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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论冯道者，多讥其历事四朝十帝，谓其廉耻丧尽，岂知乱世君子之苦心孤诣，非局外人所能窥见？当五代之际，武夫篡弑如弈棋，百姓倒悬于水火，而冯公屹立枢要数十载，非为苟全性命，实欲以一身为屏障，护天下生民于兵燹之间。此中艰难，非独欧阳修辈以“忠君”二字可轻判。

余尝读其诗：“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此言可谓道尽志士之悲怀。昔人谓五代如虎狼纵横，冯公周旋其间，犹似余当年谋刺摄政王时“引刀成一快”之决绝，然其道不同：彼以柔韧代刚烈，以隐忍代牺牲，所图者非一时之名节，乃文明之续绝。观其主持刻印《九经》，保文献于乱世；调和君臣，减屠戮于新政，岂非暗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古训？

或诘其臣事契丹为失节，然当中原板荡，夷狄交侵，若必以死殉旧朝，不过徒增白骨，何益于社稷？昔管仲事桓公而尊周室，魏徵事太宗而开盛世，皆以权变存大道。冯公之屈身事辽，或亦如余主张“和平运动”时之苦心：忍辱负重，以求缓兵息民，待时而为。虽后世褒贬悬殊，然当时局势之危殆，岂容书斋空论？

嗟乎！士君子处衰乱之世，其抉择往往两难：守节易，保民难；殉名易，济世难。冯道不慕“忠臣”虚誉而务实于民生，不避“叛徒”恶名而潜行于虎狼，其心境或近于余诗所言“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然青史铁笔，终须以成效为衡。若五代无冯道，文化传承或绝，生灵涂炭更甚，则其“不忠”之行，反成“大忠”之实。是非功过，岂可简单论之？

白话文：

世人评价冯道，大多讥讽他先后侍奉四朝十位皇帝，说他丧失廉耻。但他们哪里懂得，乱世中君子的良苦用心，根本不是局外人能轻易看透的？五代时期，武将篡位弑君如同下棋一样随意，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冯公能数十年稳居高位，并不是为了苟全性命，而是想以自身作为屏障，在战乱中保护天下百姓。这其中的艰难，绝不是欧阳修等人用“忠君”两个字就能轻易评判的。

我曾读他的诗：“只要心中没有恶念，即使在虎狼成群的地方也能立身。”这句话可说完全道出了有志之士的悲壮胸怀。前人说五代如同虎狼横行，冯公周旋其中，就好像我当年刺杀摄政王时那种“引刀成一快”的决绝，但两人的方式不同：他以柔韧代替刚烈，以隐忍代替牺牲，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名声气节，而是文明的存续。看他主持刻印《九经》，在乱世中保护文献；调和君臣关系，减少新政权建立时的屠杀，这难道不是暗合了“百姓最为重要，国家次之，君主最轻”的古训吗？

有人指责他侍奉契丹是丧失气节，但当中原动荡、外族入侵时，如果一定要为旧王朝殉死，不过是白白增加牺牲，对国家有什么好处？过去管仲侍奉齐桓公而尊崇周王室，魏徵侍奉唐太宗而开创盛世，他们都是通过变通来保存大道。冯公委屈自身侍奉辽国，或许也像我主张“和平运动”时的苦心一样：忍辱负重，以求停战让百姓休养生息，等待时机。虽然后世对我们的褒贬悬殊，但当时局势的危险急迫，岂是书斋里的空谈所能理解的？

唉！读书人处在衰败动乱的时代，选择往往两难：坚守气节容易，保护百姓困难；为名声殉死容易，真正救济世道困难。冯道不贪慕“忠臣”的虚名，而务实于民生；不回避“叛徒”的恶名，而在虎狼之中暗中周旋。他的心境，或许接近我诗中所说的：“即使心志将灭、万事皆休，天涯海角也无人理解。”然而，历史的铁笔，终究要以实际成效来衡量。如果五代没有冯道，文化传承可能断绝，百姓苦难更深，那么他的“不忠”行为，反而成就了“大忠”的实质。是非功过，怎能简单判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