决定：穿什么衣服，见什么人，吃什么饭，干什么活。进入“不惑”之年的Alan，一直活在自己的决定里，并且活得越来越明白。

虽然大学念英语专业、没有金融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Alan这个“文科生”却赤手空拳地打入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从业17年以来，他在商业银行、投行、对冲基金都干过，职业生涯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伦敦，从伦敦到巴黎。几年前，他带太太和儿子离开住了10年的欧洲，搬回香港，开始一段全新的征程。

“我的人生从25岁到35岁，是从东往西走，从40到50岁，应该是由西往东走。”他这么归纳自己的足迹。

不管从东向西，还是从西向东，Alan坚信自己会在金融这条路上“一条道儿走到黑”。

“这是个金融资本控制的年代，而金融是为数不多让你能观察到这个世界变化趋势的行业。”Alan用他深沉的男低音告诉我。

1 为什么买债

“今年（2015年）中国境内的债券回报平均8%。如果你买中国离岸房地产高收益债，有15.1%。”Alan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们还没开吃，他就直奔主题。

“当然，除非你遇到佳兆业（01638.hk）那样的情况。”他补充道。

佳兆业？这真是一个让人感伤的名字。因为，我还真的差点买佳兆业的债。

2015年1月，佳兆业集团在深圳数十处房产项目遭调查锁定。随后公司主席、副主席以及首席财务官等多名高管相继离职。这一事件在二级市场上迅速引起连锁反应，佳兆业的五只离岸债券价格跳水，快速变身为“垃圾债”。

当时，我在我的朋友、有18年港股经验的巴菲特信徒查尔斯的指点下，企图买入佳兆业的债“抄底”。

谁知道，买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的经纪人小姐谢飞先是通知我，我还“没有资格”买债。“要取得资格，请先填表。”

折腾半天终于把表填完，我以为可以上网点鼠标下单，却发现债券原来跟股票不一样，要通过经纪公司下单。等经纪人小姐拿着我的指令去“市场”找了一圈，发现佳兆业的债“没货”了。

这就是我短命的债券投资史。

像我这样试图买债券来获取高收益的投资者并不少。《华尔街日报》去年10月25日的一篇报道称，由于中国降息和去年夏天股市暴跌，大批投资者转向债券投资。这导致中国境内债券市场大幅上涨，又引起债券投资者转向离岸市场寻找更高的收益率。

“高收益”绝非闲谈。如果我去年如愿以偿买到了佳兆业的债券，现在可以翻两倍。不幸的是，我买佳兆业未遂的现金，后来买成了股票。至于股票表现怎样，那是我想也不愿去想的问题。

“对中国来讲，股票成长最快的年代已经过去了。”Alan的声音把我从忧思中拉回了现实。

Alan所在的投行总共管理2.3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些资金一部分由客户全权委托给银行操作，另一部分客户保留投资决定权，银行只担当顾问角色。Alan告诉我，投行主要在四大资产类别（债券、股票、外汇、大宗商品）里进行投资，其中债券占比又最大。

Alan的挑战是给客户提供债券的投资建议和策略。他需要挑选出有投资价值的公司债，也要做资产类别的研究。从去年2月开始，他开始做包括房地产债在内的高收益债。

“我的角色有点像买方里面的卖方，我要做基本面研究，横向比较，纵向比较，看公司业绩，写成报告，给出投资建议。”Alan说。

Alan的朋友、香港某对冲基金经理思凯告诉我，跟不少对冲基金比，投行的私银部门对资金流动性要求不高。因此Alan可以做一些“长线”的策略，而不用过度追逐短期的回报。

“Alan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我觉得他非常擅长做他正在做的事。”思凯补充说。

几年前，当Alan下定决心离开住了10年的欧洲，回到香港时，他对亚洲的债券发展前景就信心满满。“中国公司由小到大融资步伐是不同的：小的时候卖股票，大的时候，公司不愿稀释股本，就会发债。所以我当时的判断是债券在亚洲会有增长。”

2 招你是因为你有常识

跟本文主角Alan一样，本作者也是英语专业毕业生。跟他一样，本作者第一份工作也是新闻记者。只不过，本人如今依然苦于无其它硬技能而深陷码字界不能自拔，而坐在我对面的Alan早已弃暗从明，踏上了high finance（高大上金融）的康庄大道。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别人有的，我没有？但其实你真正应该问的是：别人做了什么努力，我没有做？

比如， 你肯定没有读过《解放日报》。

1998年1月，刚大学毕业不久的Alan在翻阅《解放日报》时，读到一篇随后改变他人生的全英文广告。

某知名港资银行在内地首次招收管理培训生（Management Trainee）。广告说所有人，不计背景都可以申请。

Alan当时在上海电视台当英文记者，拿着三四千元的月薪，待遇还算不错。但在电视台待了半年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做的其实是“宣传”，跟理想中的新闻记者工作相差甚远。

“同时我也想清楚了，做新闻是没法实现财务自由的。”他说。

当时上海电视台跟美国的CNBC电视台合作。Alan的工作之一是剪辑CNBC送来的财经新闻视频。这给了他一个观察金融的窗口。

“我当时觉得做金融很酷，就开始找这样的机会。”他说。

这场考试就是Alan一直在找的机会。

笔试那天，Alan从家里打车去肇嘉浜路考场。虽然已经4月了，上海却罕见地飘着雪。

笔试的形式有点像GRE，但这完全难不倒英语专业的他。Alan顺利地通过了笔试和面试。不久，Alan就收到香港银行总部的电话，对方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去香港。

就这样，Alan成了这家港资银行当年在中国内地招收的两个培训生之一。另外一个被录取的是复旦大学经济学的硕士。跟对方比，Alan没有任何的金融专业背景。

多年之后，Alan问那个当年面试他的老板为什么要招自己。老板答：“因为你有很好的常识。”

“那个时候，国内经济学教育跟国外脱节比较严重。很多外资行觉得不如招个英文好的自己培养。”Alan告诉我。

1998年，Alan从上海搬到香港，正式加入这家港资银行。跟当记者时比，这份新工作的待遇颇为丰厚：月薪1万5000港币，宿舍公司提供。投入一份全新的工作，他开始“在游泳里学游泳”。

Alan的第一份职务就跟债有关。他要负责是给“红筹”（国有企业在香港或海外上市）公司、私人企业做融资。

到了2000年，24岁的Alan被派到深圳，成为银行深圳分行的信贷部主管，身肩给无数中小企业放钱的重任——那时深圳的楼才2000元一平米。

“那个时候（贷出去）500万是不少的，真金白银出去的。”他说。

虽然在这家港资银行做得很顺，但Alan开始求变。

首先，商业银行对培训生的职业规划有清晰的轨道，只要不出大乱子，可以“一眼看到未来”，这种确定性让他觉得乏味。其次，Alan更渴望能直接做投资，而且这个欲望越来越强烈。

“我总觉得缺点什么。”他说。

3 这是个公平的游戏

“9·11”恐怖袭击发生时，Alan正在职业生涯上苦苦寻找突破。他琢磨着去美国读个研究生，还上了纽约大学的候选名单。美国梦似乎触手可及。

其实大学毕业时，Alan就拿到过美国某大学的录取。但由于学校没有提供奖学金，他被迫放弃。

“人就是这样，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他笑着说。

恐怖袭击改变了Alan和无数中国学生的命运，美国的签证局势开始变得困难。与此同时，Alan拿到了伦敦商学院（LBS）的录取，还拿到了银行的低息学费贷款。英国变得比美国更加可行。

经过衡量，Alan决定到伦敦读书。他没想到在欧洲一待就是十年。必须承认，这中间也有些“运气”的成分。

2002年，Alan从伦敦商学院硕士毕业时，正好赶上英国第一次推出高素质移民项目。Alan的综合打分绰绰有余——这意味着他可以留在英国找工作了。

当时，一家管理120亿美元资产的欧洲对冲基金正好在招人。他们需要找一个对亚洲、台湾和大中国特别熟悉的人做亚洲市场的可转债。

可转债具有股票和债券的双重属性，当股价上涨时，投资者可将其转换成股票，享受股价上涨带来的盈利；而当股价下跌时，投资者可不转换而享受每年的固定利息收入，待期满时偿还本金。

Alan加入了伦敦这家对冲基金，主要负责交易亚洲市场的可转债。作为分析员，他和交易员共同负责一个账本，帮助交易员寻找交易的想法、时间点，监测交易的头寸。

这份工作见证了Alan人生的许多第一次：第一次用彭博终端，第一次开研讨会，第一次跟要投资的公司见面。

在实战中，Alan的能力得到迅速提升。

“2005年，对冲基金开始找私募（投资）的机会，我们开始做特别机会投资。”他说。

Alan所说的“特别机会投资”，是指对冲基金自己寻找有成长性的公司，跟公司协商条款，设计融资结构，找人包销。

讲到这，Alan指着我放在桌上的白色Kindle说，“比如你看的Kindle，其实用的是一种叫E-Ink （电子墨水）的技术”。

作为Kindle的长期忠实用户，我很早了解过电子墨水技术，不过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技术专利是由哪家公司拥有。

Alan解释说，自己在伦敦时研究发现，电子墨水这一核心技术被台湾的造纸公司永丰余集团（TPE：1907）买了。“于是我们就买了很多永丰余集团的可转债，股价两个月升一倍——赶紧出货。”

类似的可转债交易，Alan还做过中国燃气（HKG：0384）。“1.84的可转价，3.80出来。两年时间。”

这段经历让Alan的基本面研究能力大涨，也让他对于跨资产类别（债券，股票）的交易得心应手。

“你做好自己的研究，做一个决定，然后等待你的决定被证实。如果你对了，你会得到奖赏，如果你错了，你就等着被惩罚——这是个非常公平的游戏，这就是我要的游戏。”他说。

在伦敦这家对冲基金，Alan的角色渐渐演变为两重。

首先，他是交易平台上的分析师。“我跟交易员一个账本，到年底看我们的表现怎么样。交易员是基金经理的角色，但交易的点子和风险管理我有很大的参与权。”

其次，他也是一个私募投资经理。“最好的东西都是自己找的。私募和对冲很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08年，淡马锡控股企图用8亿美金收购Alan任职的对冲基金10%的股权。

“我老板想要20亿，太贪心。”他说。随着金融危机袭来，雷曼兄弟倒台，这个收购的提案也不了了之。

同时，Alan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到达了一个瓶颈。

“在对冲基金做PM（经理），一定要往交易走。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做交易那块料。”他说。

一旦跟自己坦诚相对，他的担子立即就轻了许多。

“人呢，要对自己要诚实一点。没有必要打肿脸撑胖子。N多年后我觉得，如果你坦然面对自己，都有机会。千万不要做那种明明自己不是，偏要扮着是的人。”

4 我不要“温水煮青蛙”

午餐高峰时段到来，出来觅食的白领逐渐把我们周围的桌子占领。我和Alan大快朵颐的同时，话题也转到他职业生涯中特别的一站：巴黎。

“你知道法国有‘饭票’这种东西吗？” Alan一筷子寿司下肚，问我。

听到“饭票”这两个字时，我脑海浮现出初中在学校食堂搭伙时的那张油腻腻、色彩鲜艳的塑料纸。票上印着一个鸡腿或者一碗白饭，饭票上常印着两个大字“二两”。

不过Alan告诉我，法国公司发的“饭票”不限于食堂，在所有餐厅都能用。“每个公司中午都会有7到15欧元的午餐券。公司出50%，自己出50%。然后自己的50%是免税的。”

我在巴黎只是浮光掠影地待过，法国人良好的穿衣品味和美得不像话的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过直到去年读到美国右翼作家Mark Steyn探讨欧洲“穆斯林化”和西方衰落的著作《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时，我才开始认真思考欧洲的“福利”体系给社会进步和创新带来的阻力。

Alan亲身体会过这种“共产主义社会”的枷锁。

“到巴黎一个月，我就收到税单了。50%的税，发疯了吧。”他说。

当Alan在伦敦的职业生涯碰到瓶颈时，巴黎一家对冲基金找到了他。这家欧洲最大的独立资产管理公司有200名雇员，管理资产达550亿欧元。

对冲基金的老板告诉Alan，自己要做新兴市场的债券基金，将来还要在香港开分公司，并承诺可以让Alan独立交易，条件是Alan先在巴黎待三年。

“我觉得三年也行啊。”Alan咬咬牙，同意了。

Alan并不是冲着钱去的，因为就薪酬而言，上一份工作给得也很好。同时，Alan2008年年底跟在伦敦相识的太太结婚。2010年，他们的儿子在伦敦出生。如果Alan去巴黎，他面临着跟太太和儿子分居。尽管如此，当时的他像一头困兽，急切地想在职业上寻找一些改变。

“这个行业竞争很大，没有什么可以停止不前。你保不住现在的，只有往前冲。”Alan说，“我当时想，难道我要做一辈子分析员吗？”

就这样，Alan只身搬到巴黎。

到了巴黎，他发现，虽然都是在欧洲，但法国跟英国就是“两个世界”。法国同事用自己的傲慢态度先给Alan来了个下马威。

“我们办公室一半是非法籍人士。亚洲就我和一个韩国人，他还是在英国土生土长的。办公室早上开会，明知道有人不会讲法语，他们却一定要讲法语，就好像当你不存在一样”。

除了办公室的不友善气氛，Alan发现自己跟同事和老板在投资理念上也存在差异。

“法国人老觉得在新兴国家，地产和银行股好，是最能体现经济成长性——理论上是对的，但在中国不是这样啊。”他说。

连续一年，Alan坚持搭星期五下午4点的火车，从巴黎回伦敦，陪太太和儿子过周末，星期一早上4点起床，乘5点的火车从伦敦回巴黎上班。

2011年年底，他觉得自己在巴黎待得“差不多”了，跟老板和平分手。

回到伦敦，Alan带着太太出门度假，绕着地球飞了一大半。旅行中，Alan一直在思考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他不想离开金融业，他想继续做投资。

跟太太商量后，Alan决定带全家搬回香港。做了亚洲市场这么多年，他感觉也是时候回来住一阵子了。

在欧洲生活了10年，Alan和他的香港籍太太起初对香港都感到不适。因为一切都那么“小”。即便如此，他俩还是找到了一套够大的公寓，把在英国的2米大床运回到新家的卧室，成功实现了许多香港人终生奋斗的目标：“三面下床”。

做选择的过程总是很痛苦，但Alan说他自己尽量把这个过程缩短。

“我觉得（人生）选择不要太多。选择太多很痛苦。而且不知道哪个最好。”他说。“选了就不要再想，人生是不能去假设的”。

入行17年，Alan说自己对职业生涯的每一段经历都心存感激。哪怕是让他不舒服的巴黎，也逼得他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尝试不一样的事。

“一直在一个环境待着，就像温水煮青蛙。走出去，哪怕有不顺利，每一步也都是进步。”Alan说。

丢掉了对失败的恐惧，Alan说自己就更加不在乎“面子”了：

“年轻的时候还有面子的问题，希望自己有其实没有的东西。但现在（我）无所谓，越坦诚，越没有压力，才越能超越你自己。”

对了，Alan最终果然没碰那碗米饭。

“债”的前世今生

债券是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机构直接向社会借债筹措资金的手段。希腊和罗马在公元前4世纪就开始出现国家向商人、高利贷者和寺院借债的情况。

1600年设立的、知名的东印度公司，是历史上最古老的股份公司，它除了发行股票之外，还发行短期债券。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也曾发行多种中期债券和临时债券，这些债券的发行和交易便形成了美国最初的证券市场。

债券市场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统一、成熟的债券市场可以为全社会的投资者和筹资者提供低风险的投融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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