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忆趣

一位毕业生拿着老师的推荐信去找工作，直接被任命为局长，确有其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等上大学时，全国高校在校生也就三十来万，现在有四千多万，七十年翻了一百多倍！从网上看到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有千万人，找工作有些难度，使我回想起一些往事，以前大学生不多，找工作很容易。公元1947年暑假第一天，在沈阳东北大学家中，家父老早就起来，在客厅的大写字台上研了一大盘墨，蘸好毛笔，摆好一大摞竖写的中式信封信纸，又沏好一壶酽茶，仰头靠坐在大扶手椅上，闭目养神。(家父早年毕业于老北大法律门（系），当时任东北大学法商学院（法律系、经济系）院长)不久，就有应届毕业生登门，三三两两，络绎不绝。家父就不停地写介绍信，拿到信的人就深鞠一躬走了。再过些天，不断有人手提两瓶酒登门，是找到工作的人来答谢，家父不在场，我们也不认识，他们也不留姓名，放下酒就走了，客厅里两只大木箱不久就摆满了花花绿绿的各种酒，我们家中无人喝酒，还真不如送两瓶酱油。有人来串门时，我们就请他们拿些酒走，无奈大家都很自觉，都是只挑两瓶不多拿，还剩许多，其中有一瓶啤酒，酒瓶不是圆柱形而是大圆球形，好像也没有品牌，只有一个大“啤”字，有点日本风味，那时大家生活水平不高，啤酒并不普及，听说这种酒度数低，家中几个人闲着没事就拿来几个饭碗，倒点啤酒尝尝，刚喝一口，就异口同声地说：“马尿味！”其实谁也没喝过马尿，谁知道正宗马尿啥味。话说有位王姓研究生，拿着介绍信回老家（好像是法库县）找工作，正巧那里有职务空缺，他学历又高，竟直接被任命为警察局长了！大家都感到有点意外，我的继母开玩笑说，他不能两瓶酒了事，应该请客下馆子！这事我终生没忘，多年后还帮了别人大忙。二十多年后，家父早已被判刑病死狱中（死后平反，还补发八百大元），我也正顶着右派大帽在劳动，忽然被叫到传达室，见到两位南方人，自报是江南造船厂的，是来“外调”的，不知怎么找到了我，水平不高，也不会“套供”，开门见山就问：你父亲都给别人介绍什么工作？有当警察局长的吗？我也直接回答“有！”。想必是那位王研究生的儿子在该厂工作，填表自报父亲当过警察局长，别人吓了一跳，按“常理”乃父一定“双手沾满人民鲜血”！

那位王研究生年龄较大，他的儿子王启南、王亚南和我是同龄同学，他也兼做助教，收入不多生活很清苦，抗战时期东北大学内迁四川三台县，我们都住在城里，他家住在北郊很远的柳林滩附近，那里房租较低。我和王启南兄弟都在城外西南的国立第十八中学上学，（“国立”中学不交学杂费还管饭，伙食很好。大律师张思之也是校友。）我们上学不用走半小时，他们得快走一个多小时。“柳林滩”是一段湍急的河道，河北边的农民进城卖菜要坐小木船过来，城里的菜市场时不时就传说：柳林滩又翻船了，几个人几条猪等等。后来当时的政府派来勘探队准备建桥，专业队员竟然也有两人淹死了！终于建成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桥，落成剪彩很隆重，全县名流云集，家父也去了，还大吃一顿。桥不很大但有个很大的名字：“万里桥”！！！盖因勘探队长兼桥梁设计者乃是刚留美回来的年轻工程师黄万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公子。多年后，我在北大毕业时被划右派，隔街清华的黄万里教授也被划右了！记得他的一项反D言论是这个样儿的：城里有位朋友打电话说要来访，但迟迟未到，因为31路（今331路）公交车行驶受阻。那个年代北大清华附近都是农田和砂石土路，清华附近一条路铺了柏油，本是好事，但铺设不久就翻浆了，他说：“这事要是发生在美国，市长就得辞职了。”话扯远了言归正传，一天晚上我写完作业正准备睡觉，忽然王研究生夫妇来访，很尴尬地说，家中断炊了。他们拿着枕头套大小的一个布袋，从我们家匀了米，两口子扑通就给家父跪下了。（我母亲已病故）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我八十八岁活到今也只亲眼见过别人三次下跪，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校长给家父下跪，第三次就有点荒诞了，是农民老两口给我下跪（我当时十四岁）。解放前不但学生经常闹风潮，老师有时也闹。那时大学老师不是铁饭碗，学校定时给教师下聘书，不给你下就是解聘了。有一年暑期，父亲（法商学院院长）得到聘书，但不知为何，学院的其他教师都未得到聘书，大家人心惶惶，都到我们家中秘密集会商讨对策，我还到大门外把风。最后决定，家父自己提出辞职。隔天就看见校长登门，对家父进行劝说挽留，两人在客厅里僵持半天，忽然校长向家父跪下了！客厅门敞开着，我站在院子里看得清清楚楚。（事后家父厉声对我说：不许对外说（下跪）！我也就一直没有说，现在当事人早已作古，我自己也待故，就说了吧。）后来其他教师也得到聘书，也有个别教师生气另寻高就去也。

1949年初夏的一天，我正在长春街头闲逛，看见一对农民夫妇挑着担子领着小孩东张西望走投无路状，孩子不大但农民夫妇显得很苍老，大概是生活艰苦所致。那时候政府鼓励生活困难的农民去北大荒开垦，设有收容站管吃住，待到集聚一定数量的人再一齐送走。老农民到处打听收容站在哪路人都说不准，（顺便一说，那时的路人们还是很热心的，如果有人跌倒一定会有人来扶，再说了，那时大家都穷，你讹人能讹出个P来？）于是我就替那农妇挑担子一路打听，小孩走不动由农妇抱着，我走的相当艰苦，因为从未挑过担子压得肩骨很痛，于是就使劲弯腰成90度，使扁担平压在后背上，路人们看见我这副怪模样一定以为我是残疾人。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到了收容所门口，放下东西和孩子，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老两口突然向我跪下了！吓得我手足无措，扭头遁逃。

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但“后果”没有如此严重。例如后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始建设，声势浩大，有些工人亲属从外地找来，大概也想找个力气活干，下火车走到长春市里四处打听，其实该厂远在西北郊鹿园，要坐路很长的公交车，遇到这种“远方来客”我便陪他们去，还替他们打票。那年代没有手机，到了工地还得挨个工棚打听，直到找到目标人物为止。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事，例如尽力帮助经济困难同学，买脸盆牙膏等，我的棉被用了多年破旧了，家里寄来一个缎子被面，得知一位同学交不上伙食费，我就去市场把它卖了钱给他了。我做这些“好事”并不图什么“好报”但却埋下了祸根，多年之后伟大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不幸去世，伟大领袖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学雷锋”运动，我当时还是顶着右派帽子戴“罪”之人，（雷锋1962.8.15去世，我1962.12.31摘帽。）别人“学雷锋”，我竟敢“比雷锋”，不批判我还批判谁？！（顺便聊点趣事，当时厂里有位潘技术员是“学雷锋”标兵，星期天骑车到处转找好事干，忽见田间有个水龙头“跑水”，就跑去把它关了，遭到老农呵斥，原来人家正在浇菜地。）有一次我所在单位开会，由我专题做思想改造总结，我归纳为十个问题解释和反驳，前后有逻辑连贯性，如果拿着一纸“提纲”发言，一定会被认为不虚心或抗拒改造，单凭记忆恐有遗漏或顺序颠倒，于是乎耍了个小把戏，把每个问题找出一个关键字，十个字连成一个顺口溜，牢牢记住，发言时按顺口溜一个一个问题不慌不忙款款道来，有条有理，便听到有人窃窃私语：“脑瓜真好！脑瓜真好！”（相比之下，我的一位发小郝柏林院士，人家才是脑瓜真好，不用耍把戏。文革时有一次中科院物理所开会批邓，结果冷场寂静，主持人点名他发言，不料这厮早有准备，从兜中掏出一纸发言稿，目不转睛照本宣科，句句甚合时潮堪比社论，发言毕，众人争抢其稿以作参考，待到抢过来一看：白纸一张！）

这些乱七八糟事许多都遗忘了，还记得有一事：文革一开始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就被打倒，被称为黑市委旧市委，要否定它的一切。于是乎就有人提出：本敲者的右派帽子是旧市委批准摘的，不算数，要重新给我戴上。我顺水推舟说：您说的对呀！旧市委批的都不算数，我当初戴右派帽子也是旧市委批的，也不算数。既然戴不算数，也就谈不上摘不摘了！哈哈哈哈……

顺便推销一下：本老朽还在本BBS一区物理学院版面发了几篇谬论，欢迎审阅指教。